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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3期学术通讯

作者:学院(党委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5-03-07 浏览(1992)

?学术沙龙?

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

马 戎

包智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主持人)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马戎教授,马老师今天带来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课题——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下面我们欢迎马老师为我们做讲座。

马 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主讲人)

在我20多年的调查和学习思考中,在中国的社会中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还存在着某些制度方面的区隔。我们应该跳出琐碎零星的现象,从大的框架中把握社会学结构,这样就能“站得高,看得远”,对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问题是有帮助的。

大家都很清楚在1950年代全面实行农业和非农业的户籍制度划分后“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出来。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粮食供应、住房、医疗、就业福利等方面差别太大。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一些变化,有大量农民工进城,城乡之间的交流大大加强。按照公安部和城市建设部统计,总共有1.4-1.5亿农民工,而北京的流动人口就有350-370万。这些人在进城后,在待遇福利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也使大家更关注二元结构和它的平等公平问题。今天我想借用大家都很熟悉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概念,来引出并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许多领域中存在于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系统性的制度化区隔,这条客观上普遍存在的群体区隔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同样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也同样带来了国民交往中的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各种社会问题,也牵涉到公平问题。

一、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区隔

历史上,中国文化、汉字和各个民族的称呼中,都没有“nation”和“民族”的概念。“民族”概念是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殖民,慢慢地从西欧传到了亚非拉国家。1949年,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坚持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1939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益世报》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汉满蒙回藏都是中华民族的分支,日本人就是要把汉满蒙回藏叫做民族从而分化中国。顾先生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把中华民族下再分出若干民族来,就上了日本鬼子的当。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国民党完全不同。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提出要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共和国”,即承认中国有很多的民族;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多民族的共和国;另外还确定了 “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并且在《宪法》和后续一系列政府法规中规定了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与权利。承认民族,制定专门的民族政策和特定的民族政策,这些和民国是不一样的。

1950年代,我们学习苏联,由政府大规模地调查,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确认了56个民族,每个公民都有一个“民族成分”,这在身份证上有所体现。另外,并参照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规模和聚居程度成立了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旗),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每个民族的自治地域的边界很清晰。每个公民都有一个法定的民族认同,通婚的子女也要明确选择自己的民族。相较于民国和汉满蒙回藏笼而统之时期的个人的民族身份混乱状况,现在的人口边界清晰化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治地方,在语言、宗教、习俗方面,有平等的权力,并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这一系列扶植少数民族发展的优惠政策,对解放前长期处于不利发展状态中的少数民族,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优惠政策实施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对比50年代的情况,新疆、西藏、内蒙、云南、青海等地的基础设施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这与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投资是分不开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各项优惠政策(计划生育、高考加分、自治地方的双语教育和干部名额、财政补助等)的实施过程中,少数民族民众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是获得优惠的制度性保障,而汉族民众则认为自己无法享受这些优惠政策的原因是自己的汉族身份,从而加深了各自的“民族身份”意识。这些优惠政策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不断强化每个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强化。因此,以享有“区域自治”和优惠政策的55个少数民族公民为一方,以不享有这些权益的汉族公民为另一方,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两个并立的群体——少数民族和汉族两个群体。

另外说说“民族”这个词。在提到或使用“民族”这一词汇时,政府文件与媒体通常有两种用法:一个是“中华民族”,与之相对应的是以“中华民族”为单元的“民族主义”,如抗日战争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另一个是56个“民族”(包括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与之相对应的是以这个层面的“民族”为单元的“民族主义”,如“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在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完成后,在中国人使用的“民族”概念上出现了一个双层结构:上层是“中华民族”,下层是56个“民族”。可是在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很少感觉到“中华民族成员”身份的具体影响,而各种民族制度与优惠政策使56个民族的“民族成分”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很多地方常用“民族”来代替“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比如在新疆时,他们会说“今天会上来了几个民族”,其意思是“几个少数民族同志”;北京也一样,说到民族理论,其实是指少数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是少数民族政策,与汉族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少数民族”被视为一个集合体并被简称为“民族”,而汉族则成为社会中与之并立和相对应的另一个群体。这种分野已经在国民生活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把中国人大致地分成“汉”和“少数民族”两大群体。而且这种社会区隔和社会影响有点类似城乡二元结构,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借用“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来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存在一个民族二元结构。

二、“中国”和中华民族不等于汉族

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而且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相对比较发达,因此汉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个“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中还隐隐地存在另一个倾向,就是把汉族社会与“中华民族”、“中国”等同起来,一想到中国民族就是汉族。在许多重要的事务和叙事中忽视少数民族的存在和感受。我举个例子。去年举国欢庆建国6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29日的第二版和第三版有一个特别策划“学者热议中国精神”,采访了16名中国学者和两名外国学者,再加上第一版记者综述中提到的另外两名外国学者,一共有20名著名学者在讨论“中国精神”。浏览一遍后,突然感到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所有这些学者所讲的“中国精神”涉及的大致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的“中国精神”,一个是建国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中国精神”。仔细检阅内容,前者讲的是儒家思想、孔子、《周易》、(东汉)王符、司马迁、司马光、李白,后者讲的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特区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如果把这些精神当作“中国精神”,而不是“汉人精神”,读者从这些内容中则完全感觉不到中国还有55个少数民族和他们的1亿人口的存在。在谈中国历史文化时涉及的是汉族的历史文化,在谈共和国成立后的业绩时展现的是汉族地区和汉族人物的业绩。不知道报纸主编和这期内容的策划者是否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学者、干部和民众如果看到这张报纸,看到“中国精神”就只是这样一些内容,他们会怎么想?

所以,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在中国社会“二元结构”的“汉族部分”生活得太久了,几乎感觉不到中国社会中“少数民族部分”的存在。所以当他们思考问题、编辑报纸、策划节目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还需要包括“少数民族部分”的内容和考虑数民族。但是,这些人学问很大,学历很高,能干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怎么会忽视少数民族的存在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呢?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许多制度设计中,在教育体系、科研体系和许多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中都把汉族与少数民族区隔开了,使汉族和“少数民族”成了“二元结构”中相互区隔的两个部分,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化的区隔造成了主流人群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生疏与漠视。

三、民族研究的学科区隔和教育体系中的民族区隔

1.学科的民族区隔

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里,“法学”门类下有“民族学”这个一级学科。一级学科很重要,北大、清华等全国主要综合性大学都没有设立“民族学”这一一级学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这可能还需要从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变迁说起。

无论是50年代的“民族研究”,还是“改革开放”后重组的“民族学”,都是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来定位的,凡是与少数民族相关的专题,似乎都应当设在“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其他综合大学里,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法学等学科都不研究少数民族的,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各综合大学的社会学专业里,只有极个别人研究“民族社会学”。带研究生,在社会学系下招生,但研究方向是“民族社会学”的老师可能只有我一个。这也牵涉到一个资源问题,于是在民族院校自觉的争取和综合大学不自觉的回避下,中国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把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各种研究都归并到“民族学”这个一级学科里,而且集中在民族院校。中国的“民族学”以少数民族作为对象与其他学科实现了区隔。一旦这种学科区隔被普遍接受以后,普通大学的其他学科便把中国的少数民族排除在自己的研究对象范围之外。这种传统很可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1950年代苏联学术界类似的“研究区隔”模式的影响。

其实,在一个多种族、多族群社会里,种族和族群关系通常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十分重视的研究领域。西方国家大学里的学科是按学术传统来划分的。以美国为例,并不是只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美国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许多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等也都在研究,但每个学科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上各有自身的传统与特长,如社会学调查研究种族-族群的社会分层和流动、人口学研究分析种族-族群的人口变迁(生育、死亡、迁移等)、经济学研究种族-族群的经济行为等。可以说,西方国家的每个学科都有一些学者在从事少数种族–族群的研究,他们发挥各自学科的特长与学科研究传统,并不存在以研究对象来划分的学科区隔。美国许多大学特别是综合大学都建有跨学科的“种族-族群研究中心”,组织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来共同研究分析社会上的种族-族群问题。

在中国,可以说只有各民族院校、社科院的民族研究所和民族聚居区的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关注少数民族问题研究,而全国其他学校各学科的教师和学生平时是极少有机会接触到“民族”问题的,似乎民族问题的研究只是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的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各大学的校长们也不重视少数民族问题研究,也有他们的道理,因为他们认为在50年代的“院系调整”过程中,各校原有的与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教育、社会发展相关的教员和研究材料都转移到了民族院校,民族研究就应当是专属于民族院校的事。我国在50年代设立并延续至今的自成体系的民族院校,是在普通院校系统外与之平行的另一个教育体系,而且自从这一体系成立以来,就“天然地”把少数民族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今天的各民族院校也毫无例外地把“民族学”作为本校最强和最重视的学科,并在该学科下建立一系列二级学科。这样,在形成以研究对象(少数民族)来划分的学科区隔的同时,也发展出了以“民族学”为核心学科的民族院校和不关注少数民族研究的普通院校之间的学校区隔,学科区隔进一步发展出来学校区隔。

2.学校的民族区隔

原来我国民族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面向各少数民族考生,汉人比例很小。当年在成立这些民族院校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培养少数民族行政与技术干部,毕业后分配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现在我国在职的少数民族干部,有90%以上是从民族院校或民族地区院校的民语系培养出来的。这些在民族院校这个“二元结构”的“少数民族部分”氛围中学习的干部,其实对“二元结构”中的另外一大半即汉族社会的了解相对较少,少数民族学生在民族院校学习了几年后,对院墙之外的汉族社会的历史、文化和运行规律了解很少。这对他们把自己的核心认同提升到“中华民族”成员和“中国人”这一层面是不利的。

由于民族院校的教师、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有较大比例来自各少数民族,学生主要来自各少数民族,毕业后主要回到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未来工作对象主要是各少数民族,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少数民族,研究成果的读者也主要是少数民族学者。另外,在民族地区(如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各大学里都为民语系学生设置了专门的教学体系。这样就使“二元结构”中“少数民族部分”的精英群体形成了一个以民族院校、民族地区大学中的“民语部分”为中介的“内部小循环”。尽管这些民族院校的地理位置是在北京或其他中心城市,但是学校院墙、授课课堂和研究成果交流范围仍然体现出了“二元结构”两部分间的某种相互区隔。另外,在许多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都组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民语-汉语教育体系”。这些学校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由少数民族教师使用本族语言文字教育少数民族学生,在这些学校里,只有为数极少的汉族教师和汉族学生,学生学习的所有课程(除汉语文课外)都使用本族文字课本,用本族语言讲授。这是学校教育的民族区隔。

我们总说马列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列宁一直非常明确地反对学校的民族隔离,他曾经指出“‘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在教育(或者整个‘文化’)事业上宣扬民族的隔绝,但隔绝是同保持一切(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基础完全符合的”,他呼吁“铲除民族之间的种种隔膜,使各民族的儿童在共同的学校里打成一片”。使用民语教学,对少数民族来说,确实比较方便,但是这也造成我国学校体系中明显族区隔”。因此在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在民语系学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熟练掌握了母语,但是由于各专业知识(数理化等)都是使用母语学习,现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无论是一般口语交流能力还是专业知识都希望能够使用汉语文,以便与同事和顾客进行沟通。如新疆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是用维语教学的,所有的术语都是用维语表达的,但这些同学在工作时不会用汉语表达这些术语,所以不易被计算机公司录用,因而民语系学校毕业的学生必然面临严重的就业困难。二是民语学校的少数民族师生环境使学生与校外汉族社会的交流十分有限,这也必然导致文化隔膜和认同差距。我有一个学生,前年去新疆大学教书,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给汉语班上课的维族老师。以前同样一个系,维族老师教维族学生,汉族老师教汉族学生,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通,从课堂课下和课本内容方面是没有任何交流的。这也是隔膜。

所以说,这样的二元结构造成了相互疏离——以研究对象为基础的学科区隔和以民族身份为基础的学校区隔,最后演化成为以民族为边界的少数民族知识的社会区隔:一方面,汉人学者、学生和普通民众不了解、也逐渐不关心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学者(及少数汉族学者)从事的少数民族研究(包括历史、经济、文化、宗教、语言、教育、社会发展、认同体系等)的成果只是在少数民族内部交流,在民族院校的院墙内讨论,也无法进入普通院校师生的观察视野。这是知识上的明显区隔。如果这样的社会区隔长期延续下去,会对汉族知识分子与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汉族民众与少数民族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兼顾软件(教学语言)和硬件(同族师生的校园)的“民族区隔”。也许这些都可以被视作是学科建制和教育体系中把汉族和少数民族区隔开的“二元结构”。

3.著名大学必须关注少数民族人才招生和培养

在加强各族民众心目中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作用特别重要。我们的教育体系和学科设置,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在各级学校的学习培养使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完成一个从“本民族精英”到“中华民族国家精英”的转变过程。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特别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大家都知道,美国黑人和白人的种族矛盾是非常惨烈。为了解放黑奴而发生“南北战争”等,这么糟糕和惨烈的种族史,在经过“民权运动”后40多年的化解,居然出现一位有黑人血统的总统高票当选,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我们必须要关注它是怎么发生的。美国的精英从何而来?奥巴马、赖斯和鲍威尔从何而来?美国的政界、学术界、企业界的领袖人物大多由顶尖著名大学培养出来,奥巴马就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而且美国的“常春藤名校”非常重视从少数种族中招收学生。这与中国的学校是明显对比。以哈佛大学为首的6所“常春藤名校”在2006年至2009年这4年里,每年招收的少数族裔学生大约都占招生总数的34%到42%。2006年美国总人口当中非白人的有色人种(少数种族和西班牙裔)中占31%,也就是说,美国顶尖名校每年招收少数族群学生的比例显著高于少数族群在人口中的比例。其实这些数字非常能说明问题,美国名校在培养少数民族精英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推动下废除了学校种族隔离及肯定性的优惠政策,使少数族群青少年得以在优秀中小学入学,为他们升入最高学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著名大学在招收少数族裔学生时实行了优惠政策。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才使近几年这些著名大学招收了如此高比例的少数族裔学生。正是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些著名大学培养出一大批少数族裔人才,他们在哈佛大学等校园成长,与白人师生结成社会网络,从心底里认同美国精神,他们已经不能被看作是“黑人精英”,而应当被看作是美国的“国家精英”。最后从这一大批少数族裔国家精英中涌现出来一个才能出众、高票当选的黑人总统,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几十年美国学校教育特别是顶尖大学努力培养少数族裔学生的必然结果。相比之下,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在招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方面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力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何时能够为中国培养出来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果我们的民族教育系统和民族院校培养的都是本民族意识很强的“民族精英”而不是中华民族的“国家精英”,我国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基础就不可能稳固。

四、政府工作业务的民族区隔

在政府部门也存在着民族区隔,我国中央政府在国务院下属各部委中专门设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各省-自治区政府、各地区—州政府、各县-旗政府下面都成立了与专业局平行的“民族事务委员会”(或民宗委)。凡是与少数民族事务相关的问题,一般都会由各级“民族事务委员会”来加以处理。所以,在各级政府的施政中,“少数民族事务”和其他事务之间,也形成了某种“业务区隔”。这样的机构设置和处理业务对象的权限划分,有利也有弊。有利之处是少数民族的各项具体事务有一个专门的政府系统来统一管理,可有全盘且长远的考虑,办事人员来自少数民族,熟悉政府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比较了解,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比较熟悉,在处理这些事务时比较顺手,效果比较好;而不利的地方是,这样的“业务区隔”使得除了“民委”系统之外的其他政府部门和人员不再考虑和关心少数民族和相关业务,久而久之,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知识和了解程度会大幅降低,有的甚至到了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缺乏基本常识、对政府的民族政策内容一知半解的程度。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整体发展、少数民族人员的就业、福利和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绝对需要政府所有部门、主流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和共同努力,单靠“民委”一个系统来努力肯定是不够的。

当然还存在着“自治地方”和“非自治地方”的差别。由于在政策上的差别,“自治地方”和“非自治地方”这一体制在居民们的心目中也创造出了一个地理上的二元“空间区隔”。但是在事实上,自治地方的居民并不全部都属于某一个(或几个)“自治民族”的成员,如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但除了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汉族等,并不是一个民族就可以概括了的。另外,在非自治地区生活和工作的居民也并非全部是汉族,如北京,生活了四五十万少数民族。所以,无论是在某个民族自治地方生活和工作的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员,还是在非自治地区生活和工作的少数民族成员,在这样的“民族空间区隔”体系中都多少会有些特殊,有时甚至是被歧视的感觉。比如北京的回族居民享受到的政策优惠,就不如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居民。因为新疆世居的主要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等)享受幅度较大的加分优惠,在新疆的汉族高考考生就会觉得他们与北京的汉族考生相比,在当地受到“歧视”。新疆的“民考民”和“汉考汉”的分数线相差一百多分。另外,来到北京上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感到整个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氛围使自己有某种“客居”的感觉,不如在自己的自治地区轻松。这样的制度和政策,在客观上有可能加强了各族居民之间的空间区隔和感情隔阂。

近年来中央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根据投资有大量的人口流动,我国各族人口的跨地域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由于东部/中部的汉族和西部少数民族在以往的学习和生活中彼此了解很少,文化(语言、宗教、习俗等)差异和身份认同距离很容易导致彼此的误解和冲突,长期以来教育体系中民族区隔的存在也是造成这一知识隔膜和感情疏离的原因之一。这些人口流动和街头的矛盾冲突,也为中国的民族关系研究和各地的民族工作面临一个全新的局势和全新的挑战。但在我国行政体系中的“少数民族”部分,各级公务员的位置分配都必须考虑“民族身份”因素。在这个系统中,一个少数民族干部的职位升迁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和他出身民族的人口规模和“自治地方”的行政等级(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相关,在中国行政体系的“少数民族”部分(自治地方政府机关或民族院校)里如果有一位少数民族官员退休,通常上级机关会从同族中遴选他的接替者。我们还将民族成分放在能力和工作效果之前,这些做法客观上都在强化所有人的“民族”意识和对本“民族”权利和利益的关切,阻碍了各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真正“融入”中国的党政军体系和教学科研队伍,也不利于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成员建立一个与美国人心目中的“美国认同”类似的共同“中华认同”。

五、媒体和文化娱乐中的民族区隔

在媒体和文化娱乐中也存在着民族区隔。中国存在着“普通题材文学、电影(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和“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这样的区分。在我国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无论是故事的主线还是主要角色都必然是少数民族。而在“普通题材电影”中,观众几乎绝然见不到有少数民族身份的角色的。 

我总是举美国的例子,它是很大的参照系。在美国似乎就没有“少数种族题材电影”和一般(白人)电影这种区分,美国电影是根据暴力和少儿不宜等分级。美国的文艺界、影视界在这些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对美国种族关系的改善起到了潜移默化、非常重要的作用,充分显示了美国的多种族社会和多元文化。在中国,电影被区分为“普通题材电影”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两大类。在“普通题材电影”中,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少数民族角色,甚至连广泛混居在汉人城镇中的回族、满族角色也看不到。如果几个年轻人去餐馆就餐,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镜头:其中一个人提醒同伴,今天一起吃饭的有一位回族,我们最好去一家清真餐馆,但类似这种情节在美国电影中是可以看得见的。我们的电影中往往会忽略这些简单、平实的信息。如果我们关注中央电视台的各频道,主要节目的主持人中,少数民族比例所占很少。另外,我们偶尔看见少数民族医药、民族地区旅游业和乳制品广告,而其他各类广告中很少看到少数民族的形象,这与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如果这些广告中有20%-30%使用少数民族,相信在各族消费者的心目中对“中华民族”会有更加具体和亲切的感受。中国以“民族”为界限对影视作品进行分类的后果是:我国电影观众在日常文化娱乐中完全无法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民族社会”这样的重要信息,更难以通过这样的文化娱乐节目了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与民族相关的知识积累。我有一个学生对人教版的小学及初中的语文课本进行了梳理,找到了9篇跟民族相关的文章。我们的孩子对少数民族不了解,当然有很多问题,对于少数民族知识的极度匮乏,如果他们长大后来到西部城镇寻求就业机会,对于少数民族知识的极度匮乏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误解、大汉族主义心态和心理隔膜,这对当地的民族交往和社会经济发展非常不利。过去发生过一些事情,使一些文艺工作者不愿意创造少数民族体裁的电影了。发生若干起冲突的事件之后,广大汉族文艺工作者和出版社为了“少惹麻烦”,尽量拒绝或回避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创作内容。而政府主管部门也为了较少可能的矛盾,不鼓励下属的文艺工作单位去碰“少数民族题材”。

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汉族文艺工作者需要对占我国总人口近10%的各少数民族有更多的了解,要多与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交往,尽量避免发生由于缺乏知识或文化误解所带来的矛盾,但决不能“因噎废食”;二是出版机构、主管部门要聘请熟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人员来做相应内容的编审,发现有可能导致误解的内容时,与创作者沟通来共同修订;三是少数民族读者和观众也要把心胸放开,要欢迎汉族文艺工作者和作家关注少数民族题材,对他们的创作要有一个更加宽容的心态。


六、结束语

再回到城乡二元结构。在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也存在城乡差别,但是“乡下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进到城里之后,在各方面生活与就业的自由度、待遇和“城里人”相比并无明显制度上的差别,他们很快就能够成为“城里人”。但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和不同的政策待遇把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严格区分开来,最后形成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今天我们也在努力打破。其实,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宏观上也存在“汉满蒙回藏”的区分,但是每个人的身份并没有明确的族别标示,许多满、回人口混居在汉民当中,蒙、回、藏、彝民如果通晓汉语,他们在中原地区都被当地民众视为普通的“国民”,在政策和法律上没有明确的排斥或歧视,除了有的人仍保留一些生活习俗差异外,各族之间的交友和通婚也被人们视为常见的事。当时民国政府学校开设的“公民”课程和颁布的教科书,一直在强调“中华民族”,并以此加强国民凝聚力进行全民抗战。因而,当时各族民众头脑中的民族意识主要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另外,1949年后,我们进行了民族识别,施行了各种优惠政策,在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区隔,客观上出现一个新的民族“二元结构”。从这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这个“二元结构”其实很不利于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不利于相互学习和文化的融合,特别是在政治认同方面弱化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不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来应对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竞争。如果我们能够像思考“城乡二元结构”的利弊得失那样,也对我国目前以“民族”为区隔的“二元结构”进行一下反思和论证,对相关的利弊得失进行系统分析,相信那将会对新世纪我国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推动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 

实际上,这样类似的区隔在外国也存在。苏联的突然解体使全世界目瞪口呆,不仅震惊了西方政界,也对西方学术界造成巨大冲击,被西方社会科学界自认为是“最大耻辱”。他们问自己:为什么西方国家多年来投入了那么多的资金、人力,设立了那么多的课题来研究苏联,但是居然没有一个学者对苏联的解体做出任何预测。那么,西方的苏联研究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没能预见苏联的解体?如果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对社会的规则做出深层次的分析,不能对未来社会可能的巨大风险做出预测,那绝对是失职。如果说苏联本国的民族研究学者是由于国内政治氛围和学术禁区而“集体失语”的话,那么自由松宽而且盼望苏联政府垮台的西方学术界在苏联研究中的迷失,则说明它还存在着其他问题。 

密执安大学的Suny教授在回顾美国的苏联研究时特别指出“在那些研究俄国主体(Russian proper)的学者和研究非俄罗斯群体(Non-Russian groups)的学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断层(chasm),彼此极少跨越。”研究主体的,不认为少数民族是一个问题;研究哈萨克斯坦和北高加索等问题的,也不觉得自己的问题会影响全苏联。因此,西方的苏联研究学者分为研究苏联主体俄罗斯社会和研究少数民族社会这两大群体,彼此间既不相互沟通也不关心别人的研究成果。这种以研究对象划分的“二元区隔”导致了“盲人摸象”的结果,使人们无法对苏联社会的内在矛盾进行整体的、科学的分析。出现这种研究模式,主要原因是美国学者们受到苏联学术界“研究区隔”的误导。我们许多制度和政策学自苏联,苏联学术界就存在这样的“二元区隔”,影响到美国的苏联研究队伍也遵循了这一模式,这是典型的学术研究中的“路径依赖”。其实这种源生于苏联的区隔影响了美国,也影响了中国。西方的苏联研究者在反省,那么我们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者们就不应该反省吗?很多学者熟读斯大林民族理论,总把“苏联经验”挂在嘴边的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者中,又有谁预测到了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呢?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苏联主流社会的学者们与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学者们之间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学术区隔呢?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另外,在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存在着许多重大问题:经济转型、政治民主、外交攻防、官员腐败、环境生态、民生问题等等,但是从苏联的演变态势来看,中国存在的最大社会问题是民族关系问题,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家分裂,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已是清晰的预警信号。而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把“中国(主体)社会”与“少数民族”区隔开的种种“二元结构”使得政府领导人、学术界和广大民众都丧失了在这个问题上获取知识的渠道和对相关信息的敏感神经,国人实在需要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也应积极设法及早改变这一状态,共同努力打破 “汉——少数民族的二元结构”。一方面,研究中国(主体)社会的各界学者们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问题,关注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程度的变化,关注对建国60年来我国民族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反思与改进。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学者们也需要把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放到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大框架里来思考。大家从两方面共同努力打破现存的“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苏联发生的那一幕不会在中华大地上重演,使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发展道路上更加团结和自信,使我们不负于祖先,亦无愧于后人!

 

           

                                       (记录/编辑 乔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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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圣敏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研究中期研究成果获得好评

张肜肜

916日上午,教育部举行重大攻关课题中期检查会议,我校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研究”首席专家杨圣敏教授就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目前课题进度、课题前期研究成果和以后的研究计划等做了全面、详细的汇报,课题主持人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嘉博士就有关心理学调查研究事宜进行了补充说明。由5位知名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充分肯定了该课题目前的进度及其所取得的成果,认为该课题完成情况非常好,调查非常深入,起点非常高,并希望今后加大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广,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将相关重要研究成果推向国际学术界。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建构

——以中国为对象的比较研究

周晓红

包智明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主持人)

我们很荣幸的请来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红教授,周老师也是中国社会学会的常任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社会学学科组的七个成员之一,周晓红老师长期从事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最近也在做一些中产阶层的研究。今天,周老师带来的题目是“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结构”,下面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老师的讲座。

周晓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主讲人)

“选择漂的生活和工作很少是人类的本能,而是对环境的反映。”我早年对人类学很感兴趣,这句话是博厄斯在《萨摩亚人成年礼》中为玛格丽特-米德作序的时候说的。我们所谓的青春期的震荡不过是人类对压在自己身上的所谓的文明的反应。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行为是从哪里来的。我今天讲的话题是我这几年思考的问题之一。今天的题目是“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建构”,我主要讲的是以中国为对象的比较研究。

去年暑假美国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邀请我去华盛顿开会。他们在给我们的邀请函中写了整整两页,其中有一页纸以上是他邀请你回答的问题。其中,有一个西方人很奇怪的问题是:中国中产阶级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怎么没有独立的声音。我最后告诉他,中国中产阶级不可能有独立的问题,因为党处理好了体制内外精英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中产阶级和党矛盾的问题,中国主要的问题在我的文章中也有表现,中国最典型的问题事件是“南平血案”。学社会学就要思考一下社会学的想象力,把困境与整个时代和历史背景结合考虑。我们做很多研究就是因为有社会学想象力才能研究出来,否则会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事。可以看出,“南平惨案”实际上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紧接着就在全国发生了六起类似的惨案。所以,现在中国中产阶级不是问题,而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些问题在中国不成问题。中国真正的问题是中低收入群体的问题。事实上,此类问题在以前就暴露出来了。大家都知道“通钢件”和 “汶川事件”。“汶川事件”是普通老百姓与基层政府的矛盾;“通钢铁件”是普通民众和资本集团、利益集团的矛盾。这个矛盾比中产阶级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我讲这些就是要说明我今天所讲的主题。我写过很多有关中产阶级的文章,但是我今天的讲座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我在2005翻译了米尔斯的“白领的中产阶级”,米尔斯在其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政治后卫。他认为这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特征。我在2002年的一个文章中提出,相对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后卫,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两个特点,即政治后卫和消费前卫。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中产阶级的这两个特点正好和两个过程相关。一个是全球化的过程,这是导致中国中产阶级消费前卫的原因。而社会转型是导致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后卫的原因。我先把我的主要观点交待给大家,然后再来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建构问题。很多人都谈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问题,这两个词的重复率是很高的。很多人在讨论中国中产阶级成长和产生的时候基本上也围绕这两个词。那么我自己在想,为什么这两个议题始终纠缠在一起呢?

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是讨论中国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两个互为交织的基本议题。这两个议题所以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首先在于它们都是发生在1980年代后的社会变迁过程。它是一种共时态的社会转变过程,即全球化凭借资本、技术、商品、服务和劳动力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流动,得以使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表现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或推广开来。这就是共时态的得转变过程,同时它又作为一种历时态的社会转变过程。在东欧社会转型以市场转型为前导,继而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巨大变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它是历时态的变迁过程。这两个过程息息相关。所以我认为,与其说社会转型是全球化的一种必然结果,不如说正是发生在中国以及苏东等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这场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铺平了道路。如果中国和苏联仍然保持原来社会主义的状态,就只能说是“半全球化”。换句话说,仍然是西半球的活动,跟东半球无关。我认为东半球实现了社会转型才使得原来西半球的那套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开来。

一、全球化或中产阶级是如何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

尽管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开始,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出现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它都不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话题。并且,不仅中产阶级的存在早期主要限于欧洲和美国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即使在这些国家中,中产阶级也不是一种主要的社会存在。从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可以看到,不仅是皇家的建筑富丽堂皇,而且市民的建筑也是用大理石累积起来的。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实际上都是有一两百年的中产阶级的历史。所以整个国家的富强是以普通老百姓普遍的富裕为基础的。但是真正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止,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有世界性意义的话题,即使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它的第三等级中间真正称得上是中产阶级的人也只有20%-30%左右。真正意义上全球范围内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中产阶级的成长过程中,有这样两大因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一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它不仅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影响到中产阶级本身的形态变化:早期的中产阶级由三部分人组成。即那些占有少量生产资料的小农场主、小企业主和小商业主。这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说的所谓的“老中产阶级”。他们的特点之一是都占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资料,如小工厂、手工作坊、几十公顷地等。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新中产阶级”也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公务人员,主要是为国家服务的。第二类是经理阶层,其数量越来越多。在毛泽东时代,很少有经理这个称呼,只有糖烟酒公司有经理。一般社会地位高一点的人叫“厂长”。今天,厂长的数量越来越少,经理的数量越来越多。这说明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换句话说,厂长的时代是一个以生产为主的时代。当成产不成问题而销售成为问题时,经理的地位就提高了。这反映出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三类是专业技术人员。各种专业技术人员越来越多。今天的很多职业跟原来相比没有很大的变化,只是技术含量增高了。比如过去的管道工在今天干的是一样的活,却叫“管道工程师”了,区别是他可能是经过大学专科以上培训的。所以现代社会中提高一个职业声望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大学接受教育。在1930年还没有形成传播学时,广告给人的印象就是拉生意的、中介、掮客,美国一位很著名的广告人霍普金斯向好朋友说:“你们不要跟我妈说我在做广告,否则在她眼里就和妓院里弹钢琴是一样的”。所以当时做广告是很没有社会地位的,后来当广告人去大学拿传播学学位后才得以改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资本。所以现代社会主要是这三类人称为“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相比,“新中产阶级”是为更大的资本打工的,或是为国家打工的,他自己是没有生产资料的。新中产阶级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原因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使服务业比重加大了,白领阶层扩大了。其二是西方的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即所谓全球化。这一转变自然更为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印度以及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腾飞的动力不一,时间先后不一,资本以及市场的发育程度不一,但它们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出现的变化,却多多少少受到现在越来越强劲的经济全球化力量的影响;进一步这些国家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动和中产阶级的产生,也与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全球化不能不对中产阶级的成长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意义。中产阶级的成长所以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是因为:第一,全球化直接造成了全球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职业结构的变动。所谓全球的产业结构是指,不同国家根据自己产业发展的程度不同,在全球经济中间承担的角色和义务不同。在英国和美国,经常可以看到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有几个厂房,但是已经很败落了。我记得1999年我去耶鲁大学时,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戴维斯开车带着我四处转,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厂房。我问他这些厂房现在都到哪里去了,他的回答很简洁,“May be in China.”。因此在全球的产业环节上,不同的国家承担着不同的功能。第二,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势必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并进而影响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全球经济造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到中国来的很多外国人当了经理,中国出国的很多人当了劳动力。本田在日本的工人工资是中国工人工资的几十倍之高,所以移到中国来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省它的开支。当然关键技术是由日本工人主掌,而具体的工作由中国工人来做,所以工人开始罢工,而最近的罢工结果是长了百分之三五十的工资。第三,经济全球化还形成了全球性的消费品市场,以及与这种市场相适应的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你看现在哪些东西在中国好销啊?人头马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每年的销量就超过了巴黎。另外,走在大街上满街的中国人背着LV。我前年到法国的“巴黎春天”,当我从地铁进入巴黎春天第一层时看到满满的都是中国人。这就是全球性的消费品市场的形成。

对中国来讲,这种影响有利有弊。弊表现在:首先,我们的资源被消耗了。全世界的出口都从中国来出口的话,就意味着全世界都用中国的原料。其次,环境被破坏了。另外,社会心态的平衡被破坏了。产生相当大的贫富差距以后,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关系被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敌视、对立、仇视增加了。利表现在:除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增长以外,就个人而言有20%-30%的人富裕起来了。这些人成了中产阶级。就发达国家而言,同样也有得失。利是完成了全球资源的掠夺,但其中产阶级遭殃了。因为大规模的制造业的外移,导致了经理阶层和文员阶层的减少。普通的中产阶级开始找不到工作,产生了日本人所说了“M”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的塌陷。因此,美、日等国家拼命反对中国的出口。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一般的民众竞争不过中国劳动力。因此,在我看来,笼统地谈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几乎每种影响对每个国家及其中产阶级的成长都是一把“双刃剑”。

二、中国的道路:社会转型的力量

尽管当代中产阶级的成长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但中国的故事却常常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中国大陆大规模的工业化始于1949年后,具体说始于1953年开始执行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从1949年起直到改革开放时的1978年,尽管中国社会历经磨难,30年间中国的工业化还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它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1%。虽然几经反复,到毛泽东去世之时,中国大陆还是基本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在这30年中虽然工业化有了相当的进展,但工业化本身却并没有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动发生必然的影响。19491978年的30年间,中国的工业化并没有像西方世界那样打造一个中产阶级,是由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道路所决定的。

第一,在1949年推翻原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统治之后,首先是为了给毛泽东的“阶级及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的论断以现实的支持,其次是为了赋予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的感觉,即有没有人被你打翻在地。所以我在做农村研究时,有农民讲的很好,说在土改前地主都是耀武扬威的。但苏南的农村是个例外。费先生在讲的苏南的农村在30年代以前是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如孔夫子讲的“贫而有才,富而有理”。我觉得,穷的人只要做到不谄媚、心情平和,富得人彬彬有礼、不骄纵就是很好的。为了给人当家作主的感觉,中国大陆在工人农民的对立面维持了一个“符号性”的剥削阶级达30年之久。1948年任弼时代表中央在东北做《土地法大纲》报告时,其中颁布的原则是地主阶级失去土地五年、富农失去土地三年的回归劳动者。这是有道理的,符合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但在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搞了30年,在“阶级斗争”的路线指导下,不但已被推翻的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被视为阶级敌人,而且除工人和农民以外的阶级和阶层也都被打入另册。 

第二,在所谓“人民”的范围内实现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1966年后甚至导致了极端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结构。就平均主义的政策而言,据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的研究,19601970年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最为平等的国家。当时中国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是低收入者的2.22.3倍,而基尼系数更是只有0.200.21。这种平均主义的和“去分层化”的社会结构是通过多种经济和政治手段实现的。一个人的读书时间和收入是成正比的,现在全中国大学里的MBA有五个排位衡量指标,前四个指标包括校舍、仪器、图书、国际化程度以及师资等等,最后一个指标是学生毕业两年以后的收入减去入学前的收入。也就是说,差额越大,这个学校就越好。这叫做教育回报率。现在中国教育年回报率达到了6%7%以上。刚刚改革开放时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有一个词叫“脑体倒挂”。最典型的两句话是:“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是今天,你能找到卖茶叶蛋的比得过造导弹的吗?你能找到拿杀猪刀的比得过拿手术刀的吗?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遭到人们的诟病,虽然说底层社会也很有问题,但是因为低层阶级受到的剥夺相对中产以上的人受到的剥夺要多,再加上底层社会人数广大,所以现在中国中产阶级成为众矢之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中国的顶层阶级即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底层的老百姓也不知道。但低层阶级知道中产阶级,因为和中产阶级的接触多,中产阶级最终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所以那些底层社会的失意者都先要找好的幼儿园去作案。换句话说,底层的百姓已经把中产阶级看成是眼中钉,视为造成自己生活不幸的来源。但这实际上是错误的,中产阶级远远没有这么恶。你们可以去看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对国王和贵族最有意见就是第三等级中那些最好的人,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接触到国王和贵族,才会觉得上帝应该像对待国王和贵族一样对待我们。换句话说,阶级的冲突往往不会越过另一个阶级达到上一个阶级,而只发生在两个相邻的阶级之间。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要觉得“我管这么多的干什么,我只要挣了钱、买了房子就完了”。中产阶级最后一定是这种恶性化的承担者。

第三,从经济上看,导致中国社会无法产生一个与工业化相称的中产阶级的原因也是多样的。具体说来,由于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军事工业)为前提的。在当时与国民消费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一直严重滞后于人们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刘少奇同志因为说过类似的话而遭到了批判,刘少奇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的矛盾”。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是很有骨气的,1950年跟美国大战,1962年跟印度大战,1969年跟苏联大战,这三场战争中我们没有丢面子,尤其是和印度的大战还让国人满足了一下,但我始终认为一个民族的记忆是很难消除的。我那年和杨圣敏老师、马戎老师去印度参观了德里的一个研究所,在那里我看到一本打开的中文书,是《中印边境反击战始末》。我能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放不掉日本人,但是中国人的心理也很简单,即“什么时候被我们打一次这事就结了”。中国是最讲究面子的国家,只要面子保住了就可以了。但是,这也导致了1952年到1980年中国职工工资的增长只有百分之十几。人均每月从46元涨到了54元。那个时候把西方的生活方式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到1968年,全中国的咖啡店就剩下一家了,叫“工农兵咖啡店”。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毛泽东时代,要想形成中产阶级是不可能的。

变化出现在1978年以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运动。如果说中国经济在这30年中的迅猛发展,为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还与1978年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社会转型从根本上说是由市场转型引发的,但毛泽东时代固化了将近30年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松动最初还是由政策的松动引起的。1979年,中共中央宣布为地富及其子女摘帽,结束了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得以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填表很少有家庭出身一栏。  

在中国,与中产阶级产生相关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分为两个鲜明的时期:1.19781992年的15年是第一个时期,在此阶段伴随着对私营经济的“放生”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推行,有两部分人首先成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其一,城乡社会那些首先投身于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如北京的个体户,他们原来可能是罪犯。为什么他们首先做市场经济?因为他们没有谋生之路也没有什么可丢掉的,所以就做市场经济。而很多在大学、机关的人舍不得把铁饭碗砸掉。其二,那些主要通过父母拥有的权力和“双轨制”政策而富裕起来的干部子弟。我们都知道当时有一个经济策略,是一批社会学家像华生等提出的“双轨制”。即在价格上实行两套价格体制,一套是计划经济的价格体制,一套是市场经济的价格体制。在一些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是以平价拨给的。但一些乡镇企业等都是以议价的方式从市场获得。这给一部分人提供了创造财富的机会,这些人是干部子弟,因为他们能搞到批文。2.1993年至今是第二个时期,在此阶段随着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以及包括住房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的推进,原先在再分配经济中具有优势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凭借着引导转型的政治资本或转型所需要的文化资本,很快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成员。以住房改革为例,住房改革使得国家的公务人员、事业单位的人获利。如果结合国外的体验,你会发现相对增长在世界上的比重。我1999年在哈佛时,南大给我的房子是60平米的,房价大概是4000元每平米,总共20多万。当时美金顶8点几的人民币。换句话说,我那套房子值2.5万美金。而哈佛给我的工资是2300美元每月,给了11个月,和我国内的资产相当。也就是说,我个人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够我在美国折腾两年,但今天的资产在美国就不止生活两年了。所以说现在的相对资产额多了很多,个人的资产得到了极大的增长。这些人的资产增加和第一阶段的中产阶级不同,主要是国家机关干部群体,这些人从1989年前到1992年实际上也没什么钱,还有大学教师等技术人员,这些人也越来越多。

三、中国中产阶级的建构路径

从宏观的制度背景上说,中国中产阶级在1978年后的重生,与其后推进的朝向市场的改革或转型休戚相关。1978年后,这种再分配体制逐渐为市场报酬体制所改变,而后一种体制要求使用要素者向提供要素者根据要素的市场价格或在可分配成果中的贡献来支付报酬。也就是说,你要用这个人才及其创造发明就要根据人才和发明的市场价格来支付报酬。正是这种报酬体制确保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成为现实。最早,倪志伟就敏锐地看到:既然“由再分配向市场机会的转型包含资源调拨和分配方式的变化,那么这一转型很可能会改变分层秩序”。这些变化都导致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

伴随着30年中GDP的狂飙突进,这样一些与市场相关的分配机制的介入直接导致了社会分层秩序的变化和中产阶级的产生:

1)以市场价格来支付报酬,必然导致不同人群和同一人群中的不同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基尼系数的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中产阶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由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国家权力和市场这两种基本力量控制资源的能力开始发生转变,这导致了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改变,并进而影响到中国中产阶级的构成发生变化。其实,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是在原有的政治力量在场的情况下实现的,国家权力和市场的力量并不一定此消彼涨,相反它们都可能分别或交互发生作用。比如,在现今中国中产阶级的三大组成成分中,如果说国家公务员及社会组织的管理者更多的依赖的是权力的力量,那么经理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中产地位则主要是市场化的结果。

3)与市场化推进有关的税收制度、住房改革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成长。

从经济的因素来说,消费所以会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建构自我认同的主要途径,原因包括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从历史的原因来看,“Middle Class” 这个词主要是中间阶级、中等阶级,没有中产的意思。毛泽东在1927年《中国各阶级的分析》中写到民族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这说明毛泽东在1927年已经使用“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这一阶级或阶层,在财产占有及其由此决定的消费上的中等性,这跟很多国家不同。在流行英语的地方,很容易将“professional”与“Middle Class”等同起来。但是研究表明只要通行中文的地方包括受中文影响的地方,都容易把“Middle Class”译成中产阶级,都会造成他们对财产的过度关注。2005年我去印度开会,讨论“中印中产阶级的比较”。去之前新加坡国立大学请我去做报告,在从新加坡飞往印度的航班上看到杂志上讲“印度有7亿中产阶级”。我知道印度的穷人很多,所以说印度人的水分很大。后来我们在印度参观时遇到一个印度地主,那个地主很有钱,但他还向往社会主义。我们曾经听说印度的高等教育很普及,受高等教育的人比中国多。但实际是,他们最好的大学条件都很差。他们的社会学系连一台电脑也没有。后来我到了孟买。研究印度中产阶级不去孟买就等于研究中国中产阶级不去上海、研究美国中产阶级不去纽约一样。我到了孟买很激动,我看到原始资本主义旺盛的繁殖能力。这使我想到了马克斯?韦伯。据马克斯?韦伯的夫人在一本书里写道:“1906年大病初愈的马克斯?韦伯到了芝加哥,看到芝加哥跟欧洲的许多城市比起来就像是没有薄膜的心脏,在有力的跳动着。”我看到孟买就想到了马克斯?韦伯这句话。我和我的一位印度朋友维纳说了上面的一段话。她就问我,为什么中国不像没有薄膜的心脏,只有孟买像。后来我就告诉她,中国党和国家就是那个薄膜,使得我们收到了一定的控制。我们经常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讨论问题。我们是一个强国家,而印度是一个弱国家,一切都是很本能的样子。我在很多文章中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老怀疑自己是中产阶级,而印度人为什么感觉这么好。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说,消费所以会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建构自我认同的主要途径,不仅因为这一阶级的经济地位既是由改革开放30年来GDP的快速提升奠定的。我们在改革开放初GDP的总量是2600-2700亿美金,今天在40000亿美金以上。今天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在50000-100000亿之间,等于改革开放初全中国GDP的几倍,所以国家现在也很有钱了。去年的经济危机,国家投资40000亿。另外,也是由前述一系列的朝向市场的转型促进的,在GDP的连续增长和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城镇居民的收入不断增长。问题是,收入增长不是大家都增长,而是有人增长的多一点,有人增长的少一点。但是,统计数字只告诉你平均数,所以很多人觉得自己是被增长。第二个问题是这十年来我们的GDP转化为国民收入的比重在下降,但在改革初的十几年中一直在上升。

从社会的因素上说,党和国家对消费的倡导不仅导致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进入快车道,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的提倡和推动,加之进入1990年代后越来越强大的全球化浪潮,在中国人尤其是先富起来的权力和财富精英阶层以及人数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中,与消费主义相关联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开始形成,这对中产阶级的认同建构尤为重要。消费主义就是说我们更多的不是认同消费所具有的实际的功能,而是更看重其符号的功能。有些东西有实际意义,而有些东西纯粹留下的只是符号的意义。所以,很多人将消费当成个人自我认同建构的主要因素。

四、全球化、社会转型和中产阶级的两重特性

政治后卫是米尔斯提出的,但是将消费前卫和政治后卫同时提,是我提出的。我们能够发现,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治和消费两大领域完全相左的上述两重性,其实是由其形成时代所经历的全球化浪潮和社会转型实践所决定的。

虽然米尔斯强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后卫特征,但众所周知,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不仅在欧洲中产阶级的早期历史中,其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锋芒一向犀利无比,他们获得财产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从来就是政治前卫的直接结果,并因此形成了欧洲市民社会的优良传统。

一如作为法国大革命产儿的欧洲中产阶级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激进特征一样,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年代和全球化的扩展时代的同步,自然也会赋予这一阶级诸多全球化的特征,其中最为鲜明的就是消费主义特征。通过对印度中产阶级的观察,我发现这一特征并不独属于中国中产阶级,它也同样表现在另一个基本同时期大规模崛起的中产阶级群体——印度中产阶级身上。常常有人说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决定了中产阶级只能往消费的向度上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给中产阶级留出的政治空间很小,所以只能朝消费上发展。这大概只说对了一半,答案的另一半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这两个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的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相似性,都是由他们同时卷入的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赋予的。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尽管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刚刚浮现的中产阶级在出身背景、政治身份、职业、宗教信仰甚至种族上各有不同,但他们在通过消费来建构自我认同上却有惊人的相似性:那就是都强调消费和生活方式对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你去印度看可以发现,首都德里满大街跑的都是三轮出租车,而孟买满大街跑的车都是像没有空调的夏利车一样。但是满大街泥泞的道路上有各种品牌的外国好车。所以我觉得,中国和印度有那么多的不同,但唯独在消费认同上相似是因为都强调消费和生活方式对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是说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事务上无所作为吗?其实,印度也是这样的。无论是中国中产阶级还是印度中产阶级,他们在政治乃至一般的社会事务上的不作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公共责任是与全球化所倡导的消费主义及其界定的个人成功的定义格格不入的。大家想想,我们这个时代什么人叫成功啊?大家都认为有钱的就是成功的。这就导致了整个社会不会有人把从事社会责任的工作看成是成功的标志。我认为,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消费主义造成的中国中产阶级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毋庸回避,除了全球化,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前卫和政治后卫特征,还与1978年后的中国所经历的独特的社会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尽管都发生了朝向市场的转型,但中国与前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迥然不同。众所周知,在1980年代末原苏联发生解体之后,俄罗斯开始了激进的私有化,在这一过程中,由执政的官僚和经济寡头构成的俄罗斯统治阶级,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资本原始积累,结果财富在私人手中的积累速度远远超过了市场制度的建立速度,形成了伊万·塞勒尼等人所说的“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它讲的是匈牙利等中欧国家,由于长期以来的市民社会的传统,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其市场制度的建立比私有财产的发展速度更快,形成了“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但是苏联正好相反。苏联是市场经济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但出现了暴富的人。但是,如果你把市场经济制度就等同于资本主义,那你想中国是什么情景。我们现在管资本家叫民营企业家,但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原则来看,它就是资本家。我觉得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这一点不要回避,要承认资本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并且放弃原先的对资本家采取暴力手段取缔的方法。 

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另具特色。由于中国的改革是在执政党的地位和政治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动摇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又由于它自改革之初就为私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1995年后更是全力推进朝向市场的转型,结果在国家和市场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二元体制: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国家权力机构的代理人,他们积极地推进市场经济。所以,中国所有的干部,尤其是地方一级的干部,他们每天只关心一件事,就是企业经营的如何,GDP增长的如何。另一方面是充分的市场和资本所有者,他们反过来使国家和国家代理人具备了更大的调控市场和汲取资源的能力。市场经济越发达,国家从中汲取的资源也就越多。

结果,在国家和市场中——即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同时孕育了现在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所以中国中产阶级生成的途径有两条。你可以在体制内富起来,也可以在体制外通过市场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既导源于国家没有放弃政治上的控制,现有的政治格局为中产阶级留出的行动空间极为有限;也导源于国家通过市场经济的推进,同时保证了体制内外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中产阶级通过政治行动进行利益诉求的动机。我们可以想,进行政治诉求的目的是什么?经济上满足了,政治诉求的动机自然也就大大地减弱了。

五、有关未来发展的若干讨论

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未来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意愿,向来就是这一领域的热点之一。在过去10年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讨论中,认为中产阶级的发展能够成为社会稳定器的说法,或者像我们所言,认为中国中产阶级“消费前卫和政治后卫”的观点总体上说仍然是学术界的主流。尽管这一观点近来受到人们的批评,并且我们也同意中产阶级的稳定器的功能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在法西斯德国的兴起中,中产阶级就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实际上,3040年代纳粹主义在德国兴起,原因就是中产阶级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是左派的挑战。工人阶级在第二国际风起云涌影响到小生产者、小自由职业者的生存;右的挑战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垄断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蚕食。在19201930年代,当西方资本主义出现垄断资本主义上升时,中小产业者是如丧考妣。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社会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条道路就崛起了。希特勒为什么能够煽动那么多人跟着他走?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人,如考斯基和伯恩斯坦的话说,叫“硬领”无产者。因为当时在公司大楼里打工的这些人穿的都是硬领的衣服,这些人成了纳粹者的第三帝国的中坚力量。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认为中产阶级就是社会的稳定器,但客观地说起码到现在为止,中国中产阶级并没有表现出政治上的任何激进倾向,他们和国家仍然处在一种积极的良性互动之中。

我们已经表明,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前卫特征是全球化所推崇的消费主义的产物,而它在政治上的后卫特征则是中国独特的社会转型所赋予的。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执政党的政治地位和原有的体制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尽管有所转变),它使得原先体制内的精英阶层及其后代能够顺利地复制其精英地位。因此当干部的子弟任然会当干部。根据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精英子弟当干部的可能性是普通子弟的两倍;其二,朝向市场的转型使得原先体制外的精英也能够通过经济活动或教育等途径富裕起来。经济的双轨制事实上也使得阶层再生产能够沿着同样的双重轨迹前进,它保证了3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特别是1989年以后到今天,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如此,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中产阶级和国家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现在的问题倒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普通草根大众和国家及利益群体之间。因为现有的分配制度的不尽合理,加之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以及国家监管和调控的不力,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以下层民众(农民工、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和拆迁户)为主体的群体性利益诉求事件频繁出现。不过,虽然这些冲突都发生在下层群众和资方或基层政府之间,但普通民众的社会怨恨和愤怒情绪往往会以公务人员、执法人员、经理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如医生、法官和教师)等中产阶级群体为替代对象。在民众与基层政府、民众与资本集团的冲突中,中产阶级是否能够独善其身开始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中产阶级或许已经开始面临某种政治抉择。

(记录/整理:徐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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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教学实习基地挂牌仪式隆重举行

张肜肜

710日上午,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教学实习基地挂牌仪式在该县平安乡北洞源村隆重举行。我校学生处处长张俊豪,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党总支书记武小燕、副院长戴成萍和恭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庆才、副县长陈义军、政协副主席蒋述卫、民族局局长蔡启强等出席仪式。

会上,武小燕书记在致辞中说,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是学院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学院开展民族学、社会学、博物馆学专业应用研究的一大特色。自2000年起,学院已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3个教学实习基地,她要求参加实习的师生一定要开展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真正把教学实习基地办成教学科研改革的试验田,办成增强学院师生与恭城县人民民族友谊的桥梁。

俄罗斯民族学发展历程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尼基什科夫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主持人)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俄罗斯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教研室主任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尼基什科夫教授。我们觉得苏维埃学派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重视历史的角度;第二,重视细致的民族志的调查和描述;第三,它和中国的学者的共同之处,都以马克思主义做我们理论的指导。最近几十年,我们两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希望民间学派的联系依然保持20世纪50、60年代的密切联系,也希望我们能继承老一代的友谊。下面欢迎教授为我们讲座。

 

尼基什科夫(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历史学教授,民族学教研室主任,主讲人)

今天这个报告是为了给大家呈现出俄罗斯民族学发展的脉络,俄罗斯民族学所面临问题和困难,以及当今学者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一、俄罗斯民族学发展历程

俄罗斯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845年起始于建立在俄罗斯帝国皇家协会下设的一个民族学组,当时该民族学组研究的范围包括俄罗斯和周边国家的一些民族。在18世纪时,俄罗斯很多著名的学者,大家要对其有些印象。俄罗斯的“历史学之父”是塔基舍夫,他曾经撰写了丰富的民族志材料,如《俄罗斯历史》,他为此倾尽了一生的精力。同时在1733年-1743年,1768年-1774年时,组织了很多科考,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参加了民族学考察,并用自己卓越的工作和劳动,为俄罗斯民族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18世纪初,俄罗斯民族学的历史中,有一些历史事件是需要大家记住的,那就是俄罗斯的历史学家进行了环球旅行,这个壮举为俄罗斯的民族学打开了广阔的视野。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产生于19世纪中叶,这个时期在西方也形成了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俄罗斯民族学也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建立。俄罗斯民族学理论的创建的发展过程,和西方19世纪下半叶的许多学派紧密相连,特别被采纳的西方的神话学派,这个学派是在德国产生的,它和浪漫主义哲学紧密相连,其中有德国的一些学者,还有英国的学者米勒等都对俄罗斯民族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对民族学发展产生最重要影响的理论流派时进化论学派。在俄罗斯民族学学科中,从19世纪70年代起占优势的是进化论,因为进化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它主要通过“起源”、“遗存”、“从野蛮经过蛮荒过渡到文明的单线发展”等来理解文化以及文化的现象。这个思想在俄罗斯民族学界获得一些学者的认可和支持。如《民族志及文化的比较笔记》一书,另外还有科瓦列夫斯基,对这种思想也是比较赞同的。

下面我将用更多的笔触来描述一个人——Д.Н. Анучин(阿努卿),他也是进化论学派的支持者,并对俄罗斯的民族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历史地理系下开设了民族学教研室,应该说他是俄罗斯民族学创建的先驱。因为阿努卿奠定了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综合运用于研究人及其文化的理论基础,而且他还创建了一个自然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在协会的很多工作中也可以体现他的思想。支持进化论学派的俄罗斯著名学者,也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 我还想再重点提一个家族——Харузины家族,他们都是在进化论指导思想下做出了很多民族学工作。另外,还有一位著名学者——НюНю Милухо-Маклай,他对俄罗斯以及世界民族学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曾经到新几内亚岛、太平洋以及马来西亚等诸多群岛上做了长达20多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这些调查是当时世界上民族学界调查的优秀典范。在俄罗斯的民族学发展发展中,还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就是俄罗斯的政治流放犯,他们也对俄罗斯民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大家知道,在俄国,因为某些政治的分歧,比如十二月党人以及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的很多政治犯人,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流放地也从事了大量民族学研究,对当地的少数民族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俄罗斯的民族学做了很多工作。因为学者很多,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他们一一介绍,但在这个报告中,还是想对一些在俄罗斯民族学的理论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进行做一个说明。如施坦伯格曾经利用自己流放的8年时间在萨哈林岛研究尼夫赫人,还有鲍格拉斯,他曾在19世纪90年代研究楚克奇人和克里亚克人,他们的研究都是世界民族学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1917年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结束以后,苏联民族学一直到20世纪20、30年代时,其理论发展都是在进化论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时期,俄罗斯的民族学获得了空前发展,首先是在组织机构方面的发展,从组织方面的发展,可以见证这个学科地位的显著提高,比如成立了很多民族学方面的科研实践和科研教学方面的中心,因为这些科研机构对大家理解民族学的传统发展非常有帮助,我还是想告诉大家一些科研机构的名称。首先是成立于1917年的俄罗斯及周边国家居民部落组成的研究委员会;还有一个是成立于1918年的,在原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校专业基础上成立的,莫斯科拉扎列夫前亚学院的民族学历史哲学系;1919年又成立了彼得格勒地理学院下设的民族学系;1925年成立的莫斯科大学的,民族学系,它下设四个教研室。俄罗斯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一段黑暗的日子,1929年由于政治的高压,民族学很多理论方法的建设都停滞下来了,1929年之后,开始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学科进行攻击,民族学的很多研究都转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轨道,这样的政治环境导致很多学者被迫离开科研工作,而且很多学者甚至受到了迫害。那么民族学学科的论题也变得非常狭窄,缩减到只对原始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对古代遗存进行研究,对古代遗存的研究,是为了通过对学科的研究,让人们对过去的遗存进行斗争。1930年,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民族学系就停止工作了。到1932年时,当局又关闭了列宁格勒大学的民族学部。到30年代末期时,这个情况获得了很大好转,在列宁格勒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的民族学教研室又重新恢复,苏联科学院的民族学研究所也开始重新建立,并开始培养民族学专业人才。从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叫苏维埃民族学,它虽然受到政治影响,遭受了一些损失,但仍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原始社会研究方面非常重要的18卷本的著作——《世界诸民族》,是在1954-1966年编写的。

还有一些著名学者在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研究古代民族学,以及在原始社会的分析和理论研究方面非常杰出的人士。在60年代时,苏联的民族学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禁锢就被解除了;到60年代末期时,有一些民族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比如关于民族共同体的课题都可以开始研究了。所以,60年代,有很多关于民族的话题就可以重新被提起和被研究。比如民族共同体,它作为人群聚合的一个特殊类型,还有“民族”的概念,都是被人们共同关注的。在课题的研究中,俄罗斯的很多学者撰写了大量著作,也做了很多工作。像大家比较了解的史禄国,他曾经到过中国,在哈尔滨和上海都生活过,对北方满——通古斯族的研究来研究民族学的理论。在60年代时,俄罗斯有很多人移民到中国,这些移民者在中国也进行了一些民族学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非常的积极,波洛曾在1973年撰写了民族志,很多问题被作为学术课题被给予系统的研究。应该说,民族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80年代。到80年代“民族学”这个论题就被俄罗斯的民族学者和西方的“民族性”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80年代末对民族学的理论,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批评性研究,其中一位著名学者是基什科夫,他在80年代末领导了俄罗斯科学院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工作,曾撰写了一本书——《民族学安魂曲》,对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一些研究。

二、俄罗斯民族学研究面临的问题

刚才简要介绍了俄罗斯民族学的发展脉络,下面想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些课题,同时也想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谈谈俄罗斯民族学现在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

(一)民族共同体的实质

第一个问题,民族共同体的实质问题。另外,还有民族共同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俄国学者的观点是民族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不取决于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它是一个客观性的东西。这个客观存在的物体有自己存在的规律,这种规律性既是发展的规律性,也是功能的规律性。像所有自然科学领域的规律一样,如果是一个有规律性的事物的话,它对所有事物都是有规律的。对于民族学科来说,要先对这种规律进行研究,再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苏联解体之前,西方的民族学界倡导的更多的是结构主义,认为人对自己的认知更强烈一些。西方强调人更有主动性和主体性,人对某一事物的认知占有更重要的位置;但是俄罗斯的民族学理论,强调客观性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是客观的东西,则一定是存在的。当然,俄罗斯的流派和西方的流派所坚持的理论是有各自的源流的。俄罗斯学派所坚持的是,民族共同体的产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原生性的根基性的,是很少变化的。西方的结构主义者对这种客观性的理论观点是持反对意见的。现在不仅仅是俄罗斯的民族学界与西方有分歧,西方学派之间也存在着很多分歧。我自己所持的观点是,认为民族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我不同意的是,有些人完全通过自己的想象来设计自己的看法和理论,我更倾向于客观的观点。现在的世界民族学界的观点是各异的,甚至是对立的是冲突的,但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教研室和民族学教学机构中是不存在冲突现象的。因为作为教育工作者,老师不应该让学生感受到这些观点的强烈冲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些俄罗斯科学院在网上的信息,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学者之间相冲突和对立的观点,但这在民族学教学中是不存在的。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学者更倾向于结构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但也有一些学者继承了老一辈学者的研究传统和认知方法。

(二)“民族”与“族群”

下面这个问题也一直被争论。两个概念的区别——“民族”和“族群”。俄罗斯和欧洲的民族学,在两个概念的理解上截然相反;但是西方学者所持的观点是,二者是完全对立的概念。我认为民族是在国家层面上人们的聚合体,族群是从文化、生活、起源等角度上的人类的聚合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和理论、政治也有很大的关系。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例子,印度的民族领袖甘地,在印度的社会环境下,“民族”所倡导的涵义是反“族群”的,当时甘地所倡导的观点是号召民众来反对当时的殖民统治。虽然一个社会存在两个族群,实际上一个族群去反对另一个族群。现在俄罗斯民族学学科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民族主义情绪就已经出现并高涨,出现了很多民族方面的问题。现在出现了一个倡导主权的思潮——民族自治权。比如在俄罗斯有很多民族自治的共和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它们更加强调共和国独立的民族性,但并不是所有的自治共和国都这样主张,只有一些在财政收入比较好的共和国才会提出这样的主张。作为一个民族学的研究者,我也从自己的角度,给这些民族自治共和国提出了一些建议,并不是所有普通的民众都会支持占主导地位的官方的建议。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在学术界,如果谁把“民族”和“族群”混为一谈的话,这种行为可能会激发一些民族分离的情绪产生。

 

杨圣敏(主持人):

尼基什科夫教授讲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回顾了俄罗斯民族学的发展历程,1848年,在沙俄时期,莫斯科的一些学者和流放的一些学者发展了俄罗斯的民族学。1917年以后俄罗斯民族学有很大发展,可是到1929年开始批判,因为民族学是从西方传来的学科,但是到1939年又开始恢复。20世纪60年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如果我们回忆其背景,应该是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统治的自由化时期,当时我们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认为苏联变坏了,可是那时是它们民族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做研究了。他也给我们介绍了前苏联分裂以后,现在俄罗斯民族学的基本情况:一部分还是沿着传统的方法来做研究,也有一部分开始跟西方的国外的学者接轨,更多介绍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部分他讲了“民族”是什么。这是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界非常关心的焦点问题。最近二三十年,这些学界在国际上开了各种研讨会,最多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或者跟这个问题有关。尼基什科夫教授说现在国际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民族是主观认同,另一种认为民族是客观存在。他认为对民族的研究,应该更严肃地形成一个理论体系,他认为西方学者更多强调民族的主观认同,而俄罗斯学者则更多强调民族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为双方有各自的学术传统。俄罗斯学者继承了苏维埃学派的传统,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一个客观存在,并提出了“民族”存在四要素,我们也是这样来认识民族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意识等。这些都是其客观性。俄罗斯学者更多继承了这种客观存在的观点。而西方学者认为民族是主观的,主要上认为“我们”是同一个民族,但客观上却未必,客观上的特点是可以变化的。他认为西方学者的观点是凭空想象的,证据不足,所以,现在莫斯科大学的学者多数还主张民族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有一些年轻学者接受西方结构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民族的本质;可是还有一些学者坚持实证的方法,坚持从客观上来分析民族,这是对民族本质的讨论。

最后,尼基什科夫教授谈论了俄罗斯民族问题的讨论与政治的关系。现在俄罗斯有很多的加盟共和国,"nation""ethnic group"原来苏联只有一个民族概念,但是现在有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民族”概念有政治性,是一个客观存在,有政治理论的背景。“族群”是一个小一点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但是苏联现在有一些加盟共和国,经济稍微强一些后,就想把这两个概念混淆,提出民族国家。西欧的理论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这样的结构会造成国家的分裂,这是尼基什科夫教授的观点,“民族”和“族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将其混为一谈,我想这是他刚才讲演的主要内容。

提问和回答:

提问一:(丁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刚才尼基什科夫教授提到了基什科夫,可不可以简单谈一下基什科夫的观点以及民族学者对他的评价。

答:首先,基什科夫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的理论非常丰富。每个人可能都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理解他,可以从他的著作中进行理解。族群指的是人们对其共同特征认知的共同性,民族族群更倾向于民族性。比如波兰人生活在世界的各地,不管他们是什么社会阶层,但他们是一个民族,他们有很多共同性,但不强调族性。基什科夫的观点比较有连续性,其观点通过他的文章和著作是可以一步步体现出来的。

提问二:(祁进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在20世纪20、30年代,在高加索的格鲁吉亚,米高扬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曾发生过大的纷争,当时孟什维克提出了民族自理的概念,但布尔什维克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应该是民族自治,列宁也赞成民族自治的观点,而没有走民族自理的道路,尼基什科夫您了解这个背景吗?

答:这段历史当然是俄罗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虽然不是高加索学的研究者,但我知道当时存在的一些立场,就是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的斗争。当时多数派主张不需要进行民族自治,只需要革命,需要归入苏联的管理;但少数派坚持民族自治的立场,说我们既然是格鲁吉亚人,那么就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确实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少数派坚持要成立格鲁吉亚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和阿布哈兹那边是没有任何边界联系的。

提问三:(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在20世纪20、30年代,除了批判民族学是资产阶级学派外,像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这样的学科在俄罗斯是什么情况?

答:比如说社会学,确实在当时也受到了冲击,被完全撤掉了。替代社会学的学科是历史唯物主义,心理学也是完全被撤销了。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俄罗斯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很多精神的东西都被撤销了。但是随后,生活又重新回到正轨。

:俄罗斯的社会学是什么时候恢复的?

答:20世纪60年代。俄罗斯社会学的恢复是以1966年在明斯克举行的第一届全俄社会学大会为标志的,会后出版了两卷本的社会学文集,所有社会学的源流从这次大会开始发展起来。实际上社会学的欧美学派的著作从1918年开始已经在翻译了,但60年代时社会学还不被提倡,所以在悄悄发展着。

杨圣敏(主持人)

苏联的民族学史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1949年后,我们的社会学被当做资产阶级学科被撤销,而用马克思主义代替社会学。而俄罗斯的民族学在1929年被撤销,在1939年恢复。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战争快要爆发了,斯大林要加紧对各民族进行研究,更好的控制社会。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我觉得社会学的恢复对我们特别有启发。苏联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社会学就被取消了,在1960年代末开始恢复,1966年正式恢复,建立社会学会,这是一个里程碑性的年代。中共和苏共的分歧是从1959年开始的,我们论战了三年,三年后不再论战,而是将苏联定性——苏联不是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我们才是社会主义。那个时候,我们认为苏联就更坚定地走修正主义了。但1960年,他们就将社会学恢复了,这是苏联政治形势变化的一个点。其实在那之后,我们就更原教旨主义了。1966年,我们进行了“文化大革命”,而苏联又往前更进了一步,将社会学大力恢复了。这对我们看中国自己的形势、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都是有启发的。

尼基什科夫教授今天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在短时间内把俄罗斯民族学历史发展历程非常清楚的勾勒给了我们。另外,他讲述了民族到底是什么?是一个主观存在还是一个客观认同?他把俄罗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也告诉我们了,又回答了我们很多问题,让我们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最后,我们鼓掌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记录/整理:乔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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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田野,解读田野院暑期社会实践动员会暨专题讲座圆满召开

张肜肜

61日晚,由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以走进田野,解读田野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动员会暨专题讲座在文华楼西0509教室成功召开。学院祁进玉副教授担任专题讲座主讲人。讲座中,祈进玉以专业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为备战暑期社会实践而前来学习的近百位同学进行了指导与答疑。讲座就如何进行规范的暑期社会调研做出全面阐述:详尽介绍了田野调查的基本程序,系统阐述了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重点说明了如何制作、发放、以及回收问卷,生动描绘了访谈技巧与意义等一系列深入田野、实地调查的注意事项。

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技术与经济研究

袁 靖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主持人)

今晚荣幸地请到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袁靖教授给我们做讲座。袁靖教授是在日本攻读的考古学博士学位,他主要学习动物考古,从科技、动物角度来研究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开辟领域,这不仅仅是研究动物,也是通过动物考古来研究其他传统的考古学中的问题,如一些年代问题难弄清楚,通过对同时期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研究就能来断代。此外,通过研究出土的动物,我们可了解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还可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例如挖出象骨的地方如果现在没有象,我们就可了解当时自然环境。袁靖教授是动物考古界的首席,大家欢迎袁靖教授给我们做讲座。

袁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今天的题目是“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技术与经济研究”,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个大课题。十几年之前,某国家领导人去埃及看金字塔,其年代依靠文字很清楚。但我们国家有文字记载为公元前841年,但之前的历史很多靠猜测。文献的记载不清,例如武王伐纣的时间、商的建立时间、夏的建立时间,这些年代我们不清楚,没有学界普遍比较认可的年代。没有年代就无从谈起。这个领导回来之后,组织专家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弄清楚夏商周的时间,王在位的年份,借助于青铜器铭文、文献、碳14年代、古天象的观察,对年代的探讨。从1998年到2002年,基本出了年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为夏,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为商,公元前1046开始为周代,这是国家第一次以政府的行为来做的事情,国外的网站攻击为政府行为。但是尽管是政府投资的研究,但充分尊重学术研究。国外有很多基金会做研究,而国内的研究经费基本通过政府,但是课题的申请、论证过程是科学的。由政府的主导请专家来论证课题,称为技术路线,政府起组织的作用,真正的研究设计还是由专家来做。该工程效果很好,把文理科结合起来成为很好的形式,解决了文理科的结合、沟通不是很好的问题。如中国古代文献很多,而且之间很多矛盾,搞不清楚,需要借助理科的手段和方法来搞清楚文科。探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做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要解决夏是怎么起来的?很多考古学文化为什么会出来夏,它的动因和背景是什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规模很大,面也更宽了,从研究年代、环境、技术与经济多个角度考虑来搞清楚问题,可能十年、二十年一直做下去。

一、研究的缘起

这是一张3500BC-2000BC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的地图(见下图),可以看到当时在中国境内有一些南北方,黄河、长江、西辽河分布了几个考古学文化圈。

 

燕辽文化区有人工的遗迹积石冢、玉猪龙、彩陶、人面具(眼睛为玉),山东文化区有蛋壳陶,陶器像蛋壳特别薄。长江下游文化区漂亮玉器,墓葬中随葬玉器有兽面人纹饰。长江中游文化区、黄河中游文化区、西北文化区等等都有不同文化。各个地区都有不同风格的文化特征,无法比较先进和落后都有自己的特色。到1800BC-1500BC,中原地区出来大的宫殿,有绿松石随葬品的称为龙形器、精致陶器成为陶礼器、青铜器。过了公元前2000年之后,中原地区出现二里头文化,而其他地方都衰落了。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只在中原挖掘,而是在其他地方挖掘成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跟中原地区相比。考古可以很清楚概括原来东北、黄河下游是什么样子,各个地区的特征的变化可以很清楚,但是为什么中华文明探源是夏,最后的动因到底是什么,这仅靠考古和人工遗迹遗物讲不清楚,需要做推测。

二、研究的思路

接下来是我们怎么去研究,往深做。早在1920年代就有关于中华文明史怎么起来的探讨,直到现在也还在探讨这个问题,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20世界50年代英国学者提出了霍克斯难度等级(Hawkes’ ladder of inference)方法,即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要去认识当时的历史。首先是技术,接着是经济,再一步是社会结构,再一步是思想意识,过程呈几何难度增加,往前走一步难一大截。之后形成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考古发掘一个村落或者城市不可能全部挖掘;很多东西没保存下来使得资料来源有限,只能根据局部和部分资料做推测。另一派认为所有问题都在发掘材料之中,搞不清楚是无能,没有本事。这两派一直在争吵,但都没提出怎么搞清楚。这给我们一个启示:要怎样才能比较客观地复原当时的历史?多重证据(Multiple lines of evidence)的提出主张从多个角度去认识。由于没有文字,靠人工遗迹、遗物很难认清深层次的东西,动物考古有助于改善这一点。在整理一个商代末期到周代初期的墓葬时,我们发现某一单位出土的动物骨头都是一条腿,有肩胛骨、肱骨、挠骨、耻骨、趾骨;把这些部分拼成不同动物的腿,而且都是前腿;这些猪牛羊的前腿,都有肩胛骨,而且分左右,如果放猪左腿,那么牛羊也都是左腿,反之,都是右腿。以殷墟为例,它从1930年代开始发掘,报告中也记载动物的腿,但是没有往细讲,看图知道是前腿。查阅陕西、河北、河南等地的资料发现,有照片也的都为前腿。再查文献《周礼》:“商人贵髀,周人贵肩,凡前贵于后”,但是从殷墟的发掘发现商人同样“贵”,可能是周人表示自己高于商人,商人用后腿自己用前腿。因此,复原当时的历史要从各个角度去考虑,人工遗迹、遗物、技术、经济、自然环境等都要考虑在内,把把能够获取的线索、信息提出来,再去探讨和研究,认识才会客观一点。我们的课题分为年代测定、自然环境,我主持的课题为技术与经济及考古。

三、研究的技术路线

要用什么方法认识当时的技术和经济呢?有下面几个角度。一是植物考古学研究。要去认识当时的植物,拿遗址中的土样,用浮选法把土中的要素提取出来,再用显微镜鉴定种属,计算数量,把当时保留下来植物的遗存搞清楚。二是动物考古学研究。遗址中保存的动物骨头,首先是形态学研究,定种属、部位、量尺寸。三是冶金考古研究。对青铜器的成分、制造工艺看当时的技术的发展程度。四是陶器研究。做成分、制作技法的研究。五是石器研究。测量、微痕观察、石材鉴定。六是玉器研究。制作工艺、成分的研究。实验考古、超景深三维显微系统、电子显微镜、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从不同的角度做分析做研究。对考古出土的土、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的研究,除了考古学家要研究的以外,剩下的我们从另外的角度去谈规律和结构,总结一下以前没有的认识。我们走在学科前面,以前没有人谈过,所以自豪。 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去做,但已经有了新的认识。

四、3500BC-1500BC的技术状况变迁及影响

首先是植物考古的研究。下方左图黑点为取样的地方,每点代表一个遗址。可以看到公元前3500年之前,北方地区小米,南方水稻。公元前3500年——1500年,这些农作物仍然存在,占主体,新发现大豆、小麦。

动物考古也在很多遗址做工作(下方右图)。公元前3500狗猪作为家养动物已经存在,之后出现了黄牛、绵羊、马、鸡。这是一种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进行研究,例如可以根据牙齿磨蚀的程度鉴定年龄,门齿横断面牙釉质的生长四季不一,冬季特别明显,通过数有几条线可以证明经过了几个冬天。通过这个方法我们确定了公元前2000年的陶寺遗址绵羊的死亡年龄,且年龄都偏大。民族学调查结果显示,羊作为肉食话就要在年轻是杀掉,用作剪羊毛或挤羊奶的羊会年纪偏大。由此可以知道,当时养羊不单是为了吃肉,二是有个二次开发。另外是锶同位素研究,通过发现羊的锶同位素跟当地的不一样来说明羊是外来的。现在把全世界羊的NDA搞清楚了,中亚和东亚地区的羊尾A世系,西亚为B世系,发现公元前2000多年的羊中发现了B世系的羊。羊用锶同位素和DNA方法被证明是外来的,用的就是多重证据的方法。

冶金考古研究(右方上图)。最早的青铜器出现在西北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早在公元前3500之前就有青铜器,如山西的陶寺、河南的二里头等。时间顺序是从西往东,西北、北方、中原都形成一个圈。中原的青铜器有特色,成分中含砷铜,而西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也是砷铜。上述的青铜器比较简单,属于单范,但是二里头青铜器有腿需要合范。从西往东走,但西边的合范技术出的很晚而中原很早。发现最早的都在西北。光这一点探源工程用科学的证据证明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还有更大的工作要做。现在知道西亚、中国的情况,现在要做中亚的工作。

陶器(右方中图)。完整的器物做制作工艺的研究,成分跟普通陶器成分一样吗?这需要做研究,两厘米见方的碎片就可做成分分析。我们从二里头遗址河南地区选出70多件陶礼器、日用陶器做分析。从二维图可以看出,陶礼器成分完全不一样,本身也能够完全分开来。器物以用途、功能的不同,其成分不一样。河南发现的器物其风格是山东的风格,形状、纹样是山东的,该器物是从山东做好带到河南的还是用山东的技术在河南做的,考古学家很难搞清。做成分研究发现跟当地成分一样说明是技法的传播。

石器的研究(右方下图)。公元前2500年之前石斧较多,石刀、石镰较少;之后,则相反。长、宽、高以及刃部的角度用刃部的角度做统计,随着年代的发展技法越来越规范,证明了这是一个专业化的过程。年代早的话各种各样的角度都有,到后来逐渐专业化。

玉器的研究(右图)首先是实验考古,即制作加工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先用自己做留下的痕迹是什么样子,用线来切割时什么样子,用片来切割时什么样子,根据现在做的实验结果来看过去的东西,展现看技术的演进过程。

农业、家畜、青铜、陶器、玉器,从这些角度多研究,就有些认识:公元前3500—公元前1500年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开始形成,除了小米、水稻,还有小麦、大豆,种植技术有了进步;多种类的家畜饲养方式。从猪狗增加到牛羊鸡马;多种合金技术、合范及多种铜器。从单范到合范制作出各种青铜器,这也是一个专业化的生产领域,分工也越来越明显;多种质地的陶器,陶器制作专门化。玉器加工方法先进,玉器制作专门化。这些技术进步带来了什么,对社会有什么影响,起到什么作用?技术的进步多品种的农作物可能谈的少。都是家养动物,好像又身份的区别,不同级别的人跟神、祖先祭祀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在生产进步之后,用物质的形态把人的等级分开。器物也如此。夏商周典型的青铜礼器发展过程也能看出,随着生工艺的进步,陶礼器出来了,青铜器出来了,高规格的人才有权利来使用。还有玉器。二里头遗址中首次出土的大型玉刀、玉璋的刃部大部分不见使用痕迹,这些可能是特定礼仪场合使用的仪仗。用微痕来看都没有使用过,是仪仗用器。技术的进步给社会等级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的依据。

五、北方地区的经济强于南方地区的经济

这一进步在全国是怎样的?给大家展示的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各地方考古学文化的特色。秦淮一线分为北方和南方,南北方各有特色。农作物北方五种农作物都存在,南方只有水稻,单一作物;家畜北方六种家畜都有,南方只有猪狗,发现大量的野生动物,狩猎获取肉食的方式北方基本依靠家养而南方依靠狩猎和渔猎;北方青铜器南方没有发现;玉器南北方都有。公元前2000之前,各地区都有特色,陶器、玉器、石器都不同,但是经济形态不一样,差异大。一历史学家讲:简单经济是出不来复杂社会的。南北方的差别在4000年前很大,西晋八王之乱北人南迁,唐代安史之乱第二次,宋的靖康之耻第三次。唐代之后南方的经济发展起来了,从经济角度看南北方史前农业经济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北方西辽河流域、黄河上游地区、黄河中下游三个经济形态,北方地区不完全一样。公元前2000年之后,西辽河夏家店下层整个衰落,经过一个繁盛没有延续下去,西北明显的转型,原来养猪的比例很大,距今2000年左右牛羊的比例上升。结合环境考古研究,对这两个地区的环境变化都有一个客观的结论:公园前2000左右环境变化对这两个地区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黄河的中下游持续下来。

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呈持续发展趋势

该地区从经济上看它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保持一种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种类的增多,一直稳步发展。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的延续跟二里头遗址遗迹遗物发展水平的提高,精美器物的出现以及最后的夏商周历史的形成,从一个技术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看出了一些周边地区跟中原地区的区别。

七、展望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不是从一个遗址得出,需要一群遗址具有同样的现象,房子、墓葬、陶器相同,具有共同的特征。我们称为考古学的某个文化,根据地层叠压、形状区别定早晚特征,根据地域、遗迹遗物特征的区别说清文化区别,多个遗址的研究得出一个共同的认识,一批遗址的材料支撑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提出。刚才所讲的只是个别遗址的研究结果,例如河南可能就三个遗址的材料,得出了以上的一些认识。尽管这三个遗址有共性、不矛盾,但如果四个、五个、十个遗址呢?同一时间同一地区它们中间存在差异吗?结论跟三个遗址一样们。我们不敢说。何况现在长江流域的材料不是很多,北方东西多,南方少。尽管南方发现少,共性还是比较清楚,没有矛盾的地方。但证据还是欠缺的,大量的工作还要去做,方法还要去思考,开辟新的方法。探源工程还要继续做下去,我希望结合年代一步步往前走。河南二里头遗址当年我们上大学时年代还不是很清楚,后来定为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800年是21世纪才提出来的,是探源工程提出来的。中原地区有这样的现象,是否其它地区也有变化?碳14测定的幅度越来越来越精确,可以得出更精确地年代,进行横向比较。这样整个年代在变化,用公元前1800年和2000年比较说某地先进,这个要考虑环境的原因。大禹治水是否存在?重大自然灾变研究。甘肃发现距今4000年左右的地震的遗址,发现各种挣扎姿势,包括三例抱着孩子的,考古学家称为“滔滔黄河水,悠悠慈母情”,但DNA测定有一例不是母子关系,两例是母子,不排除其姑姑等女性。这是孤立想象。但是洪水对当时的自然环境有没有影响?中原地区能持续下来,西北地区受环境的影响那么大,一原因是季风。气候变干之后,季风很可能到河南,但是西北会变干。中原地区阶地很多,长江流域很平坦。种水稻的经济不一定低于种小麦的经济。地理环境在自然灾害的影响下不一样,当年的自然灾害对人们都多大的影响我们不确定。环境考古很难,考古不能提供任何资料。自然环境是怎样的?气温降雨怎样?但是气温的一点变化对人没有影响。一定要有大的变化才会让人活不下去。环境考古的研究也需要加入,从经济艺术提出我们的认识。自然环境也要提出认识,将各种认识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接近当年的历史。谢谢!

 

(记录/整理:董艺)

 

积渐所致——从刀耕火种研究到文化生态村建设等

尹绍亭

丁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教授,主持人)

尹绍亭教授是在中国比较早做生态人类学这方面尝试的学者,而且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今天我们把尹老师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尹绍亭(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主讲人)

今天讲的题目是“积淀所致”,这里有个故事。我早年去田野调查的时候,跳蚤特别喜欢我,只要我一到村子外面它们马上就来了,所以去到田野里我最头疼的就是这个事情。过了若干年跳蚤却突然就不叮我了,很奇怪。后来我问一个中医的朋友这是什么现象,他说大概是“积淀所致”吧,大概是毒素积累多了以后就导致了这种状况。这个词用到我们学问的积累上就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费先生也说过“行行重行行”,就是学无止境。无论是我们的田野调查还是学习,都要不断积累、不断去探索、不断地反思、不断地进步,这样我们才能在我们的事业上作出一点成绩。当然费先生还提出要“从实求知”,这也是我们的座右铭,对我们做民族学人类学的特别的重要。离开了从实求知的方法我们就会走偏,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从前辈的教导和我们的感悟,我觉得积累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现在我们经常说学界有些浮躁之风等等,就是因为做学问是个漫长的道路,必须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积累。

下面我就举几个例子。每到秋季11月份,红嘴鸥就来飞来昆明过冬。我每年都关注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是红嘴鸥进昆明20年了。在每年的秋季到三月这个期间,我看到红嘴鸥跟昆明民众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感觉到这就是生态人类学的课题。有意无意间积累了很多资料,在今年20周年写了一篇文章《昆明红嘴鸥的故事——生态人类学的解读》,这篇文章虽然很小,但也是20年观察有点用心吧。另外,我做农耕文化的研究。在早先做刀耕火种的时候作为民族学和人类学学者,在做自己专题的调查的同时,对民间民族的器物都非常留心,无意之间也积累了很多资料。在1993年的时候我到日本京都大学工作,一位朋友在神奈川大学工作,但他每个星期会跑到京都大学来参加一个研讨会,后来我去了之后发现来自各地的十多位教授认真地读王祯的书,读了之后讨论。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感动。我就考虑到我们的农书这么受国外学者重视,我们的农史学界的学者、民俗学的学者也做各个体系的这种资料的收集,但是很多学者整天写文章也好多是在这些文献上下功夫考证,但是现实田野里面的东西没有。我们子子孙孙可以再读王祯的书,但是当他们希望知道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我们已经变到了一个什么状况就没有详细资料。我想着这应该是一个很好做的事情,就把原来积累的资料,包括数千张照片以及一些图和资料整理了,我花了25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上面。所以时间是我们事业的保证,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们确实应该不浪费光阴地去做点事情。此外还有关于我在云南调查三轴的榨糖机以及对踏耕的深入研究,都说明了在田野当中要多留心,不要放过一些细节的东西。

我在这20多年中积累这些资料。在我做的事情当中,我觉得其他东西可能留不下去,但是这个可能会留下去,因为农业部有关现代农具的两大本书用了我的360多张照片和图。我想这个东西几百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可能会更珍贵。因为时隔一、二十年我们现在再下去,很多东西已经不在了,所以会给后人留一点资料。这是25年的一个东西了,刚才说做了20年的观察,写了一万多字的一小篇文章,这个是不断搜集迄今为止有两本书的东西,当然这个以后可以再丰富。第三个事情也就是做刀耕火种到现在为止已经30年了,上次在这里曾经简单说了一下这个事情,我今天也把这个故事跟大家讲一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态环境问题突然出现在大家视野里受到社会很大关注,原因是巴卡跟海南岛是仅剩的两块大面积的热带雨林地区,当时因为很多民族还在进行刀耕火种,内地的人觉得很奇怪而且不理解,新闻记者、专家学者连篇累牍地进行批判。这个事情不仅是学界的一般的批判,而且总书记胡耀邦、总理赵紫阳去西双版纳都特地询问这个事情。当时学界的意见都是异口同声的结论是原始习俗、原始农业,是生命的杀手。为何屡禁不止呢?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所有的专家学者领导都这样说,我将信将疑,我们究竟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看了一下他们的东西,都是走马观花,都是带着偏见去说这个事情,没有从山地民族的角度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去做个研究,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做这样的研究,所以就开始调查。从1983年到1987年就定点的在基诺山进行调查研究,因为一个民族的东西他有他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从1987年到1990年我又到西双版纳对十几个民族进行研究,这些调查完了后的1990年到2009年继续做了一些跟踪调查。一直到2009年把这本东西重新编修了一遍才基本告一段落,这个事情还在变,今后如果有精力的话,还希望做下去。

我在基诺山找了海拔不同的三个村子,一个是低海拔的巴卡,一个是中海拔巴亚中寨,一个是高海拔的亚诺,将这三个对比进行研究。与我们不同,基诺族说他们有11个月,一个月有30天,他们的第一天大概是二月份的五、六号。过年的时候第一天在村寨里,他们的老年人出乎意料的穿着非常破烂的衣服,把脸画得黑漆漆的,戴着破草帽。我都没注意就突然出现在村子口,有很多妇女、男人就跟在他们后面,敲着锣鼓跳来跳去绕着村子走。到第二天就不穿这些衣服了,意义明显是老的一年过去了,把老的东西、破的东西、坏的东西通通留在前一年,第二天过年的时候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第二天卓巴就敲鼓,几个长老一起,到铁匠家去给铁匠家的铁砧上和门上涂上鸡血、鸡毛,围着铁砧做一些祷告的仪式,晚上家男的女的都坐在卓巴那里听老人唱民歌。当时听不懂,后来找人给记录下来了。这个仪式过了,第三天就是跳舞、喝酒这些事情。

春节过后没几天,长老家吹起了牛角号,我们就去看,见他又在家里简单做了下仪式。牛角号一吹,全村的男人打着火把、拿着刀突然出现,他们到村子头的一个广场上做着砍树的动作绕着跑,后来才知道这是砍地之前的仪式,做完这个仪式就说明每家每户都可以号地了。第二天,每个氏族的每一家都到自己的地盘上,要哪块就在树上砍几个记号,周围的树上砍几个记号。同时村子里的几位到村子的边界去砍一些树搭几个架子,这是村的界限。做完这个事情,家家户户就可以去砍树了。在调查中他们总是说他们的地可以分成三类,对于这三类地的划分标准村民们总是争论不休,有的说是植被的问题,有的说是气候的问题。后来跟他们去砍树,从海拔最低的地方跟他们往山上走,拿着海拔表,到了某个高度的时候他们说下面就是一类地方也就是最肥沃的地,再往上就是第二类地,最高的地就是比较高寒,这些知识是跟他们在一起才知道的。砍树也有讲究,不能从下往上砍,要从上往下砍,这样上面砍的树能够压倒下面的树。砍树不能砍太低要留一点树桩,一年以后再去看树桩就又能发出来新枝。树砍了之后让它晒上一个多月,然后就开始烧地。烧地之前也是要头人做仪式,当天全村一起出动,带着鸡一起到山上去。因为只烧当年号的地,其他地要抛荒让它休息,所以烧地的时候先要在地的周围砍出一条路,把它扫干净,主要是为了避免火蔓延到别的林地里。我们看到所有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都很认真、很负责。烧地之前把鸡杀掉,长老对山神和树神祷告,然后把鸡血和鸡毛沾到外面的树上去,这时候就可以烧山了。当然在之前还有选日子的问题,比如说这一天一定要选属牛的日子,不能选属马的日子,因为牛象征“慢”,烧火要慢慢地烧,如果烧很快就一下烧过了就不好了。火不能从下往上烧,点火都是从高处开始点,火就会慢慢往低处走。烧地的时候很多人都围在整个山的周围,有的拿着棍棒,有的拿着扫帚,主要是为了灭火,有的还拿着刀,是因为火烧到一半可能会从火中窜出一些动物来,他们就在边上等着,烧完之后就有菜吃了,所以烧地的时候很热闹。烧了地之后摆着放几天,过几天地里的小青草冒出来了,这时候他们年轻人晚上就会守在地的周围,因为麂子最喜欢吃灰和嫩草,他们就守在那里打。

做完这些他们就开始播种了,首先要长老家的地先播,先在地中间盖个守地的小房子,在房子面前栽几块姜驱鬼,然后再栽几个芋头献给祖先,之后同样要做个仪式才能开始播种。播种也非常有意思,基努族的点播棒有大概两三公尺长,为什么那么长呢?因为它有重量。有的基诺族还把竹筒打通在里面放一些铅粒,播种的时候就有“幢幢幢幢”的声音,很有节奏很好听。播种的时候男的打洞,女的放种子,一对一对排好一起播。从山脚一排一排的反复往上走,目的是让上面的土盖住下面,那样的劳动场面非常精彩。在前段时间的哈尼族村子也看到这个状况,在很寂静的山林里面,几百人一起劳动伴着“幢幢幢幢”的节奏声,我才知道我们有些舞蹈是怎么来的,看起来真是振奋人心。布朗族还更有情趣,他们在点播棒的上面拴上一些小铃铛,点的时候就发出“咚咚咚咚”的声音,比在课堂上舒服很多,读书是很枯燥的事情。这些山地民族心地非常纯净,没事的时候会带着我们在山林里躺着,可以一躺就一两个小时,什么也不想,看着天发呆,你们在酒吧里发呆,我们在森林里发呆。那感觉好极了,清风袭来,森林树叶哗哗地响,什么都忘记了。

点了种子以后等雨季到了就要拔草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最希望进行的刀耕火种方式是砍一年就耕种,不要犁地不要锄地,树长得好就烧。我们很多学者一再说这些刀耕火种民族原始落后,说他们不知道用锄头、犁只会用刀。可是这时我才知道,用刀砍的第二年就抛荒的地,一个是最为肥沃因为它的灰多,另一个是它可以把土壤里的草籽都烧死掉,还有一个是能把虫烧掉。这样苗长出来之后就不用花多少精力去除草杀虫,而且庄稼长得很旺盛。就很省力。用锄头挖的地用犁犁了以后,就会长草长得很厉害,因为用锄头挖的地用犁犁了以后它的树就不能很快恢复,树稀少砍了以后烧就烧得不透,就会增加杂草。杂草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因为如果是杂草地就要整天在炎热和大雨之下去拔草,痛苦不堪。而且只种一年就抛荒的土地很快就恢复植被,到了七八年之后已经成为森林,又可以再次耕种。所以所谓“不知锄犁”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调查,不去参与观察,就不知道这些东西。

拔草过了以后,大概到了八、九月份谷穗逐渐要黄了,吃新米的活动就要开始了。每个家庭自己选个日子,背着背篓和公鸡到地里面去,采上几穗比较饱满的谷穗,在地里叫“谷魂啊,谷魂啊,请回家”,一边叫一边往家走。为了不让谷魂中途跑掉,他们还会在每个路口栓根红线,有些人还在沿途撒些谷种,把谷魂引到家里去。然后是到谷仓进行祭献,谷魂回到仓里来了,要让它能够再住,要做种种仪式。

然后秋天快来了,复秋的工作要开始了。这时候每家都要在小屋里守夜,白天也要守。白天山里就不太寂静了,因为雀子很多,吃谷穗,每家都用竹子做的响耙来吓雀子,一边叫一边敲,把它们吓走。另外他们要在地的周围设立陷阱主要是地弩和甩弓,因为晚上熊和野牛会到地里来吃庄稼。这时候去调查就要特别小心,一定要他们带领去,要不一不小心掉到陷阱里面就麻烦了。到了收谷的时候,工作也很辛苦,稻谷是在地里割了之后打,然后背回家去。粮仓有各种各样的,佤族会用粗大的树枝把它搞通,把谷子装到里面,然后驾到梁上,这是为了防潮,但是可能会有火灾。所以家家户户外面都有竹子,都捣空了往里面装水,万一有火灾了做消防设备。很多民族像基诺族、哈尼族会把仓库建在村子外面,因为建到村子里面火灾一来就全部烧掉了。另外他们的村规民约对怎么防火都有一套东西。早晚小孩们都会敲着竹筒喊“注意了,防火咯”。此外,每家人都要轮流在每天的中午过后到全村各家去检查火塘,值班的人用绑上鸡毛的竹竿到各家火塘里去捣几下,如果拿出来鸡毛没有被烧焦就可以,如果鸡毛烧焦了就不行。到了农闲的时候妇女纺织,男人建房、狩猎,这就到了非常好的季节。过了雨季非常舒服,整个村子都非常安详。晚上妇女纺织,男人会在火塘边弹三弦,老奶奶纺着纺着就唱起来了,我们住的那家的老奶奶会唱三百多首民歌。狩猎很有意思,我的那位朋友跟我同岁,已经打了六十几头麂子。

谈到基诺族的食物结构,我们说他们很穷,实际也是误解。我当时去调查的时候他们的陆稻品种还有74个,刀耕火种是不同地块配以不同植物,所以作物的多样性非常突出。那一套知识非常科学的,我们农科书上都没有。他们还在一块地里同时栽种很多作物,我们的农学家、农史学家说这是一种混种、是一种最原始的栽培方式,其实不然。根据不同地块、不同地势配以不同作物能充分利用阳光,不同作物栽在一起还可以防止虫害,而且如果遭到病虫害的话,这种作物受灾,那种作物不受灾,这是很有道理的东西。一年到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最有科学道理的是他们把土地规划成若干片,今年种了这块地明年就种那块。像基诺族就把他们的土地规划成13片,并不是说随意地规划,因为砍过的地10年以上就能恢复成大森林了,再砍烧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还有一个他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是阿嬷尧白,这个人死了之后分13片来安葬的,我想这个13跟他是有关系的,这是有它文化因素的。其他民族也是不同的规划,他们在自己的村子范围内按照规划每年种一块。但是我们很多学者把刀耕火种叫做游耕,说他们到处走逐森林而居,当然他们也逐森林而居,但是大部分是定居在一块土地上分片轮歇,轮歇和游耕是两个概念。当然也有游耕,比如瑶族、哈尼族、苗族,他们也有这个习惯,这个地方我们住了一段时间以后,生态环境或者有鬼等其他原因,我们不能住了就搬到另一个地方去,逐渐逐渐搬;还有一种搬迁形式是村寨的人口增多了,分寨留一部分继续在这里,其他人走,不断分不断走。我们调查过哈尼族的几个村寨,他们不断走,都走到泰国去了好几支,有个寨子在一百年时间内分成了十几个村子,这样的是人口增长走的,所以刀耕火种并不等于游耕。

总的来说刀耕火种的体系是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去了以后我们的观点就完全变了。当然它也是在不断变化,解放后这几十年也逐渐走向衰落了,我们也对其衰落的原因做了调查。当然有意识形态的问题,认为它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原始农业,所以应该取代。我们五十年代大调查都是把它定为原始社会生产力,当然就等于宣判了它的死刑,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嘛,这样的东西不能再存在;第二个当然是国家政策的影响了,六十年代我们的法规和政策一直是在禁止它的;第三是社会改革,大家都知道那段时间政治运动非常频繁。它的社会组织、土地制度、森林资源都不断受到冲击,发生变化;第四是人口增长,根据统计资料,云南的山地民族增长了三倍,所以人地关系是比较紧张;第五个是市场经济,大家知道多年来云南增植香蕉,还有茶园、热带水果,这是非常厉害的现象,这样就使它发生了很大变化。

比较起来现在的情况跟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是刀耕火种的情况已经为梯田茶园经济、林木草地混接的景观所代替;第二个是热带雨林、原始森林减少了,生物多样性减少了;第三个是山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变化了。再过十年、二十年,山火可能就熄灭了,刀耕火种这个现象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所以结论是:通过研究,可以回答上述那些问题,学界和社会把云南和热带山地包括东南亚的刀耕火种都视为原始农业、视为原始生产力,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如果把他称作原始陋习,就更是无稽之谈。如果把它说成是森林杀手的话,就是无知和偏见了。这个事情我们在1987年的时候开过一个国际会议,让我做基诺族的刀耕火种的报告,我就说了我的观点。这个时候国内的一位生态学家就起来批评我,说我是完全错误的,说他在西双版纳做了一年的科学考察,一年365天天天都在测量刀耕火种的这块地的水土流失的情况,所以有充分数据来驳斥我认为它是不破坏生态的一个观点。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后,我还没起来回应他,同样是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国际生态学家就说:你批评尹先生这个是毫无道理的,你是犯了一个基本性的错误,他讲的是一个系统,耕种分为十多块地,每年耕种一块地,你去测量为什么仅仅测量当年耕种的这一块地?如果你要真正有科学依据的话,你就把这十几块地全部测量,这块地今年种,有多少水土流失,那块地第二年恢复了多少,最后到森林的全部恢复你都应该有数据。所以这个是基本的错误,不是他错是你错。听了这些那位国内的生态学家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这时候又有一位中国的学者说:请问你说刀耕火种不破坏森林,为什么西双版纳五十年代的时候森林覆盖率是64%,现在降到了28%,难道不是刀耕火种破坏的吗?一位美国学者马上起来反驳,西双版纳云南的刀耕火种已经搞了上千年的历史,那么上千年历史的刀耕火种到了五十年代还有64%的森林覆盖率,为什么你们短短几十年就把森林覆盖率降到了28%?究竟是刀耕火种还是你们搞的?我认为刀耕火种是一种适应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方式,你说他是原始陋习,陋习怎么能吃饭。同时根据上述调查,它确实是内涵丰富的生态系统。是一份无文字记载的宝贵的文化遗产。第三点就是对于这些民族,如果还处于良性循环的刀耕火种,不应该推行强行消灭的方针,那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会严重破坏生态、对山地民族造成伤害,这是显而易见的。第四,和任何文化适应方式一样,刀耕火种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它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最好的作为不是消灭,而是帮助他们寻求有效替代的生计创造条件,促成他们的新方式的良性转换。

稍微做一点总结,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还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不同的人类集团就有对生境有不同适应方式,我们主要着眼于文化的适应不是生理的也不是遗传的,所谓文化的适应是人类在对其生境的认知基础上所选择和创造的实物生产和技术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和精神调试体系的总和。我们对刀耕火种的研究确实是这样一个问题。

在文化生态学里斯图尔德认为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主要机制,并将文化中以适应和利用环境相关的最直接的相关的部分作为文化的核心。但是我觉得这样还不够,第一是文化核心的问题,边界不能确定,可伸可缩,不是太精确,最主要的一点是环境也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气候的、土壤的、植被的等等。我认为以文化适应和利用最直接相关的环境因素应该称为环境核心,所谓的核心就是环境中支撑主要生计的自然资源。一种文化的适应方式的形成,其塑造力主要来自于环境核心。一种文化适应方式的变迁其动因也主要来源于环境核心的变化。所以研究环境适应和变迁,首要的是要把握其赖以生存和存储的自然资源,我叫它文化核心,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研究文化的调试。我所谓的核心,比如说像刀耕火种民族他的环境核心就是森林,他生存资料取自森林,视森林为命根,所以他是逐森林而居,活动都是围着森林转。但是低地民族比如傣族,他的环境核心就不是森林而是土地,他们的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料是水田,因此他们固守田园。比如蒙古族的环境核心是草原,哪里有草就去哪里,逐水草而居而迁徙,没有水草那么他的整套东西就变了。但是在现在西双版纳等地是变了,因为热带雨林大部分被划为国家的保护区,轮歇地被种植上了橡胶,因此现在橡胶林成了他的环境核心了。现在到西双版纳文化适应方式巨变就是因为植被变化。

从方法上来讲呢,做这个题目大概是系统论的方法,而且是不同层次的系统的研究方法。第一层次是生态系统,刀耕火种实际上他的基本原理是作为生产者的森林进行光和作用,把太阳能固定在植被上,转化成土地的肥力转化成生物能。最基本的原理是这样的。第二个层次是轮歇,为了保证系统的循环,就必须有森林的存在,森林就必须规划成一个循环的系统,循序渐进的进行利用和恢复。第三是技术系统,有了生态系统,有了轮歇系统,技术系统怎么跟它适应,怎么保证上述系统的正常的良性循环,需要技术系统的东西。第四是产出系统,产出的东西不仅仅是粮食作物,有各种经济作物,有采集的食物还有渔猎,保证了人的基本的需要。第五层次是社会组织系统,因为它的社会组织他的土地制度保障了他的生产的有序进行,如果没有系统存在,生产上述都不可能正常运作。第六就是信仰体系,信仰体系体现在农耕的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有仪式,这个仪式保证对生产的组织,而且用这样的权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第七是整合文化适应系统的分析,因为上述系统在经过不同层次的分析之后应该把它整合起来,作为一个人类生态系统来对待,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生态系统,他已经有文化的社会的礼仪的东西在里面相互作用,成为人类的生态系统。除了一个民族的这样的整合之外,还有不同山地民族的每一个系统的比较研究,这样才会更丰富更全面掌握这个东西。

所以说“积淀所致”,在我们不断做的过程中,有一些持续和拓展,比如说这30年不断调查,当然有的时候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点,数据库的建立是很重要的。第二是理论方法上做一点探索。第三是环境史的研究,现在这个东西国内环境史的研究很热。我们是从2002年开始,也跟国外合作做了湄公河地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后来又做了亚洲季风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我们研究生30个人,让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做定点研究。研究成果粗粗地出了一点,但是还没有很好的总结。另外就是农耕文化的研究,从刀耕火种开始到像稻谷起源这些东西的研究。因为中国的考古学家就说稻谷的起源就是在江南,因为那里有河姆渡,后来长江中游的出现了比河姆渡更早的,因为国外的学者认为是云南阿萨姆起源,但是国内的学者不承认,因为你们云南那么落后的地方怎么会是起源呢?考古学的东西也就四千年,所以不承认。但是这个问题是方法论的问题,国外的学者用了遗传学、语言学、考古学、生物学等综合的方法,我们就单用了考古学。北大有位考古学的老教授很有名,叫严为民,就他说了算了,他就说是河姆渡是江南,后来人家湖南那一带又发现一万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你那里发现一万年的,江南也许还会有更早的,我就说了,云南才有四千年,你那里几千年,那云南说不定还会更早,都这样说是不是不太科学,当然这个不是主要的。还有文化遗产研究,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原生态像唱歌跳舞就受到重视了,这几天央视是不是在搞这个东西,他们对所谓的原生态的歌舞赞誉有加,但是对我们这个东西就老是看不上,没有人来重视这个东西,所以还得靠我们来记录这些东西,因为不记录以后这东西他们的子孙都不知道了。另外就是博物馆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建了几个博物馆,试图把它的文化保留下来,另外做了文化生态村的建设。

丁宏(主持人)

今天看尹老师这个题目可能不能深刻理解“积淀所致”,但是从尹老师他自己的经历同学们能体会到这一点。尹老师的这个讲座我的理解是三个关键词:生态人类学、地方性知识、文化遗产保护。今天尹老师就是讲述他自己的经历,我想同学们能够从他个人的研究中体会出很多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付出什么,要取得成绩我们要经历什么样的艰苦。

尹绍亭(主讲人)

现在这个应用人类学的东西,同学们做了理论的积累以后,今后可能面临更多的是实际的问题和国家建设中碰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进行很好的理论学习同时,应该为国家为人民解决一些问题。当然他们两位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位老师我们是高山仰止,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东西。

 

(记录/整理:罗红波 唐棕华)

 

 

 

 

 

?我院2007级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摘要选登?

 

功修、祭仪、节庆中旋跳的舞蹈

――新疆维吾尔族萨玛舞研究

王 昕(民族学专业博士)

新疆维吾尔族萨玛舞,最初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团神秘主义功修仪式中的舞蹈,主要在苏非道堂罕尼卡中由苏非教士们传跳,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慢慢的向外拓延,不仅麻扎朝拜中能看到苏非教团跳的萨玛舞,艾提尕清真寺广场节日庆典中也有大批民众聚集在一起跳萨玛舞的场景,以致于后来艺术院校的课堂与文艺院团的舞台上,也出现了职业化舞者传承展演的萨玛舞。

萨玛舞是一个跨国界文化现象,不仅中国新疆有与之相邻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乌孜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乃至不相邻的土耳其、埃及、伊朗和俄罗斯的车臣,该舞蹈也都存在,每个国家的萨玛舞都表现出不同的本土文化特色。新疆苏非教团与这些国家苏非教团的文化有承接关系,今天仍在活动的契斯提耶、哲合林耶、嘎迪林耶、毛拉维耶等新疆苏非教团,他们跳的萨玛舞也不尽相同。该舞蹈研究不但涉足的领域较多,遇到的问题也很繁杂,是一个即困难但又非常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对待该舞蹈的研究仅仅用某一个学科的知识,远远不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以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为基础,结合舞蹈学舞蹈语言研究的思考,运用历史学文献研究的方式,加入宗教学与政治文化学研究的视野,运用跨学科、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一种文化整体观的理念,解读与审视该舞蹈独特的历史,分析其民间的仪式结构(表演流程),揭示潜在的社会功能与象征寓意。同时,对都市艺术院校与文艺院团传承展演的萨玛舞进行关注,阐释它的特征、功能,以及发生文化变迁的原因。此外,运用一些非物质文化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理论与思考,对今天萨玛舞传承与发展进行一些应用性探讨,也是本文的一个关注点。

全文共分九个章节,论述四部分内容,这四部分内容的写作,首先是一种研究的使然,因为前人的研究成果与相关的材料搁在那里,但歧意颇多,因此一些问题必须加以深入探讨;其次,受理论研究范式的制约,现当代民族舞蹈研究,大多只停留在起源研究与舞蹈形式表层的描述上,很少对舞蹈的结构、功能、意义进行深入分析,缺乏现代学术理论透射的张力,理论研究的不足驱使着我们必须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再次,是应用性研究的倡导。现今的学术研究不仅要回答是什么?也要解释为什么?还要尝试给出怎么办?当然在这三个层面上的研究都能展开起来,都能兼顾到,那是最理想的。即便对最后一个层面“怎么办”做出的回答仅仅是一种推测和设想,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因为它会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一个参照。

 

超越高墙的秩序:记录监狱生活的民族志

宋立军(人类学专业博士)

在神秘的面纱笼罩下,中国监狱秩序是何形态?许多“大墙”文学艺术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虽说不能否认它们的价值,但是我们却不能以此种方式来理解监狱秩序。对于监狱秩序问题的研究,以往大多数学者多持上层建筑政治意识形态视角,却少兼从监狱职员与服刑者情境互动角度考察。本文作者曾在监狱工作九年余,为完成本研究又在狱中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采用参与观察及深度访谈等方法,搜集大量一手资料。本研究将主位与客位相结合,侧重倾听当事人(监狱职员及服刑者)的声音,因为他们的观点或许能印证或证伪人们对监狱秩序的某些“刻板印象”。

研究的主要内容:1.监狱简况。2.监狱秩序的主体——监狱职员和服刑者。3.秩序的阶序性权威。4.秩序的空间规则。5.秩序的时间规则。6.秩序的成文规则及分。7.日常交往秩序中的活规则。8.省思秩序。主要探讨三个问题:(1)如何超越高墙来理解监狱秩序问题?(2)为何要对“有序即秩序”的常识进行批判?(3)如何考察秩序?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监狱同任何社会一样,都必须有一套良性运作的秩序体系。这套秩序体系必须由上层建筑政治意识形态与各种秩序主体的情境互动共同来维持。因而,在考察监狱秩序时不可偏执于一端。本研究还认为,反思“有序即秩序”的常识将有利于认识监狱秩序的本质。本研究还表明,规则、人性与人情是传统乡土文化秩序的根基,监狱秩序也不例外。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内容上,重新将监狱纳入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扩大了秩序研究的领域;在方法论上,本研究将主位(Emic)与客位(Etic)研究相结合,弥补了以往诸多相关研究的不足;在成果撰写上,采用民族志书写方式,在国内监狱研究中尚不多见。

男人的祖先,女人的神

——群乐人宗教实践的性别差异

刘东旭(人类学专业硕士)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掀起了一场广泛的民间宗教信仰重振和复兴热潮。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信众表现得尤为突出,她们对于求神拜佛,烧香祈愿的热情远高于男性。那么,女性何以会如此热衷于宗教实践活动?女性的宗教实践和男性的宗教实践有什么样的关系?

本文即是通过对贵州湄潭县群乐汉族民间宗教信仰及实践的研究来揭示其中存在的性别差异及其成因。在调查研究过程中,笔者主要采用人类学田野民族志方法,通过文献收集、参与观察和个案访谈收集相关资料,并参考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最终形成自己的分析思路和结论。其大致内容如下:当下的群乐社会中,男人的宗教实践主要围绕祖先信仰和祭祀活动,而女人则更加倾向于祖先之外的神庙信仰。这种宗教实践的差异现象是男女社会性别差异在宗教领域的投射。在男性主导的家族社会背景下,祖先信仰体系是以夫权为中心的人生意义的体现,而女性偏好于神庙信仰客观上却她们试图摆脱这种夫权中心的人生意义重压相关联。只要这种以夫权为中心的意义重压尚在,女性的神庙信仰偏好就难改。而建国以来家族组织在形式上的衰落,以及妇女自主意识的兴起,促使女性的神庙信仰和实践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历时角度来看,当下这种宗教实践性别差异的形成是当地人祖先崇拜、冲傩和神庙信仰三种信仰形式不断演变的结果。1950年代以来,当地由男人主导的祖先崇拜从家族性的集体信仰演变成以小家庭为单位的私人性祭祀活动,其规模和强度大大减弱。端公们操控的冲傩由一种广泛流传的驱瘟仪式蜕变成戏剧表演,并逐渐走向消解。而庙宇则由原来的公共性活动空间转变成为女人们热衷的神庙信仰活动场所,并表现出勃勃生机。笔者认为,正是前两种信仰实践的减弱和后一种的增强叠合到一起,形成了群乐社会在宗教实践领域呈现出来的性别差异现象。而这种差异的出现与群乐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紧密相关。50年代以来,崇尚无神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近乎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极大地压制了传统的宗教活动。集体化的政治、经济和组织改革近乎代替了原本主导乡村社会的家族体系,使得所有的生产生活都囊括到新生国家所规制的集体秩序当中,从而导致传统宗教信仰耐以生存的基础趋于瓦解。

1980年代的改革使得中国社会从集体化重新向个体化转变,同时也使乡村社会经历了“再秩序化”过程。正是在这个再秩序化过程中,传统汉人社会男性和女性角色结构性差异的张力被放大。以至于他们因自身社会角色、经验、心态的不同而形成对事物认知结构和解释体系的差异也更为明显,进而使得男性和女性在宗教实践领域的差别突显出来。

发展、生态与文化

——新疆那拉提草原的发展困境

马衣努·沙那提别克(民族学专业硕士)

本文以新疆西北部边境的一个山地草原夏季牧场为例,结合民族学理论方法,从本民族文化的视角描述一个草原社会的发展真像。“经济增长”成为边区发展的重要指标,使得无序盲目的经济开发现象在边区草原尤为突出,这导致草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传统文化式微消弭以及地方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本文以“发展、生态与文化”为题,结合地方案例,分析政府的无序开发和牧民的生存活动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并进一步在理论上探讨“发展、生态与文化”的关系。反思何谓发展?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发展为了谁?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吗?我们在发展中何得何失?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

本文在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对以上的问题进行了回应。第三章,分析地方政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无序开发给草原生态环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主要从森林砍伐、道路修建、旅游开发和矿石开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析。第四章,结合个案分析过牧行为以及草场使用权混乱问题,讨论政府、牧民和外来人的角色行为以及造成的生态后果。第五章,叙述并解释哈萨克族传统文化中自然观、环境行为与禁忌习俗,分析其对草原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反思传统文化日益衰微对草原生态保护的影响。总之,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无序开发、管理混乱的草场以及日渐衰微的传统文化都与国家现行的发展话语和实践有着密切联系,地方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失衡是现行发展理念(追求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本文的核心观点:首先,经济增长不是发展的唯一标尺,也不是发展的唯一目标,生态平衡、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也是发展的重要标尺和目标。第二,速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绝不等于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越好,适当放缓可以调整各种失衡,以降低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缓解自然和社会的压力。第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在边疆和民族地区,保护了自然环境,往往也就是保护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保护了当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第四,真正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及社会成员团结互助的和谐的发展,只有兼顾环境的可持续性和文化的延续性,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这也是建立新的平衡的最佳途径。第五,文化的延续要依赖文化主体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如何将牧民纳入发展的脉络中,是草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主要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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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学会回族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

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召开

本刊讯

2010年8月5日至8日,中国民族学会回族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回族和各兄弟民族的各级政府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回族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并对呼和浩特市的回族区伊斯兰建筑特色景观街、清真大寺、中山西路回族小学、回民医院、穆斯林老年公寓、回民区新区、伊利公司进行了参观访问,并领略了内蒙独具特色的草原风情。本次大会邀请全国政协常委、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周明甫同志作了题为《关于单个民族发展进步的思考》的主旨发言。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197篇,会议秘书组选出了其中的147篇,以“和谐?发展”、“历史?人物”、“社会?经济”、“文学?艺术”、“学科?教育”、“文化?认同”、“哲学?宗教”七个专题编辑成册。本次学术研讨采取大会发言与分组讨论相结合的形式,组织了两场大会发言和六场分组讨论,共有48位学者发表了学术报告,8位学者进行了精彩点评,许多学者参与讨论。此外,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为本次大会的召开特别出版了《内蒙古回族文化掠影》和《呼和浩特市回族史料·第八辑》等成果,许多参会者为本会捐赠了图书与杂志。

本期主编:龚方  陆海琴  罗红波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