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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4期学术通讯

作者:学院(党委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5-03-07 浏览(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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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

陆学艺

包智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持人)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来了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研究员。陆老师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原所长。社会学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重建的时候,在费老手里有两个接力棒:一个是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接力棒,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接力棒。这两个接力棒现在传到了李培林老师手里,而中间传递这个接力棒的人就是陆学艺老师。陆老师是中国社会学会的第三任会长,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第三任所长,除了费老以外,集会长和所长职务于一身的也只有陆学艺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已经经历了五任所长,陆老师是第三任,也是担任时间最长的一任,从1988年到1998年十年时间,正好是中国的社会学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点上,陆老师是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陆学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今天准备给大家讲的“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是我们社会学里比较重大的问题,这个题目很大,我将从以下几点进行阐述。

 

一、对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分析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形势的分析表现为四点: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显,文化繁而未荣。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概括为四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经济高速发展不用多说,世界在发展,我们也在发展,而且我们的发展持续了三十年。1978年以后,我们平均每年以9.8%的速度提升,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经济排名是“驻三望二”,今年可能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20082009年国外一些地方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一直维持着9.8%的速度,最高的时候还到过11%。政治基本稳定。我最近看见一篇文章说国家为什么穷呢?就是因为不稳定。你看现在一些国家,有的是政治不稳定,有的是经济不稳定,有的是社会不稳定,现在的中国是政治上基本稳定。最近我看一篇文章写到,1840年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把我们打败以后,一直到1978年 (或者说1976年)这一百三、四十年中间,中国持续稳定的时间没有超过九年的,有的是国外侵略我们,有的是我们自己打仗,但中间有一段:19271928年的时候蒋介石统一了中国。现在通过资料统计当时的情况,从19281936这八年时间,虽然也是在打仗,但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点也是9%。所以只要社会稳定,没有大的战争,经济都是能发展的。新中国这六十年,前三十年我都经历了,从1958年开始一直是各种运动的折腾,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了改善,虽然也有些小事,但总的来说是稳定的。经济发展没有政治稳定的前提是不行的,社会矛盾突显。前面两句话都是好的,后面这句话就不太好了,这里群体事件,那里贪污犯的。虽然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相比之下社会问题更严重。文化繁而未荣。十六大报告中有讲一句话:文化要更加繁荣。现在繁是够繁了,但是荣说不上。尽是赵本山、小沈阳在那里转,下里巴人的东西太多。文化的舞台这么大,光是二人转是不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这四个方面,客观的讲,经济方面的成就是肯定的、不得了的,但是社会方面的问题也很多。总体是四个方面,但今天重点讲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但是,在经济方面捷报频传的同时,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大量增加。1978年,全国刑事犯罪55.7万件,2008年为488.5万件,增长8.77倍,也就是翻了三番。刑事犯罪包括很多方面,现在主要是指财务方面。1978年社会治安事件123.5万件,2008年为741.2万件,增长6倍,群体事件9万多起。社会治安事件主要指小偷小摸。我们都是做过社会调查的,一到地方领导都是讲好话,讲GDP是多少、财政收入多少,不会讲小偷有多少、抢东西的有多少。这些问题领导不会讲,统计年鉴上也没有,但我们可以通过楼房的防护栏来观察当地的治安情况。一层安装防护栏是正常现象,越往上还安装防护栏的话这个地方治安有问题了。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好人多坏人少,坏人做了坏事把他抓起来关在铁栅栏里,现在倒好,经济形势大好,人们却把自己关在铁笼子里了。经济发展捷报频传,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也是消息频传此起彼伏。

 

二、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们这里所说的主要矛盾跟文件上说的不一样,文件上说:“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发展的生活需要跟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现在还说生产力落后是说不过去,我们的东西都卖不出去,虽然高精尖的东西少了点,但五十年前说这样的话到现在还不改,我觉得不行。

我们现在的状况可以概括成两个“没有预料到”:第一,经济发展如此之好没有预料到。这点我想可能连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没预料到,三十年后中国的经济水平已经变成世界第二了。再过二十年就能成为世界第一了,太危险了。

第二,社会矛盾问题之多没有预料到。我年轻的时候我们领导说,我们提的这么多问题解决不了不就是因为穷吗?我们听邓小平的话把经济搞上去,搞完了就什么都有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这句话言犹在耳。我们经济发展如此之好,钱花不完还借给人家,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反倒还越来越多。以前房子少没有说住房难的,现在房子盖的这么多还有住房问题。去年我给北京市做了一个社会建设六十年的大的项目,其中一章就是北京的住房。负责撰稿的人说他调查了解到,截至1949年北京建城八百年间,共有包括故宫在内的房子两千多万平方米,当时人口是100万;现在,每年竣工的住房面积约一亿平方米以上,相当于过去的五个八百年,但是现在还在讲住房难、住房贵。并不是说钱多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社会矛盾之多是毋庸置疑的,老问题解决了,大批的新问题又出来了。特别是过去解决了的,比如吸毒、嫖娼等,过去解决了的,现在又泛滥起来,这个是没有预料到的。

现在的社会问题很多很复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怎样来研究、分析这些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学学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学家,不要关着门研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课堂里光讲一些国外引进的理论和方法,不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是不行的。搞社会科学一定要联系实际,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现在到底存在什么矛盾和问题?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并且要提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和策略。中国发展这么好有我们的贡献,遇到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大家都得想办法,特别是社会学家。前三十年如果说经济学家为社会发展做了大量的贡献,后三十年我觉得我们搞社会学的应该从现在开始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么多社会问题、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前三十年经济学家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响应这个号召用经济的理论来贯彻问题,用经济的方法解决问题,确实做出了成绩。到了现在这样经济向社会报忧的时候、没有预料发展到如此程度的时候,恐怕只用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已经不够了,我们社会学家应该说点话、干点活了。

现在很多问题只用经济的办法已经解决不了,因为他不是经济问题,是社会问题。针对于此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用社会结构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现在的问题。毛泽东思想选集里专门有一段:“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如果有多种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只居于次要的和辅助的地位。因此不管任何过程,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只要全力找到它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或者是头疼医脚、脚疼医头,这样的办法行不通。像我之前讲的,社会治安不好,光安装摄像头是不行的,除了政府采购部门可能会发财之外,靠摄像头解决治安问题就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这其中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太大。我的观点是现在的矛盾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发展落后了。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提出了“经济更加繁荣,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和谐社会的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八年以来,这六个“更加”都是有所成就的。2003年“非典”以后又总结出了五个“不协调”: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协调、经济社会不协调、人与自然不协调、国内国外不协调。在此基础上提出五个“统筹”和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五个“不协调”在我看来重点在“经济社会不协调”。我要特别说一句在2004年主要讨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其中提到五个“执政能力”: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个文件一公布,大家反应最大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认为这是党中央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和谐社会”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大的、有战略性的理论,其中第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第二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三个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讨论到最后,和谐农村、和谐城市、和谐社区、和谐企业这样的概念都出来了,最后都弄到和谐世界去了,这个口号跟小康社会喊得一样响。“和谐”这两个字很好:“禾”是农村、粮食,“口”是有饭吃,“谐”指“皆言”,大家都可以说话。但现在还是有的喉咙大、有的喉咙小,有的还是哑巴不能说话。有饭吃有话讲,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2005年春节后,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展开了研讨,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断地讲和谐社会。到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经济社会的矛盾在逐渐引起中央的重视。2007年党的十七大有几件大事。在十六大以前,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七大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加了“和谐”和“现代化”五个字。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改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还单设一节名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从以上这些文件都可以看出,社会建设的地位越来越高了,这是符合实际的,但也有一个问题。我们国家是这样的,很多问题是一年一个文件,花很大的功夫制定了能起作用的文件,但这个文件还没有关注到头,新的事情来了,又把文件放在了一边。比如说,在我看来20062007年以来社会形势是越来越好了,社会建设也是加强了,但是2008年遇上金融危机,四万亿的投资都下去了,有些部门又开始把GDP摆在了第一位,摆第一是对的,但把GDP唯一化,把社会建设放到一边就不行了,在这两年社会建设又有所反弹了。

 

三、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分析

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分析即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性分析。我们现在的问题在我看来是经济发展太快了,但社会发展没有相应的跟上去,所以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结构性的矛盾怎样来分析呢?就是我们这本书提出的:所谓经济社会不协调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平衡、不协调。过去我们总讲经济结构,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社会结构,也不知道用社会结构的理论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其实跟经济结构一样,用社会结构的理论来分析问题同样能够说明问题。所以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两个最为基本的结构,两者互为表里,相互支撑,互为基础。现阶段中国的经济结构,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这是国内国外的一致意见。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省市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社会的中后期的水平,但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社会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待会要分析的。以下是我们经过多年调查分析所得的结论:

 

(一)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结构同经济结构一样,是由若干个分结构组成的。其中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表现很多,我举下面三个方面为例:

1.就业结构:1978年时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就业状况是第一产业占70.5%,第二产业占17.3%,第三产业占12.2%2008年变化为第一产业占39.6%,第二产业占27.2%,第三产业占33.2%,以二、三产业为主,其中转换点是1997年,第一产业下降到50.1%

2.城乡结构: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17.9%200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45.7%,平均每年提高0.91个百分点,城市化速度很快,每年一千四百万人口进入城市,当然户口问题还没有解决,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民工,1978年城市人口是一亿六千万,现在已经超过六亿。

3.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转变为由国家的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

(二)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约为十五年

据我们课题组的研究,目前我们的经济结构已处于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仍处于工业社会初级阶段的水平。经对比和测算,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大约滞后于经济结构15年。

这里有个问题,经济发展是三十年,为什么落后是十五年呢?这是因为1978年我们本身已经落后了。1978GDP的三产业划分里面,非农产业已经占到了72%,但是劳动力只占29.5%,即是农业虽只占28%了,但农业劳动力占70.5%28%70.5%这个结构差的很大了。另外,1978年城市化水平是17.9%,相当于1958年时的水平。大家都知道1958年以后出现三年经济困难,当时的城市化是逆城市化,把很多城里的人轰到乡下去。到了1978年城市化水平没多大变化,实际上当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经不平衡了。可惜的是,三十年来我们很多方面都改善了,但这个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反而加大了。

经济结构是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社会结构是工业化社会初级阶段,这两个基本结构存在着结构差,这是产生当今中国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一直在努力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结构性原因,因此不改变结构,问题就解决不了。

 

四、中国进入社会建设的新阶段

中国现在进入社会建设的新阶段,存在着以下诸方面的社会问题:一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民生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二是官民关系、劳资关系等阶层间关系矛盾显化;三是土地征用等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增多;四是贪污腐败等大案要案频发;五是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社会稳定问题日益突出;六是近来又发生虐杀儿童、富士康民工跳楼事件;七是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仅用经济的理论和方法来应对显然不够,“花钱买平安”不是治本的办法;八是我国已进入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九是根据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已经从经济建设为主的阶段,进入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十是新阶段的任务是要在继续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进行社会体制的改革,重点进行社会建设,抓好社会管理;十一是有必要再重申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突出的位置,重点抓好社会建设,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我研究三农问题多年,以此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三农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工业发展如此迅速的时候,还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农业问题放在第一位,十六大以来提出了很多对农民有实际优惠的政策。这么重视了,三农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城乡差距还在扩大。问题在哪呢?这是结构性的问题。2008GDP30多万,人均三千多美元,其中第一产业创造的财富占11.3%。社会结构方面,就业结构代表社会结构,当年的农业劳动力39.6%,即是说39.6%的劳动力创造了11.3%的财富,差了20多个点的结构差。还有当年的城市化水平是45.7%,即是说54.3%的常住人口在农村,他们来分这11.3%的财富,农民太穷。以上这就是结构问题。39.6%的劳动力创造11.3%的财富,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是不是太低了呢?中国农民不是不会种地,也不是中国农民懒,现在黑龙江一家一户种一千亩、两千亩土地,产几百万斤粮食的也有。问题在于:一家种了一千亩土地,那其他九百多口人吃什么、种什么?这个是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结构不合理是现在的就业制度、户口制度、劳保制度等造成的,这些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不改变这个结构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如果不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不改变户口制度,三农问题是解决不了的。现在70%是农村人口,让30%的城市人口来反哺农村人口,反哺不起啊!以上是第一点。

第二,我们老说内需不足,1995年的时候就说要扩大内需,提高新的GDP增长点。扩到现在,外贸扩大了,内需不足还在讲。农村不是没有需要,我们把生产的东西拿十三亿人来平均,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问题是占70%的农民没有现成的购买力,所以内需扩大不了。不解决结构上的问题,内需扩大不了。

还有一点,以前讲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叫转变经济生产方式,这也是在19951996年提出的。要从粗放型、消耗资源型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但转了十五年了转不过去,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不合理。你不让农民出来,出来了以后也叫农民工,给的也是很低的待遇,这也是当年没有想到的。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个“梯度转移理论”:美国工资高了转到日本,日本工资高了转到四小龙,二十年后四小龙工资高了转到中国。中国大,先是东南沿海发展,等东南沿海工资高了转到中部去,中部工资高了转到西部去,这就叫“梯度转移”。这样干了三十年,但是没想到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是国与国的关系,而中国国内的情况是地区之间的差异。八十年代是五百块钱的工资,赶了三十年,深圳的GDP涨了一百倍了,工资大家都看到了,富士康的基本工资900元。为什么三十年不涨工资?河南人要涨工资,你滚蛋,四川人来;四川人要涨工资,你滚蛋,甘肃人来,就是这样维持了几十年的低工资。这也是结构不合理的表现。

 

 

 

五、新阶段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调整社会结构

前面讲的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现在到了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1980年代要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把经济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到了现在,经济翻了第一个两番,从国际经验来说,到了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的阶段,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所以现阶段的任务就是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进行社会体制改革,重点进行社会建设,抓好社会管理。十六届六中全会讲,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突出位置,重点做好社会改革,推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两个重要理论贡献:一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二是提出了“社会建设”这个新概念、新理论。

(一)社会建设的内涵

社会建设是指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各种有利于改善民生,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动与过程。更深层次的讲,社会建设跟和谐社会的建设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远大的目标,要通过社会建设来实现。和谐社会是战略目标,社会建设是具体手段,我们要通过社会建设来实现社会和谐、社会进步。

我顺便再说一句,到目前为止社会学界的任务是很大的,社会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2004年提出来到现在已经六年了。关于和谐社会的研究中央很重视,社会学界也写了不少文章和书,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关于社会建设这个战略的理论和内容,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说不清楚,这样的书也很少。在座的各位都是搞社会学的,你们都可以就这个问题做篇研究,从国内国外的形势、历史的、现在的情况来研究和总结。社会建设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要干什么,怎么搞社会建设,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现在研究所得的情况是:社会建设主体——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社会建设原则——以人为本,坚持公平和正义;社会建设目标——实现社会和谐和社会进步。

(二)社会建设的主要方面

为什么我要讲社会建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呢?因为有些观点认为,社会建设就是社会事业的建设,这是不对的,社会事业建设只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部分。社会建设是一个大的系统的工程,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作为四大建设之一,它显然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所以我认为应该包括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建设。就业、住房、社保等方面也应包括其中。

第二,社会体制和社会规范建设。比如中央和地方的体制,城市和农村的体制,社会流动的体制,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体制,这些都是社会体制问题。现在这个社会,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规范没了,但是新的规范没有建立起来。简单来说社会规范应该包括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不管时代怎么变换,一些基本的做人的规范应该还是一致的,但是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样的规范都没了或者效力降低了。

第三,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体制建设。我们搞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找出问题究竟在哪,社会究竟应该怎样来管理。

第四,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最后也是最核心的方面。前面讲了,从结构分析来说最大的矛盾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合拍、不平衡。现在就是要通过社会体制的改革来缩小结构之间的差距,建立一个跟经济结构相协调、相合拍、相平衡的社会结构。

六、关于推进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

关于怎样推进社会建设,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提高全党全国对社会建设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刚刚讲过,到现在为止我们社会建设到底搞什么、怎么搞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方面的文章都很少,这一点我非常着急。现在是该社会学家干活的时候了,真的是有需要才能产生学问。蒋介石当年都说过,社会的需要比办十个大学都重要。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已经这样突出了,而且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全国来说应该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提高重视。这一行动应该由党中央来抓,社会学家有责任来做这样的事。

第二,推进社会建设要有组织的领导。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做的还不够。从六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我们国家决策要办某一件事情一定要建立一个跟它相应的组织机构来搞。正面的经验是计划生育,从中央到大队、村,都建立了计生委,花了这么大力气去干,真把这件天大的难事办成了。经济建设方面,从1952年决定搞经济建设,中央就建立了计划经济委员会,后来又建立经济委员会,后来又建立基本建设委员会,后来又建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来抓这个事。最后把经济搞上去了,搞得比我们预料的好。但是也有做的不好的,文件讲了、中央讲了,但没有人去管。比如2005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口号,也真的投入了人力、物力、财力去搞,但是,第一中央没有计生委这样一个机构去推这项工作,第二下面到省、到市、到县没有一个相应的前线指挥部。所以到现在为止新农村建设只是留了一个名,没有实际的成果,到下面看到的也只是应付检查的一套东西。当然也有搞得好的,江西省做的比较好,因为中央把农工部撤了,他们又重建了从省到县的农工部,专门来抓新农村建设。

第三,社会建设要有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正如上面提到的江西省新农村建设,就是人力投入之后搞好社会建设的案例。1994年颁布的《教育法》规定,全国的教育经费要达到GDP4%,到现在3%还没到。什么原因?因为没有人和部门来管。而且4%在世界上来说是很低的,古巴都在5%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达到6%

第四,推进社会建设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前面已经讲了,我们现在这套体制,社会体制也好,社会事业的体制也好,基本是当年计划经济留下的。原来的体制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是与其相配套的,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原本那套已经不实用了,所以要进行社会体制的改革。

最后是我的两点具体建议:1.建议将社会建设从总体布局排位第四调整为第二。现在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建议改为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这样建议是因为当年“三位一体”的格局是1940年毛泽东提出来的,一直用到2002年十六大报告。当时提出这个格局是因为有夺蒋介石权的需要,所以是“政治、经济、文化”,建国以后改成“经济、政治、文化”。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是经济建设好了,急需要进行社会建设。2.建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社会工作会议。至少在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前后,也开一次社会工作会议,或两个会合并召开,更名为“经济、社会工作会议”。

 

 

提问和回答:

提问一:我们国家在提城乡二元结构的同时,在城市里也出现了城市二元结构。中央文件指出要扩大城市的中间阶层的收入,您认为这种方式能不能化解城市发展的问题?

答:你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怎样解决贫富差距,一个是怎样构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是一个大问题,够再讲一次课了。中国到现在为止报纸都不敢使用“中产阶层”、“中间阶层”这样的词语,官方的语言叫“中等收入者”,这是一个政治遗留问题。一个现代社会或者说后工业社会,一定是中产阶层占50%60%以上的社会,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都少,中间大两头小,发达国家都是这样。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中间偏小,该大的阶层没有大起来,比如中间阶层,该小的阶层没有缩小下去,比如农民。近十年来有所好转,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现在的中间阶层,2008年的数据,占到23%。所谓中间阶层不仅指收入,还包括文化水平、社会声望等方面,依我们看主要按职业划分。现在的问题是要明确喊出“中产阶层”的概念,不能单用收入来评价。

 

提问二:您是三农问题专家,您认为中国农村发展的走向是怎样?

答:中国现在只解决农业问题不行,三农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三农问题”这个概念国外没有,是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创造出来的概念。中国的三农问题现在解决了一个,农业问题基本解决,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吃饭问题,现在吃饭问题解决了。但是农民、农村问题相当严重,我们的农业部只关心农业问题,不关心农民、农村问题,这两个问题急需解决。大家都知道的,户口问题需要放开,第二代农民工的问题需要解决。把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村问题也能逐渐解决了。将来的目标是城乡一体,不要分农村和城市。

 

包智明(主持人)

谢谢陆老师!陆老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为我们进行这个讲座,是对我们学校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我们这学期的系列讲座以名誉会长开始,也是以名誉会长圆满的结束,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陆老师!

 

 

(记录/整理:赵娅)

 

 

 

 

中国文化中的谋略与文化自觉

乔健

主持人:丁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来了著名的人类学家乔健教授,在座的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对乔健老师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乔健教授长期任教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东华大学,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创建了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香港人类学会、国际瑶族研究协会、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从乔先生的研究来看,主要是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对异民族的研究,包括对印第安人的研究,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对瑶族的研究;后来对山西的乐户的研究,我们对乔健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

乔健(台湾世新大学教授,主讲人)

杨院长,丁副院长,各位同学,今天我带来了一些书送给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这些书是我最近15年的著作。在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颁给我贵校的荣誉教授,因此我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一部分,我想带一点我担任荣誉教授以后的著作给学校,向学校表示我的一点成绩。就像刚才丁副院长所讲,我早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所谓的对他民族、异民族的研究中。费孝通先生提到他跟著名人类学家利奇最大的不同就是,利奇一直反对人类学家研究自己的社会,我跟着利奇的传统一直研究他文化,到了90年代以后,开始研究自己的社会。这次带来的书,是我唯一写过的比较轻松点的、散文式的书,叫《漂泊中的永恒》,记载了我在瑶族、在印第安人主要是纳瓦霍调查的随笔,后面还附录了我在大学四年级、研究所一年级时写的,现在看起来有点幼稚的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在大学所做的对台湾高山族的研究。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是有名的冷门系,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整个年级就我自己一个人,所以有很多机会到田野工作,这里有篇文章叫《冷门里的大学生活》。另外一本是我到了美国以后,主要的田野工作是对纳瓦霍——美国最大的一个印第安族进行调研,将纳瓦霍跟中国做比较,题目叫《传统的延续》。为什么会做这种比较呢?因为独特的机缘——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没念过小学,父亲便请了一位老先生教我古文,多少受过一点比较传统的教育,我把纳瓦霍怎么样延续自己的传统和中国儒家怎样研究自己的传统做了比较。但是我经验有限,做中国儒家的研究很有困难,因为找不到真正受过传统教育的人了。这本书早年发表的,纳瓦霍是第一手资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发表了,但是流行不广;现在有个出版商愿意重印一次,我又改了一点,加了一章,这是新版,送一本给民族大学。还有一本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了,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的;后来我又将“印第安人的颂歌”加入这本书中,形成台湾的繁体字版,比大陆的版稍好一点,因为大陆的版本里有不少错误,这个版本不但纠正了错误,还有新的补充,最重要的还有李亦园先生(也是民大的荣誉教授)写的一篇序,这本书里有中文的。

1993年开始,我开始做自己社会的研究,正好一位前辈——山西社会科学院的创办人刘贯文教授——来香港看我,讲到在山西东南部有传统社会上党地区,有中国传统上的乐户,是一种贱民,社会地位非常低,现在还可以找到,我很有兴趣。1993年,在去山西的路上途经北京时,在这里做过报告:我说我要去研究山西的民间文化,当时张海洋教授说山西蕴藏的民间文化就像它的煤一样深,我想确实是这样,在北方不光是山西,其他的许多地区的民间文化都隐藏的很深,并且都不见于文献,很值得我们去挖掘。研究持续了一年的时间,我们访问了152位世袭的乐户,原本希望做他们的系谱,但是做不到,因为他们一旦成了乐户,族谱中就没有他们的信息了,也不能葬到家族共同的墓地中,所以无法了解到这些人的系谱。但有意外的发现,他们早期的婚姻都是阶级内婚,农民是不可能跟他们通婚的,他们之间互相通婚或者只能跟他们同一个阶级通婚,比如跟厨子。我做了三个系谱,几乎把我研究的人全部联系在一起,是横的联系,这是系谱的另外一个作用。我就发现,中国下层社会的人的价值观念跟我们所了解的不一样,例如我们强调“忠孝”,他们也讲求“孝”,但却不讲究“忠”,朝廷离他们太远了,他们互相之间讲究义气,结拜兄弟很多,因为需要有人继承他们的行业,所以在没有孩子的时候,常常会收不少义子,还有其他很多观念都不一样,我给他们起了名字叫“底边阶级”——很底,而且也是边缘。我开始对这些“底边阶级”,比如剃头匠、娼妓等很有兴趣,后来我去了台湾,在那里申请到一些基金开始做这个研究,娼妓在大陆是被禁止的,但是在台湾一直都存在,直到陈水扁当台北市市长时,才开始禁娼;后来,陈水扁竞选时,很多原来的公娼都去抗议。我们做了一个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的研究,后来我就去了世新大学,在那里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这本论文集,很多文章是我自己写的,这以后世新大学对这个研究很有兴趣,觉得可以作为他们大学的一个重点,就叫“异文化”,“异文化”包括人类学家所谓的他文化,也包括了社会学所谓的次文化。我们的第二次会议是关于异文化,因为世新大学过去以传播专业著名,它前身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后变成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后来变成世新大学,它以传播为主,我们就把它跟传播连起来,叫“异文化与多元媒体”的一次会议,这是那次会议的论文集,现在一共有六本书送给杨院长与丁副院长。

前面也可以作为演讲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引子,过去我研究他民族比较多,研究汉族自己的民族实际上是从乐户开始,但是我从1976年已经开始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开始有兴趣,也申请到哈佛研究社的研究基金,从1976年开始断断续续的做研究,这个研究现在叫“谋略”,早期研究的时候叫“计策行为”。为什么我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我想介绍一下背景:我1949年到台湾时,刚开始读初中,从初中、高中到大学,我在台湾待了12年,1961年去美国。后来的经验让我觉得学生跟成人对社会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到美国的时候,先在美国纽约北部的康奈尔大学念书,1966年我开始到印第安纳大学教书,对美国的社会的了解和看法也逐渐变化,我在康奈尔的时候跟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学生虽然也要交税,但是是很简单的一些问题,当了教员,首先要交税,然后参加社区活动和学校会议,正式接触到美国社会,有很多人到美国拿到学位就回来了,我觉得他对美国社会没有充分的了解。香港中文大学希望成立人类学系,邀请我过去组织,1973年我到了中文大学开始筹办这个系,由于1974年的经济危机,时间向后推移了。

香港虽是英国的殖民地,但英国人对殖民地的传统文化相当尊重,并不干预,台湾受过50年日本强制的殖民化,当时中国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相对而言香港保存的中国传统文化较多,同时香港中文大学是相对于香港大学成立的第二所大学,叫中文大学不是说讲中文,而是要保存中国文化,第一任校长李卓敏先生原来是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高官,本身是相当中国化的人。当初有三个书院,一是我所在的新亚书院,是最早成立的,主要是大陆解放后逃出来的知识分子;二是联合书院,是香港的本地人;三是崇基书院,主要是从大陆逃到香港的许多教会人士,所以这个学校基本上也非常中国化,采取了和大陆同样的制度,是四年制的。当时香港的大学是三年制的,而且是双语教学——英文和中文,香港中文大学是相当标准的中国文化下的大学。

进到香港中文大学,实际上是进到自己的社会,接触自己的文化,但是我反而有一种就像去研究台湾高山族或是纳瓦霍,有一种很强的文化震撼。我发现那个大学里的老师、同事等,施展计策谋略的行为非常的平凡、强烈,这种情况在别的美国大学都存在,但我觉得没有那么强烈,他们24个小时内基本上都在使用这种行为,每个动作都有特别意义。首先是亲身的感觉,1972年,大陆上有林彪事件,开始有大量的“黑材料”。报纸上,比如说两个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所谓的“批林批孔”的“黑材料”;1976年,毛泽东过世后,开始批“四人帮”的问题,“黑材料”更多,这里面写了很多阴谋诡计,对照我在香港社会文化中感受到的谋略的应用,我感觉到了一个人类学家对这些文化、行为的亲身的观测体验,这促使着我,我想了解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不一定把这些东西完全取消掉、消灭,但至少要了解它,所以我就开始做这样的研究,早期开始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等,但问题是怎样去想一个比较系统的方法。人类学家在研究东西时,首先要找到方法理论的架构来进行支撑,从哪里去找这个理论架构呢?这几天我跟杜霖同学去了书店,看到有几柜的书都是讲博弈论的,博弈论是苏联经济和数学发展起来的一个模型,我发现那个跟计策行为不太一样,那是帮你做决策,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博弈论,这个没法为我提供一个理论构架。英国人类学家贝利,他的感觉跟我很相似,也感受到了英国学校的同事们在关于策略上的许多运用,他写了一本关于大学里行为策略的书,给了我很大的参考。最后,英国人类学家特纳的观点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架构,他来自于曼彻斯特大学,1964年时我已经修完了所有课程,我跟他谈过很多话,但没有选过他的课,当初他对我的印象没有那么深。后来我陆续读他的著作,读到三个基本观念,一是社会剧(social drama),二是赛场(arena),三是隐喻(metaphor)。

“社会剧”(social drama)是特纳把人类活动当作一个连续不断的,不是一个静止的现象,好像一幕一幕的剧,我觉得这个在研究谋略方面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正好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人生如戏”,例如大家都熟悉的《红楼梦》,第一章讲到了神经的甄士隐,他的女儿丢了,一场火又把家里烧光了,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两个道人唱歌:“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任他像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从这个观念出发,我们又看到毛泽东《沁园春》里所写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到后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从社会剧看,真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唱的戏不一定一样,但是用的谋略,重复性非常的多,好像中国真的可以追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里去,在谋略的运用上,重复的太多。从这个观点上讲,可以把谋略看成一个持续的活动。

第二个观念是“赛场”(arena),赛场是特纳的观念,但政治学、社会学都有提到,任何一个社会活动,都仿佛有一个赛场。如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光宗耀祖,都愿意去做官,都要进入到赛场中去,增名于朝,增利于市;商人的赛场是商场,士大夫的赛场是朝廷。他们心目中的赛场都很清楚,但是这个赛场不能用物质的观念来衡量,是用社会关系、社会角色来界定的,而且“离开”也不能那样说。例如陶渊明,他不想做官就挂印走了,并不就是指离开赛场,说他离开赛场可以看他后来的行动,彭泽县里的大官请他去饮酒,他不去,后来这些官员在他经过的路上请他去树林里饮酒,他就去了,喝完后陶渊明不让这些官员们送他回去,而是让学生把他送回去,他很清楚,他绝对不能接受这些官员的邀请,也不能让他们把自己送回去,如果那样子的话,实际上他还是在跟官府交往,并没有真正离开赛场,这个赛场的进入和离开都是社会的,不是物质的。

第三个观念是隐喻(metaphor),中国有很多计策,但是没有学校、教科书,早期可能有,如《史记》上讲战国时期两个著名政治家,苏秦、张仪都是鬼谷子的学生,鬼谷子教他们的“术”就是计谋,外国的学者都说《战国策》实际上是讲计谋的教科书,《韩非子》也是那个时期的书。后来很多政治家有各种各样的计谋,大学没有教,他们是从哪里学的呢?例如在台湾看陈水扁,国民党、民进党都认为他是最高的谋略高手,在弱势的时候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谋略把连战、宋楚瑜打败,四年后复选之时,又用“两颗子弹”(很有名的计谋)赢了,他是从哪儿学的呢?确实要进到赛场以后才能学到这些东西,在赛场里自然有老师会教,也有仓库储存着计谋,只有进来后才能感觉到,才能去运用。它到底藏在哪呢,我觉得是透过一个隐喻的方式藏在一些特殊的文字里,我把这些东西分成三类:第一种是早期的简短的故事,像《战国策》、《韩非子》,这种思想不是讲历史事实的,大部分研究《战国策》的人都说里面75%的故事是想象出来的,用一个小的故事讲出重点,把内容隐藏在故事里面,一旦到这个赛场自然会接触到这些东西;第二种是成语,这个比较晚,大概在明朝以后,最著名的是三十六计,大部分是四字成语,如“瞒天过海”、“借刀杀人”等。第三种是志,例如李宗吾《厚黑学》里讲的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这些东西透过隐喻的形式表达出来了,语言学家认为隐喻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非常特殊的形式,它并不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而是一种“顿悟”,让你把完全不知道的东西和已知的东西突然联系起来,让你对不知道的东西有一个新的认识,如“光阴如箭”一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光阴”,但是却熟知“剑”,它在射出去的时候速度很快,从“光阴如箭”这个隐喻我们知道光阴是一个很快的东西。所以透过在脑子里面很快的小片段(faction),我们把已知的和未知的结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新观念,这就是计谋出现的基本的原理。透过这些小故事、成语、志可以了解基本原理,但怎样去理解并运用呢?比如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有一个解释很简单也很重要,说“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阴谋是藏在一个公开的活动里面,而不是跟公开相对的,阴阳不是相对的,这是中国人的观念,外国人听不懂,阴阳怎么会混在一起呢?公开的怎么会跟秘密的混在一起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古时候有一个将军要突围去求救援,第一天他骑着马,带着弓箭,一出围城,士兵马上冲过来要拦截他,但他却从容的走到城沟里,拿出耙,练习射箭,然后回去;第二天又出来,又射箭,重复昨天。几天之后,拦截他的士兵对他就置之不理了。有一天,他吃饱、喂足马,带好他需要的东西,等城门一开他马上冲出去,等守卫的人发觉他真的要逃走时已经追不上了,可见,他的计谋是藏在公开的活动中的。1957年大陆开始反右,很多讲话的人包括费孝通都被抓了,被抓起来以后,香港的报纸报道:有人问毛泽东,叫人家出来讲话又把人抓起来不是阴谋吗?毛泽东很从容的回答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毛泽东对这些谋略的运用已经很熟悉了,“阴”在“阳”之内,不熟悉的人不会知道这些。毛泽东也没有到学堂学过这些,只是在隐喻中学到的。我说的谋略包括计谋和策略两个方面,这个只能是作为研究谋略的行为,没有办法去教人怎么运用策略,要靠一个人的悟性和经验等,一定要在赛场里面学习,一个人要想变成好的球手,必须要到球场里去练,去比赛,这是同一个道理。怎样使策略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有两种方法:

Stratagemist 是使用谋略的人,永远是一个历史人物,即使不是秦皇汉武,只是大臣或是一个政治家,他也总是在延续谋略的使用,所需要的知识都是从历史上获得的,从历史中获得相应信息,经过自己的变化,形成了计谋stratagemist,要是运用的好的话,赛场又把你归到historical knowledge里去。例如曹操的“望梅止渴”,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有效果了就被归进历史了;诸葛亮的“空城计”是对抗司马懿的策略,成功了也就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下图是贝利提到的使用计谋的两个规则,一种规则是pragmatic,是实用的,怎么有效使用,怎么赢的对手;另外一种是normative,是更高一层的,往往牵涉到道德,做法是对还是错,道德还是不道德,对本人、对公众有什么影响。这两种在贝利看起来是不相容的,但是中国人觉得是可以相容的。

 

 

 

 

 

 

 

 

 

 

 

 

 

早期有关左派《新网报》发的文章把这两种不同规则的运用的情况进行了说明,上图一个是interior,指心里怎么想;一个是exterior,指外在表现怎样。总是有效运用规则的人,我们可以说是圆滑,只是讲究规范性的人们我们称赞他方正。人可以心里头很正直,用计谋也是有原则,只是外表不愿意得罪人,很圆滑,这种人叫内方外圆,对这类人的评价较高,每个人用计谋都应心地很方正,但外表很圆滑。第二种是内圆外方,像伪君子,心里头很多阴谋诡计,外面一派正人君子的样子,这种人很奸猾。第三种是内方外方,这种人应该是很好的,但是这种人在社会上很难生存下去。最后是内圆外圆,外国人没有这样的说法,外国人赞成内外一致的,中国人觉得不同的东西可以同时融合到一个人身上,这个原则的东西很值得去探讨。过去我不觉得这个东西重要,但是看了陈水扁的作风后,开始觉得这种原则性的游戏规则、运用谋略的游戏规则还是很重要的。例如《史记》中关于张良和圯上老人的故事:张良是韩国人,被秦国所灭,他要为韩国报仇,雇了一个刺客,在秦始皇出行的时候,用大铁锤砸秦始皇的车,但是铁锤砸到了另外一辆车上,秦始皇大怒,派人抓他。这个老人觉得他很有才气,有一天看到他过来了,老人故意把鞋子掉在河里,让张良拿上来,张良很气,不过看他是老人,就给他捞起并穿上,老人没说“谢谢”,但说了一句“孺子可教”,说五天后来跟我见面。五天后张良去了,去的很早,但老人已经到了,老人很生气,让他回去,过五天再来;过了五天鸡叫的时候张良就去了,但老人还在,老人很生气,还让他过五天后再来;又五天,张良半夜就去,老人还没来,老人来了后很高兴,给了他一本《太公兵法》,要他用此得天下。但是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的《留侯论》说,那个老人实际上目的不是给他兵法,而是看到这个人才华很大,但是却没有忍耐力,老人是告诉他运用计谋的原则——最重要的是“忍”,所做一切都是要他忍耐。苏东坡讲汉高祖刘邦能成功而项羽失败,就在于能不能忍。刘邦脾气很坏,但很能忍,这都是张良的功劳。韩信灭了齐国以后,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刘邦很生气,而张良一听刘邦生气就踢他脚,要他忍,刘邦很聪明,马上封韩信为真齐王,事情圆满解决。而刘邦要是忍不住,不封韩信为齐王,就会面临巨大的生命威胁,因为当时最大的兵权就在韩信手上,刘邦最后的成功完全是能够忍,这些都是张良教他的。从这个故事我又想到陈水扁,他是国民党蓝派、绿派公认的谋略高手,最初竞选时,他的实力是最弱势的,但是却能连败连战和宋楚瑜而当上总统;四年后,他用着两颗子弹(一种谋略)又赢了,做了四年的总统,但一下任就被关进牢里。如果他能像张良这样,有个老人能教他一个适当原则——贪钱不要贪太多,总统下来后有他特别的优待,能养他一辈子,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了。李登辉照样也贪,但没人抓他,因为他将一半的钱分给了别人;宋楚瑜也是如此,但陈水扁总是独贪,现在他身败名裂,台湾政体和百姓都受到很大损害。所以最高的人格修养、道德原则还是谋略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主要的部分我已经讲完了,最后讲一下关于文化自觉的问题。“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提出的非常重要的观念,我觉得是方法论上的观念,关于“文化自觉”我的解释可能跟别人的不一样。这个要追叙到费先生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马林诺斯基在此书的序里特别强调有这样一个年轻的爱国者,他在研究自己社会的时候,把我们不太了解的社会讲出来了,这跟利奇主张的是不一样的,几乎所有的西方人类学者都不赞成研究自己的社会,但马林诺夫斯基特别称赞,认为这是一个优点,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社会研究的这么好,这个就给费先生一个信息,费老后来写的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很早前就有了,他在云南大学教书的时候,就开始用这办法教学,写了很多东西,收成一本书就是《乡土中国》,里面最重要的一篇就是“差序格局”,事实上就是他最早提出的“文化自觉”观念,差序格局就是对中国人所重视的关系的基本的性质做出了一针见血的解释,从这里开始到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就是说你通过反思跟别人讨论对话,从我们中国文化里找到一些对自己有益、对世界有益的东西,这个概念在晚年才提出,但其早期提出的最有名的就是“差序格局”的观念。在1990年我们想为费老过80岁生日,我们后来在东京举行了一个很成功的宴会。那次我拿了利奇的书给他看,利奇反对人类学研究自己的社会,举了四个例子,分别是是林耀华先生、许烺光先生、杨懋春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利奇很认可费老,因为费先生虽然是研究经济活动,但是他特别注重亲属关系,英国人类学是社会人类学,最注重的是亲属关系,利奇把对社会人类学的观念放在晚年写的书里面,他特别强调亲属关系是我们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核心,费先生注重亲属关系,把经济活动跟亲属关系联系在一起,不但说明了一个小的社会,而且还把它扩大。在祝寿研讨会上,费先生说这个书启发了他很多灵感,论文叫做《人的研究在中国》,等于是跟利奇缺席的对话,利奇过世了,提到他是赞成研究自己的社会,但是他研究自己的社会,马林诺夫斯基给予了肯定。他觉得应该继续下去,受此影响,他提出了十六字名言:各美其美——作为中国人,我们尊重自己的文化;美人之美——尊重别人的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时候他还没有提出“文化自觉”的观念,但这又是另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自觉的观念,后来提出了“文化自觉”的观念,真正用到以后的,例如说他讲邓小平提出来的“一国两制”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化自觉,如果是外国人,他们总觉得阴阳不能在一起,他们没有这么多元的观念,没有两个不同的东西并存在一起的观念,邓小平想到“一国两制”,是因为有这个传统,中国文化允许多元并存,“一国两制”至少解决了港澳问题,也可能进一步解决台湾问题。另外提到“和而不同”,多元一体观念,提到“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指很健康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费老在策略上已经提出不少有用的,从中国文化里发觉出来的文化自觉。我写过文章评述了费孝通先生的历史功能论,他是功能学派,在他没去英国以前就是功能学派。另一篇文章讲到费老的两个原则,一是“学以致用”,这是功能学派的、地地道道的马林诺斯基的观念,学了东西要有用,第二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把个人和整体连在一起,也是功能观念,费老晚年特别注重历史,在《费孝通在2003年》时说,他特别后悔小时候连《三字经》、《百家姓》都没学过,没有受过这种传统的教育,他后来一直在补习,在看钱穆、梁漱溟的著作,在学习他们对中国古文化的见解,他的“天人合一”观念的灵感从钱穆来的,钱穆有很多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没有写出来。一个重点是要深入到中国历史文化里面去,通过反思对话从里面找到对中国、对世界有益的观念,谋略这种行为更是这样。但是这种东西,费老在中国这种复杂的环境之下,我想他知道很多,可能不愿意说出来。后来的人把文化自觉作为重要的方法论上的观念,中国在谋略方面,确实是世界独步,中国历史最长,帝王将相都在使用这些东西,隐藏着许多很珍贵的东西,我们研究这些东西不是在搞什么阴谋诡计,真的应该把它了解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可以使用费老文化自觉的概念去引用。我的讲话就到这里。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点评人):

非常感谢乔先生给我们做的精彩演讲,乔先生早年在美国受教育,在美国、加拿大的大学中任人类学系教授,后来去香港创建了香港中文大学第一个人类学系,在那里担任系主任多年,随后到台湾东华大学,创建了族群研究所,并筹建了台湾的第一所民族学院,即东华大学的民族学院,。70岁以后,他又去世新大学执教人类学。乔先生丰富的阅历,他从事人类学研究50多年的经验,使得他对西方和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界都很熟悉,对西方、对中国的学界和社会都有深入的了解。我们学院故去的几位老先生,像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宋蜀华先生,王辅仁先生和乔先生都是老朋友。现在我们学院的这些老先生都已经去世了,但乔先生还很健康,我们每次见到乔先生,就好像见到了我们学院那些老前辈一样,感到十分亲切和敬重。

我们学院从1980年代到现在聘请过很多客座教授,包括港台的、国外的很多大学的教授,但是学校聘请的荣誉教授就只有两位,一位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李亦园教授,另一位是乔健教授,因为他们是我们最敬重的两位校外的老师。两位老前辈多年来对我们的教学科研一直很关心,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和指导。也一直希望我们学院能够不断进步。还记得1997年一个盛夏酷暑的日子,乔先生和李亦园到北京大学开会,听说我们学院有个别人闹意见,影响团结,就提出要来我们学院跟大家见见面,讲讲他们个人对一些事情的想法,批评这些人。当时我听说以后,感觉北京那么热,不应该让两位老先生跑这么远来太给我们讲话,马上打电话劝阻他们。但他们还是来了,跟全院的老师见了面,并说了很多鼓励大家支持我的工作,维护团结的话,这件事至今想起来令我感动。乔先生做了半个世纪的人类学研究,他对东西方社会都有亲身的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因此他站的很高,他看问题、做研究比一般学者有更深、更广的视角。他刚才的演讲使我们再次领略了他对人类社会独特的视角和深度。今年的研究生开学典礼的时候,我曾给新生简单介绍了民族学、人类学是什么。我曾告诉大家,在我们这个学院,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本性的学科。而我们的“民族学”的“民族”,和我们通常说的“民族”,即56个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划等号的,民族学的所谓民族,是“人群”的意思,是指不同文化的人群。因此民族学可以研究不同的民族,朝鲜族、汉族、蒙古族等,也可以研究其它角度划分的不同的人群,例如工人、农民、教师、干部等按不同的阶层划分的人群等,也可以研究男人和女人,老年人和青年人等不同的人群,这是它本质的意义。我自己的看法,民族学也可以叫“人群学”。人类学是研究不同文化的人群的,民族学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说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过去看到很多著作,多数作品研究往往从宏观、中观的角度对我们人类社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的各种现象做研究。例如进化学派从宏观角度,从几百、几千年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进化;功能学派、结构学派从中观的角度,看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不同人群的关系问题等。乔健先生今天的演讲则是一种微观的分析。他不仅介绍了中国文化中的谋略,他也从微观角度分析一个人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思想的,作为一个个人,他是怎么在社会中生存,怎么跟整个人群打交道的,他从这种微观的角度把人群分为几类,讲的非常深入,对我们也很有启发,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魅力。我们的专业,不像计算机专业能教给你一门技术,像外语专业能教给你一种知识,我们民族学和人类学专业主要教授理论和方法,这个专业给大家一点智慧,观察和分析社会的智慧。通过这次演讲,我们看到了一个七旬老人、乔先生对人类本性洞若观火的深入观察,他的观察给予我们新的分析角度,也给予我们观察社会的新的思想和理论,总之,让我们增长了智慧。再次向乔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记录/编辑: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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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民族文化之源  共建和谐东北亚

——首届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在我校成功举办

祁进玉

2010124日,“第一届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在中央民族大学中慧楼第一会议室成功举行。此次论坛由我校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与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共同举办,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协办。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丁宏教授、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孙春日教授,韩国世界展望朴昌彬副会长分别在论坛开幕式致辞发言,祁进玉博士主持了此次论坛开幕式。此次文化论坛着重于探讨东北亚民族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共分四个讨论单元:一、全球化与区域视野中的东北亚民族文化;二、东北亚地区的民族文化交流与文化认同;三、东北亚民族文化与交流史;四、东北亚民族文化发展方向。论坛特邀来自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师范大学、大连大学、韩国和平研究所以及中央民族大学的著名教授、学者主持和评议这四个讨论单元。加强东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是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最终实现东北亚地区各国繁荣发展的最好保证。充分发挥东北亚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历史传统的作用,是增进区域内民族间彼此的接触和交流的一条捷径。基于这种考虑,第一届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旨在共同探讨东北亚地区民族文化的历史、现状及其未来。

博物馆中的“考古学”

汪涛

肖小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持人)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汪涛博士来这里,现在欢迎汪老师开讲。

汪涛(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与考古学专席研究员,主讲人)

我应该先谢谢肖小勇教授。我们都是同行,都是做考古的,肖老师刚才跟同学们说了,我其实不是单纯做田野考古的,我做过古文字、考古、艺术史,最近又做一些跟遗产有关的项目,所以说是比较杂家吧,做的东西是各方面的。在国内我很羡慕大家,特别是同行,因为你教的跟你研究的是同一个专业。就是说我做的就是古文字学,或者是唐代的文学,这个在国外的话不太可能。像我在伦敦大学教的课有两门,本科生一门,研究生一门,一般都是考古,还有另外一门是选修课。选修课给我的空间比较大,就是可以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题目。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汇报、交流的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个题目,这个可以说是跟文化遗产有关系的,就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考古学。

大家都是考古专业或者博物馆、文博专业的同学,所以不需要我做太多背景方面的介绍。先把这个题目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是“博物馆中的‘考古学’”?大家都知道,考古学应该是在田野里面。在国内,你不管看回忆录还是教科书,考古学一定是跟田野、手铲联系的。我举一本很有名的书,是写最早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的,叫《手铲释天书》。作为一名考古学家,你的基本功、你的钥匙就是那把铲子。但现在我觉得,在我们今天这个现代化的发展理念下,仅仅作为一个能拿铲子的考古学家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我也相信在座的很多同学毕业以后也不一定真的会到田野里面去做田野发掘工作,可能也有很多同学会进到博物馆做博物馆方面的工作。这样的话你就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你原来所学的考古学跟你所要进行的工作——博物馆的研究或者博物馆的管理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都有一些直接相关的意义吧。你们学院的英文名字是不是“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因为像北大还有全国的这些文博学院的翻译都是“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其实这两个名字搁在一块是非常冲突的,考古学跟博物馆学,用稍微过分一点的话,不能说势不两立吧,但起码也不是一个很幸福的结合。那么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最根本的一个思考是,我们不要把它很自然地理解为博物馆学跟考古学好像是亲密无间,大家可以很融洽地相处,其实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矛盾的,而这个矛盾也正是今天我们再重新思考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关系的最根本的一个起点。就是要从它们之间的矛盾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今后该怎么相处?

博物馆是怎么兴起的?如果你上这门课的话,第一堂老师肯定跟你说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在西方是古罗马时期,那时的王公贵族已经开始在家里修建自己的博物馆。在中国呢,博物馆就比较麻烦,因为博物馆这个名词是一个翻译来的名词,它不是我们本身的一个名词,所以在中国要在史籍里面找博物馆会费些劲儿。博物馆这个名词反映了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进行所谓现代化的时候,怎么把西方的这个概念引到中国来这一过程。回到我们说的博物馆,我们自己觉得是一个陈列,有两类,艺术性的博物馆和考古性的博物馆。但是我下面还没有涉及专门性的博物馆,就像恐龙博物馆,还有最近天津刚开了一个鞋博物馆。我现在主要考虑的是正统的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博物馆这个名词是从希腊文来的。从它名字的本身我们可以想象,所谓的博物馆,它一定是一个把美的东西集中在一块、并把它呈现出来的一个地方,一个非常高尚的地方。可能最早它指的并不只是我们今天博物馆里的陈列物、图书,还有其它一些东西,当时也是作为博物馆的内容之一的。

博物馆在西方也经历了一些改变,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亲身能够感觉到的博物馆。比如说我办公室紧挨着的大英博物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西方的博物馆里面,它是怎么形成,它的理念是什么?这就要提到1617世纪开始的西方启蒙运动。为什么要开始建一些博物馆,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众的博物馆。英国第一个博物馆并不是大英博物馆,世界上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最近刚刚重新修建、翻新,也是很值得一去的一座博物馆。那么再回到大英博物馆,不管你去过没去过,很多同学、朋友都跟我说,大英博物馆怎么那么奇怪?怎么不收门票?为什么不收门票?虽然中国一些大的博物馆现在也不收门票了,但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可能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原来可能都得买门票的。甚至今天你到博物馆里,有时候一些专门的展览还是要买票的。但是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不收门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是一个原则的问题。为什么呢?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财政危机跟今天也差不多。我现在到了北京感受不到什么经济危机,但在英国,现在正处于经济危机,而且这次经济危机跟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相比,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到英国的时候,英国的大部分博物馆都收门票的,包括国家工艺美术博物馆,像大家很熟悉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当时也是要买张门票才能进去的。但大英博物馆就一直不收门票,而且当时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什么呢?当时大英博物馆的馆长提出“如果大英博物馆要收门票,那我就辞职。”我就不理解,因为收门票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博物馆要养那么多人,还要照看、管理、整理研究那么多的东西,你没有门票怎么办?但他坚决反对大英博物馆收门票,大英博物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收门票。那么它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上呢?就是启蒙运动的这个基本理念。博物馆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对公众的教育,它必须是对公众永久性的、无偿的、不需要花钱进来的一个教育基地。因为它是跟当时欧洲的启蒙运动相关的。启蒙运动认为人从中世纪出来之后,一个社会要发展,必须对社会的公民负责,对公民进行教育。只有当每一个公民变成一个有理性的人,那么这个社会才真正进步了。一个社会的进步并不是看你有多少硬件,比如电脑,或者军事上的强大或者技术上的先进。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每一个公民必须是一个有理性的公民。大英博物馆一系列的陈列和方针跟这个基本的观念是结合在一起的,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如果大英博物馆开始收门票了,那么就可以说是欧洲的启蒙运动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它就不再信奉启蒙运动的基本目标和准则了。

但在中国不一样。现在有很多搞博物馆学的都在争论:中国的博物馆是怎么兴起的?19世纪的末期一个很有名的收藏家,清朝的大臣端方,他很喜欢收藏古董,很有名的毛公鼎就来自于端方的收藏,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西周青铜器。那件东西是端方从山东潍坊一位很有名的古董商人陈介祺那里买来的,不是抢来的,他是付了钱的。端方在19世纪末带领教育考察团到过美国、欧洲,回来之后就在香山搞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那是我所知道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当然后面天津的实业家张謇,也建了博物馆。另外在19世纪末,当时欧洲的一些传教士机构在上海成立了皇家亚细亚学会,叫文华学会,他们当时也办了一个博物馆,可以很明显看出是西方传来的事物。当时一位很有名的报人王韬,当时在日本,然后到了英国、欧洲游记。在他写的游记中说,到了英国很有意思,他去看大英博物馆,他用汉语直接把Museum翻译成了汉字叫“母席庵”、“妙西音”、“缪齐英”等。他进去看了以后说这像一个博物苑,里面有很多东西。当时对于中国人来说,把同样的东西放到一个地方供大家来看很有意思。王韬属于社会改良家,他已经意识到了博物馆对公民教育的功用,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当时存在的一个问题,他想的是中国的文献里的《博物志》,就是对天下奇闻、奇异的东西的记载,这是以知识的广博为基础的,并不是以教育为目的,这是他在对博物馆理解上与西方一个根本的不同。王韬最早到西方进行考察,介绍西方的一些博物馆等文化设施,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当时1819世纪欧洲本身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因为建博物馆的时候必须把古迹从遗址的原地搬到博物馆,我们今天觉得理所当然。国家博物馆还在整修,如果开放大家可以去看,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特别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它都是要从全国所有的博物馆或者有重要发现的考古工地上把东西调拨到北京,放到历史博物馆,这好像是很正常的举动,但这个举动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它要采取中央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青铜器为什么要铸造这些花纹?因为我要把天下所有的物展现在青铜器上面。因为青铜器本身是有灵魂的,我们今天看的青铜器是搁在柜子里,没有灵魂的,是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但在古人的思想里面,青铜器是有生命的东西,它有脚,三只脚,方鼎有四只脚,这个鼎会走路的,它为什么会走呢?因为它会跑,青铜器本身是负载着天命的。如果你有一天醒来,发现门外有一个青铜鼎,可能说你是真命天子。如果那个鼎从皇家的收藏里跑掉了,就说皇帝已经丧失了对天命的控制,他那个青铜器就走了,大家都知道九鼎的故事,在《墨子》、《吕氏春秋》里面都有记载。

这种把考古遗迹或遗物从遗址的本地搬到博物馆里的行为,今天应该怎么看?在建立博物馆的初期,当时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有很激烈的争论,英国也有,但法国最明显,很多知识分子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不像今天,我们觉得盖博物馆很好,把东西都搁在里面。但在当时一部分艺术家、哲学家非常反对,他们认为你把东西从原来的遗址里挖出来之后,把它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把它的生命给断送掉了,把这东西本身和它的原址(original site)、它的环境血液的纽带给割断了,我们今天看这个博物馆真漂亮,灯光、展柜很好,其实它是把东西的生命消灭掉,重新再创造一个生命给你。后面我们会谈到,在博物馆里面进行考古学展示的时候,可能要遇到一系列的问题。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从问题原始的本身冲突来进行考虑,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它以后是如何互动,怎么解决,逐渐达到今天的理解。

对于考古学或古物学,“古物”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还应该有些不同的思考。考古学的兴起可能跟博物馆学差不多的,你说他在地里挖个东西,或者盗墓啊,这些可能古已有之。但真正把考古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是1718世纪的事,在19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产生起来的。它的根本目的也是要把已经消失掉的历史重新再复原,从根本来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今天我们给考古学下的定义还是从这个方面去考虑。我记得曾跟当时还是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刘庆柱先生讨论“考古学是什么”?刘先生一辈子做考古,他想了半天说:“考古学是什么?真是没想过。考古学就是类型学和地层学吧。”在中国,地层学和类型学并不是考古学本身,它是考古学里面的方法论。做考古的人往往对考古学是什么并不知道,并不去思考。地层学很有意思,什么叫地层学?就是一件东西在地底下埋藏的,我们今天把它从地底下拿出来,你考虑从是哪个层位把它取出来。一个最根本的原理是,这个东西如果埋在最下面年纪就最老,埋在上面年纪就轻一点。但我们应该考虑到,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把这个东西的地层学确定,也就是把这个东西原始的背景(context),它上下的背景破坏掉,不然是没有办法把一件东西从土里取出来的。根本上来说,考古学中的地层学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对遗址或器物本身的环境进行破坏。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考古学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学问,真的也是在做破坏。可以想象在任何一次发掘之后,把考古学原始的环境和物体割裂,但我们今天做这件事的借口是为了科学,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挖掉。不管目的怎样,最终产生的结果是我们做考古的一定要考虑的,我们是在做破坏。在这种过程里面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怎样把破坏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必须做到的就是对这个东西的原始记录一定要做的非常好。现在有很多考古学家,挖东西很随便,挖出来没什么记录,东西也随便搁,到时候写报告想不起来了,找不到原始的记录。地层学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困境。这困境对考古学家、博物馆的展出人是一个挑战。因为从博物馆来说,一件商代的青铜器给你了,你怎么把它展出来?当然你可以说我按考古的原则,把它上下的土,它在墓里所有的环境复原,我把这个东西搁在那儿,大家看可以了解,这个陈列好,因为他一看,这是商代墓里出来的,这是商代墓的哪个角落里出来的,它反映当时人们什么样的身份、思想,做得好一点的博物馆陈列可能会这样去考虑。但更多的情况,就像我们今天看的博物馆,它考虑是这个灯光怎么打?现在要买一个法国的灯,用什么样的柜子,柜子的玻璃是什么样子的?当然这是技术性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考虑。但从理论上、根本上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陈列的目的是什么?

下面我要谈到博物馆跟遗址的关系。这里要提到景观考古。下面要举的例子是我最近在四川做的一点田野工作,就是对金沙、三星堆遗址博物馆的考察。在结论的时候还会给大家提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将来,一个考古类型的博物馆,它的前景并不在于博物馆内部怎么陈列的问题,而是要走出博物馆,怎么把博物馆作为一个器物,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去陈列。以后考虑的不光是博物馆本身的问题,而是博物馆跟它周围景观的问题。什么是考古学,不能说考古学就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那是考古学的两个方法,现在我们要给考古学下的定义,我觉得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定义是:The ways of thinking about the pastdynamic process of negotiation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to the study of material evidence

这里面含有几个关键。首先考古学是一种方法、方式。我们今天对人类社会的过去进行思维的一种方法,怎么去考虑我们的过去。其次,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僵直的过程,它是一个不断改变、充满活力的过程。但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考古学不光是过去,它一定是在过去和将来之间不断谈判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做考古,并不是说我们把过去复原起来就行了,对过去的复原是我们从自身的角度来对过去进行一个重新的谈判。这就是为什么考古学的定义在不断改变,研究也在不断被更新。因为我们谈判的角度不一样了。我们的后代、新的一批学者,重新对考古、对过去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得出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最后强调一点,所有这些谈判也好,思想也好,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不能说我们每天坐在房子里看书就行了,那就变成历史学家了,我们考虑的是物质的证据。

博物馆的定义是非常滑稽的,你上网查或看关于博物馆的教科书,会发现有二、三十种不同的定义。现在我给大家看的是国际博物馆协会1996年的定义:“博物馆是永久的、非盈利的机构,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向观众开放。博物馆的任务是收藏、修复、研究,交流并展出人类和他所处环境的物质证据,目的在于研究,教育和娱乐。”如果把这个定义跟考古的定义进行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些区别。它们虽然都是物质证据,也用了现在的一些思想,就是人类和他所处环境的物质证据。这不只是人为的一个器物、一个人工的制品,可能是生物的制品,但和人发生了关系。比如说你打了一头动物,你吃了以后,它的骨头不是人为的,但是它是跟人产生了关系的。这里谈到所谓的永久的东西大家可能有些疑问,现在很多搞博物馆学的人都说博物馆是永久的。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生命,有生就有死,你怎么能说博物馆永远不死呢?在西方有很多人预言博物馆已经死掉了或者正在死。而国际博物馆协会当然觉得博物馆是永久存在的。“非盈利的机构”,这个地方也需要大家注意。因为我最近做文化遗产,和很多欧洲搞艺术管理和文化遗产的学者交流较多,他们到了英国之后感到很奇怪:在英国博物馆能赚钱,他们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在西方,博物馆都是靠政府拨款,所以它并不能变成盈利机构。另外,博物馆存在的目的除了在于研究、教育,也在于娱乐,这也是新提出来的一个标准。特别是在今天大家关心的公众考古学里面也开始思考:考古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教育和娱乐的功能?像今天大家在电视上可以看考古直播、考古现场等类似的节目,是不是也属于考古学本身的范畴?

我们今天要考虑的有四个不同的关系。博物馆,我们从器物开始,中间的是器物,器物是从遗址来,从器物本身又进入到博物馆,进到博物馆之后跟参观者又发生关系了。这里面考古学家的作用非常奇妙,他既是必须从遗址把东西取出来的人,也是要给参观者提供背景材料的人。做一名考古学家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不仅要把东西从土里挖出来,也必须对它在博物馆的陈列或者展示做一些工作,这个工作并不是说把东西送到博物馆就终止了,其实另外一个新的工作刚刚开始。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强调“博物馆中的‘考古学’”,是一个新的课题,是我们作为考古学家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下面依据国内的情况,提一下我们做这个题目的背景。藏品与陈列在博物馆里基本属于博物馆范畴,跟考古学家没有发生关系。这个现状的来源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机制、组织上产生的后果。1950年之后,中国政府在各地成立了博物馆,按毛泽东的指示,在各地、每个省市都要成立自己的博物馆。当时考古是属于博物馆的一部分,一般是博物馆考古部。当时考古学家的任务是比较明确的,他要去发掘,发掘完了东西要放到博物馆,在博物馆里面进行陈列。其实考古学家本身也做很多陈列方面的工作,比如设计、展示,或者对展品进行解释,都是考古学家的事。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来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把考古从博物馆中脱离出来,在每个省市成立考古与文物研究所,博物馆就是博物馆。现在大家都知道,每个省份特别在省会,除了有一个大的博物馆之外,一定有一个考古与文物研究所。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直接的后果:把考古学和博物馆分开了。但是还有一个例外。在南京博物院,考古部是下属南京博物院的。最近这几年,像湖南省,也在考虑是否把考古所跟博物馆再和到一起。另外,像成都,现在在建自己的博物院,这个博物院是由考古所来建,以后这个考古所长也是博物院院长,它又把博物馆跟考古研究所整合在一起。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在一个过渡的阶段。现在我们思考“博物馆跟考古学的关系”这一问题,其实也是在这个整合过程中的一个思考。我觉得在今后几年之内,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布局。中国在20091015日于西安成立了一个专有委员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第一次把遗址博物馆作为博物馆里一个单列出来的专项考虑。20101012日国家文物局首次公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录,这也是一个新的趋势。以后几年考古学家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把遗址和遗址博物馆放到景观考古里面,怎么来做一个遗址公园?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是有必然关联的。

下面我就用一些实例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后如果有机会,不管是实习,还是做一个短期的课程,还是以后真的到遗址博物馆工作,我们怎么来探索一些比较有用、有实效的方法来对考古学进行阐释,特别是在博物馆环境里面进行阐释?这里面牵扯到几个问题:藏品的来源、藏品的展示和藏品的阐释。从这三点来看,刚才提到的两大类博物馆——艺术类和考古学遗址博物馆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差别。艺术类博物馆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上海博物馆,它代表的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博物馆类型。我不知道当初上海博物馆成立是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艺术、教育的基地?我刚才提到,西方在启蒙运动之后,博物馆是作为公民启蒙教育的工具。上海博物馆可能继承了这个传统。为什么呢?因为上海博物馆的前身就是刚才提到的英国人在上海成立的文华学会下面办的博物馆,可以说它是对殖民地产物的一个继承。但今天的上海博物馆截然不同了,它是一个非常成功、而且非常有成效的博物馆。走进上海博物馆你会发现,上海博物馆的陈列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它物品的展示采用立体的效果、最好的灯光,参观者还有一些音响的辅助。这个展示跟地层学可能毫无关系了。在看这件东西时是把它看成是浮在空中的一个艺术品来参观的,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文物或者当时历史的见证,这在陈列的时候是不考虑的。但博物馆的陈列在某种程度上是必须考虑类型学的。还在上海博物馆,学过考古、青铜器的都知道,这是二里头或者二里岗早期的青铜器,一个鼎、一个斝、两个爵,都是最早的青铜器。上海博物馆把这四件东西放在一起,它是从类型学来考虑的。这几件东西代表的是青铜器铸造里面最早的类型,所以它在陈列的时候是从类型学来考虑的。它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件不一样了。在这个地方它要给参观者的一个反映是要让你从类型学来看,这些东西在它本身发展过程中,发展链条里面是哪一节,这个地方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角度。这是一件青铜钺,现在定为二里头时期,但没有地层,是一件收集来的物品。我觉得用这种陈列方式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并没有本身所在地层的信息。

上海博物馆做的比较好的地方,除了它的灯光和在展示物体细节的时候采用的非常好的手段,非常细心的角度外,还有在陈列的时候采用了“唯美派”的处理方法。这件青铜器如果放在桌子上或者换一个陈列条件你可能看不清楚,但上海博物馆在用光上面是把物体本身的美感用灯光把它展示出来。在西方,艺术里面现在最受重视的是雕塑,雕塑在上海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也是从唯美主义的角度来进行展示的。这些东西或者出于墓中,或出于石窟、庙宇,但现在完全作为博物馆里面展示的物体被重新陈列。这五个三足鼎,一看就知道是一套。它不是上海博物馆自己发掘的,是被盗墓的人挖出来然后走私到香港,又被上海博物馆收购回来,后面上海博物馆到发掘出土的工地所在省份,又从当地的博物馆进行借调,花钱租代。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到,上海博物馆的馆员在陈列的时候,牵扯的因素太多了,既考虑到当时一套器物所在的原址,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个东西并不完整。今天看到的这五个并不是当时所发现全部的鼎,据我所知这套鼎里面可能还有一到两件被盗墓的人盗到国外,流散在海外。所以它的陈列除了要展示这件东西本身的美之外,同时也提醒大家:在欣赏这些文物的美的时候,还应考虑到它更深的社会含义——就是今天的盗掘对中国考古的破坏。博物馆是处在一个两难的地位,你如果买这些东西好像是鼓励了盗墓,因为盗墓者把东西盗出来就可以卖给博物馆了。但是如果博物馆不把它买下来、不把它陈列出来,那么这些东西又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现在博物馆是处于这样一种困境之中,这种困境也是我们今天做公众考古学的学者正在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和盗墓有关的社会问题,从考古学上是怎么考虑的。这张图是把不同器物的类型,作为一个坐标像地层学一样把它标出来,现在一些遗址博物馆里面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博物馆里面把器物的地层学的层位标示出来。

下面主要讲一讲遗址与遗址博物馆之关系,主要讲遗址博物馆。这里应该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走进一个遗址博物馆,并不是说我们走进了一个遗址。我们走进遗址博物馆,看到的是一个被重新安排、经过精心安排的展出。从展示的线路到给你看的东西,通过讲故事的程序来展现。如果你是一个遗址博物馆的策展人或者考古学家,第一个要考虑的是这个故事怎么讲?比如说四川广汉三星堆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今天到三星堆遗址博物馆会发现,我们要看到的东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了。我们可以从图片看博物馆对青铜人像和青铜树是怎么陈列的?青铜像是在博物馆里面修一个像祭坛一样的台子,把青铜器环形陈列。这里面包含考古学家对遗址或器物本身的一个阐释,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就是当时祭司或者通神的神职人员用的,它们当时排在台子上是要跟上天的神灵交流。今天它所用的陈列方式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但这个青铜树就特别不好陈列,我觉得青铜树的陈列就是在大厅里面搁个盆景,用盆景式的方式来陈列。虽然这件东西非常非常精彩,从考古学角度青铜树是可以做很多文章的,但在陈列上基本是失败的。它就是作为一个盆景陈列在大厅中间。其它的一些东西就容易一点,像从当地河里捞出来的一块石头,我也不知的这东西到底跟遗址本身有什么关系。讲解员介绍说,这块石头就是当时三星堆文化的人用来做玉器的石料,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故事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那么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博物馆里的那些案例呢?就是内外、实虚、点和全的关系。从我所看的所有遗址博物馆里面,到目前为止做的最费心血、最尽心的、效果最好的应该是四川成都的金沙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最有意思的是它采取的各种手段,不管文字的还是视觉性的还是音响性的,还包括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方面,他们是比较费心的。我下面以“Step into the JinSha Site”(走进金沙)为例。首先点题,走进金沙,其实你走到那个地方看到两个金沙,一个是虚拟的金沙,从地图上虚拟的。这不是virtual museum,我们现在做的一个项目是虚拟博物馆,这是另外一个东西。现在这个博物馆,我说它是虚拟的,指的是它是地图上虚拟的遗址。在实际的陈列上面,它是一个现代建筑,不是遗址的,跟金沙没有任何关系的,这是清华大学设计的一个现代建筑。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开发成比较高档的商品房小区,但在修建过程中他们对当地的一些所谓的原始植被做了些复原。我们现在开始认真的走进金沙了。它的外观是一个现代的建筑,把这个遗址放到一个建筑物里面,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在遗址上面盖一个大的棚子或盖一个建筑,这样的话人进去不怕风吹日晒,可以在里面放心参观。但做过考古的人都知道原址是没法陈列的,挖完以后乱七八糟的,没法看。你要看比较精彩的东西到博物馆去看,但博物馆都不知道这些东西跟遗址本身当时是什么关系。金沙做得比较好的是它试图在你进入博物馆陈列厅之前让你走过当时出土器物的原址,这个“经过”当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探方”的方法是夏鼐1937年到了英国后,跟惠勒在英格兰坦彻斯特地区梅登堡山城遗址做发掘的时候学来的,现在我们到考古工地看到的就是探方。但是在英国,不论教学还是实习现在都是全面揭开。原来20世纪30年代做探方,要对每件物品做层位定位你是没有办法的,必须把它放到一个方子里面才能定位、画图、记录。但是今天到遗址去使用全站仪连遗址剖面都能看到,拿着GPS一定点就能定下来。所以现在在国外还要挖探方的话,别人可能觉得你真是在博物馆里面作古董式的发掘。大家做实习的时候会知道,在中国挖土遗址是非常困难的。在北方,到河南或者陕西挖土遗址,只有非常有经验的人,才能观察的土质的变化,才能够定层位。我们可能觉得土层是客观的,其实并不客观,很多情况下是主观的。

走进金沙,很多年轻的学生在那看,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划得那么清楚啊,哎这条怎么没有啊?从展示上来说,划地层还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也不能全部根据考古学家给你划的地层来看。这是当时在博物馆里,年轻的学生在专心地看,好像其中有很大的奥妙。但我认为这块土不是原来的土层,是后面做出来的。这块土其实也是做的,但是做得比较逼真一点。当时发掘动物的牙齿,后来牙齿都拿走了,搬到考古所里面清理。为了复原这个情景,他们又做了一些放到这个地区,我说这是有根据的复原。他让大家看,这个地方挖出来很多动物的牙齿和骨骼。那么这个大坑是干什么的?像这种大坑,就必须做展示了。它开始对出土位置进行标示,同时用文字说明,这是第几号遗迹,出了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现在放在哪个展厅里面。让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个地方出了东西,东西放在博物馆里面,然后去看。同时还把当时发掘的一些照片印出来给大家展示,这样即使不能把你身临其境地带回当时发掘的那个场景里面,起码可以给你一点印象:这个东西当时是怎么发掘出来的。它会在遗址本身陈列里面,把一些很重要的遗址盖好几个展厅,最上面有精品厅,把最精彩的东西搁在那里。精品厅里面陈列的物品一般在遗址上都做了标识,还有当时发掘的录像用大屏幕在那里展示。它把最重要的物品用详细的照片和说明给大家展示。在遗址本身,顺着它精心设计的通道途径行走过程中,它会采取不同的区域给你展示一些当时的住房、柱洞、灰坑等信息。

现在我们进到博物馆里面。金沙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它在对遗址本身进行展示之后又回到比较传统的博物馆里。所以它是一个混杂物,它既在某种程度上尽量对考古的因素进行考虑,同时也在传统博物馆的陈列上对物品进行展示。对器物类型的展示也很有意思,比如这里是按照器物的类来分的,罐就是罐,豆就是豆,斝就是斝。这个展示试图把地层学引进到博物馆的陈列里面,而且把不同地层出土的东西放到不同台子上面。它在陈列中考虑到器物的组合,也考虑到器物的层位,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在新修建的良渚博物馆里也用到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现在在考古遗址博物馆里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方法。最后进入到所谓的精品屋,像上海博物馆一样采用唯美主义陈列法进行展示,同时用图像或者音像的效果,对物品跟其他遗址的关系进行推测。比如它说金沙的器物的来源是三星堆,三星堆的东西不能把它拿来,三星堆博物馆不借,所以他们就用图片的方式,把金沙的东西和三星堆的东西进行对比。这是一些挖出来的动物牙齿、角啊,这些东西用这种方式陈列,可能更大的用处应该在实验室里面。另外地面跟底下的地层用现代的手段——用玻璃隔离进行展示。这是墓葬的复原。

金沙博物馆里面用了几个考古陈列里的模型,这是地形的模型,这是遗址的模型,这是建筑的模型,我认为这些模型如果真的用电脑虚拟复原的话,那这些实物模型的效果会被减弱,以后可能会用电子虚拟复原,就是数码的复原。金沙的陈列比较成功的是在灯光上面,里面专门引进了一出环球影视样,人进去之后它用立体的方式放映当时金沙人的生活。我们走进任何一座博物馆,特别是像金沙这样花了很多的心血的博物馆,从考古所所长王毅到设计公司花了很多钱和心血,它里面的展示是要把博物馆和遗址写成一本书,你在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结尾,你感到很满足,但是这里应该让大家意识到考古是无序的。我们今天说的历史环里有个历史规律,像社会发展阶段。国家博物馆还没有开幕,原来去过的话你一定知道,一进去第一个展厅一定是原始社会,第二个展厅是封建社会,它是从社会发展史来展示的。考古学家被历史学家领着走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在发掘里面或者在展示考古的时候,一定要按历史规律来陈列,但是考古是无序的。在考古的无序的过程中,怎么把它放到博物馆这个有序的环境里面?这又是一个矛盾。我们的思想又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行动,如果你是一个坚信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人,你可能在考古或作展示的时候遵循这样的结果。但如果你发现古人的生活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差不多,每天早上起来做什么事,中午做什么事,晚上做什么事,好像这个社会规律在我们身上体现不出来,同样社会规律在古人身上也体现不出来。体现在他们身上的是他在手里面做的那件东西,是做的陶器、石斧或青铜器,那个是可以把握的。我们研究考古和博物馆关系的时候也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到底能不能够彻底解决?我现在也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肖小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持人)

我个人感觉,汪老师从两个方面来讲他的问题。一是从博物馆本身发生的本质、目的;二是谈它和考古学的关系。博物馆和考古学并不是天生的一对,因为考古学的本质、目的、方法都跟博物馆不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二者的一些区别。通过这样一些理论的阐释,在博物馆和考古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具体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上引起了一些思考。博物馆在展示考古学和考古学成果的过程中,至少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它不光是考古学器物简单的陈设,它包括了对考古学的一些理解,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要对考古学和考古学成果进行阐释,这是博物馆的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博物馆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让观众的眼睛、观众的耳朵和感官在博物馆这个环境里边能够理解你,能够理解你对博物馆和对考古学的成果展示的内容,让观众去理解你对它的理解,你对它的阐释。

让我们对汪教授富有思想性的讲演表示感谢! 

 

汪涛(博士,主讲人):

问题可以随便提,我刚才说大英博物馆,其实还是上海博物馆的那种基本陈列方式。但在复原原来的遗址时,可能在技术性、灯光效果各方面有所不同。这一问题真真正正突破的前沿或实验的前沿是在中国。最近我们在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做一个长期的合作项目,就是要做一个这方面比较系统的研究课题。我刚才说了,最根本的是我们现在都处在矛盾之中。我们今天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很明确的世界,我们知道怎么走,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是在不断的矛盾和探索之中。其实做考古或做博物馆的乐趣就在这里面:我在做一些新的东西,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我的思考会对我所做的工作直接产生效益。为什么我说今天学考古、学博物馆是一种幸福,就是你能够享受这种冲动。像你去银行,做的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像你在考古中或者博物馆里面每天都有新的挑战,有一些新的思考。

 

提问和回答:

提问一:汪老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我曾经到过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当时导游告诉我一个信息:他们在申遗的时候,文化遗产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要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求在文化遗产的周围建立一个缓冲带。现在我们看到在周围都是一些现代化的绿化和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它就把文物的原始环境打破了,也许因此就会忽略掉一些比较珍贵的文物研究的信息。您怎么样去评价这种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第二个问题,您一开始谈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一些文物,也出现过一些异议。同样的情况曾经在英国也出现过,他们认为这样就会切断文物生命的血液。我们都知道,大英博物馆作为有着世界级收藏的博物馆,也收藏着来自古希腊、古埃及和中国的文物,那么这种行为是否也切断了这些国家文物生命的血液?您怎样看待这些文物的命运?谢谢!

答:这两个问题都提得非常好。第一个问题,昨天我还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副馆长曹玮先生探讨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呢?从我们现在留下的影像资料、图片来看,最早的兵马俑的照片大概是1901年,上世纪204080年代也有,现在也有,你把照片打到黑板上看就非常有意思。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还能够看到秦始皇陵是在二层台上,现在一看什么都没有,全是树,你说的那个绿化说得非常对,我们说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把树全部砍掉?因为它是石榴树,有些树长得很大什么都看不出来,所以可能下一步是要砍树。因为你要真正让大家能够体会、感悟到当时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的关系,这整个过程必须重新做。你刚才提的是比较实际的问题,原始生态和原始文化的复原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做法?当然里面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砍不砍树?种什么样的树来替代?皇陵本身是不能发掘的,本身没有发掘计划,但是在皇陵周围有很多建筑物,还有什么水池啊,这些东西又怎么进行保护?怎么把它呈现出来?我们现在做这样一个课题,也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你的第二个问题,我刚才已经提到,在1819世纪建这些博物馆的时候,当时是有很多人反对的。就是说你把这些东西搬到博物馆里就死掉了,这是当时的一个呼声。但是为什么这些博物馆都兴起了?像大英博物馆,柏林博物馆,俄国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这些博物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对全世界进行文物征集,把东西搬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当时是殖民主义时代。我做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你刚才提到的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在北京,可以到所有的省份把最好的东西都搬到国家博物馆,因为它代表了中国,中国文明的精华都在这里。如果你是19世纪的殖民统治者,就会说,我要统治全世界的,我当然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弄到一个地方让大家都能看到。为什么我刚才说的九鼎的故事很有意义?它为什么把饕餮弄在青铜器上?它认为你只要了解、理解这些物,你看到这些东西、你懂它以后就不会被它所伤害。我们搞人类学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共同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我们到民族村去给老百姓照相,老百姓不愿意照,认为我们照完以后就给拿走了,他就不愿意。现在大家好像无所谓了,但这种思想可能是从社会早期发展来的。我能够把你的图像取回来,或者把你的身体取回来,我可以把你的灵魂控制,我已经控制了你。这是一种权力。在19世纪,当你看到大英博物馆,卢浮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柏林博物馆就是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国家博物馆,我们又这样,我们能够把全国最好的东西调来,这是我说的一个历史的形成。你说现在到底怎么看?今天的社会不再是殖民时代,是后殖民时代。后殖民时代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大家都要独立,大家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大家都要有自己的一个立足点。那么也就形成这样一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开始向这些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讨还文物的问题。你把东西还给我啊,你当时从我们这儿拿走的,你现在把它还给我们。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这些国家并不是说拿回来把它再埋回去,而是拿回来搁到我的博物馆里,也还是把它放到博物馆的环境里面。只是说在现在讨还文物里面,民族性、民族主义这个趋势是比较重的。我的东西拿回到我的国家来,这是一个最根本点。并没有考虑到比如这个文物代表我民族大学的精神,我就一定要把它拿回来埋到民族大学,或者搁在民族大学一个地方,让大家来看。这里是有一个区别。同时要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趋势,这些所谓殖民时代的产物,大的博物馆,刚才我提到的这5家博物馆,它们大概在45年前大的博物馆馆长在一起自己搞了一次会议,也发表了它们自己的宣言。现在大英博物馆的馆长是Neil MacGregor,他是代理人,也是一个学者,写了好几本书,里面提出最重要的思想,我们现在是叫universal museum。你刚才提到遗址,提到联合国,兵马俑是世界遗产,肯定有些条条规规吧。现在申遗很热,我们都想做文化遗产,联合国都要来评估。那么联合国文化遗产最大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叫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是什么呢?现在他们也定一个就叫universal value。像大英博物馆就说我们就叫universal museum。我们这个博物馆不是属于英国的,也不是属于法国的。卢浮宫不是法国的,大英博物馆不是英国的,这是全世界的。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是global society。我们现在世界都环球化了,这个东西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中国也好,在埃及也好,在英国也好,这都无关重要了。但博物馆本身代表了人类的普世价值、共同价值。但他可以说,我是来保护、我来研究、我来阐述,我也欢迎各地的人来。从他们现在的态度上来看,也不能批评他们太厉害,他们确实是欢迎世界各地的学者参观,去看、去研究。但他们现在从理论上强调是普世价值,universal museum。回过头来说,19世纪是历史的一个阶段,你也不能说把19世纪的历史从地图上全部抹掉,殖民主义时代不存在了把它抹掉,也不可能。因为它就是一个时代本身的产物。为什么说你刚才提的这两个问题提得好呢?就是它真正让我们从多角度、多元的来思考、来看这个问题。

 

提问二:我不是考古专业的,问两个行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最近考虑到原来在商代有很多奴隶和战犯为贵族和王殉葬,到商末那些以活人祭祀或殉葬就变成了木偶和陶俑来作为替代品。最大的秦始皇陵用陶俑作为皇帝殉葬品的一个典型。我就很关心那个木俑。为什么要用木俑来代替活人殉葬?除了中国人文主义哲学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其它中国文化的渊源?它们的象征意义是怎么样的?第二个问题,我比较关注前段时间曹操墓那个考古工作,一会报道是证实了是曹操墓,一会儿又否认,现在的结论好像是疑似曹操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非常不确定的问题?它反映了我们国家现在考古学上一个怎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单单能够用考古学来解释的吗?

答: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您说您对木俑感兴趣,你看埃及考古学,你会发现古埃及跟中国早期是很相似的,特别是商代。商代人殉是非常普遍的。安阳当时的殷人的人牲是很多的。很多人身手分离,把他埋到墓里,这是很多的。但到了东周时期,孔子那时候就已经发表言论了,说墓里最好不要埋。当时已经用俑来替代活人了,但是孔子连那个也反对。认为最好俑也不要埋,埋了让我想起还是埋一个人,他觉得那是不人道的,从他的角度来说他觉得是不对的。你刚才提到人文精神,大家觉得埋人是野蛮的,那你就不去做了。另外你说社会生产力的原因,我觉得也不是太直接。埋人的话就像今天一样,证明你有钱了,你富有。直到后面甚至你说的曹操墓,他也有人殉,但是他的人殉是什么呢?是他家里的亲人,他的妾、他的妻或者他的什么人,那些人会有殉葬的。具体说是谁开始说不要埋人,可能要考虑到春秋时候社会和思想的发展。当时对埋人开始产生一种改变。那种改变可能跟人类学上的一个替代性理论有关系。人类学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黄瓜和牛”,当时英国的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皮特里,他当时到非洲做田野工作时就发现,非洲人在祭祀的时候,拿条黄瓜,说我献一头牛给你,为什么拿条黄瓜说我献一头牛给你?但是这个就是人类学家的逻辑,像中国你把那个灵气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外一个物体,那么这个物体就可以替代本身。当时在春秋时候这种思想开始比较明显,我可以采取替代物,为什么做泥偶或者木偶更要早呢?木偶的手会动,要穿衣服,要有些仪式,通过这个仪式,把真正的人的灵魂转移到偶上面,那个东西可以起到真人一样的作用。它的效率就已经有了。我觉得跟那个思想有关系。

关于曹操墓,只说一点,中国目前的考古学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公众考古学的问题。现在我们的考古学家还没有真正的学会怎么跟大众互动、跟媒体互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考古工作里面挖的时候不太小心不太仔细,那些问题在任何考古情况下都可能发生。但现在曹操墓为什么变成一个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做公众考古学的人要好好研究的问题。这里面牵扯的不光是考古了,它已经脱离开考古,进入到公众社会领域。有的问题不是考古学家本身能解决的,而是考古学家必须跟其他行业的专家一起解决的。

 

提问三:汪老师好!现在西方博物馆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而在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地位远远没有这么重要。我们现在要关注博物馆的发展,一个着重点是把公民引向博物馆呢?还是单纯地跟着西方的潮流,进行理念的改变,博物馆多样化,这两个哪个是侧重点?第二个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环境之下,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性、永久开放性的机构,在中国建立博物馆是不是一个面子工程?

答:你说在欧洲的博物馆,在欧洲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博物馆很多地方已经作为遗产、遗产地来发展。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所以它博物馆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博物馆肯定跟西方的博物馆不一样。从跟现在的博物馆馆长进行的交流,他们看西方的博物馆,更多的是看这个陈列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技术来陈列?但博物馆本身的思想现在大概还没有考虑得太成熟。想你刚才提到的,中国现在很多地方建博物馆是面子工程,盖完以后就完了,它并不是认真地要融入到社会发展里面。我觉得可能是,前工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这是必然的。现在博物馆在中国还没有被抬到国民理性教育的阶段,现在当然也有博物馆挂个牌子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是怎么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研究博物馆学的人,还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博物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怎样去做?是引进一些西方的理论,或者我们现在做面子工程,但这些都不是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现在我本人没有办法回答。倒是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很多民间博物馆,各式各样的都有,有的很好,有的不好,有的很糟糕。去年我去西安民间参加博物馆论坛,看到现在很多人也不知道博物馆是什么,都是古董店。但每个古董店都挂个牌子叫“博物馆”。但他们对博物馆本身并没有理解,博物馆是什么东西,他们还认为博物馆跟博物志那样的思想。我觉得那个思想肯定是不行了,一定要有深入的思想来主宰它,把死的东西变成活的东西,跟社会互动。

 

提问四: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讲到西方博物馆曾经兴起过关于博物馆的民族志过程,这跟金沙博物馆的陈列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我觉得这种展出方式只限于遗址式的博物馆,那么其它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怎么能跳出现在这种有点进化论的惯势?第二个问题,您讨论了很多是关于博物馆跟考古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很大地关注公众。博物馆面向公众能够提供一种教育方式,但是这种教育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我们参观博物馆受到展览方式很大的影响,博物馆的展览方式更多是跟学科、整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有很大关联,公众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历史的片段,这样的话,博物馆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教育公众的作用?

答:第一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刚才强调,我们现在总是在一个困境里面摸索着走,你说国家博物馆或者任何一个博物馆按什么模式来做,我没办法说,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说,但大家都在做。做出来有人来评价,有人说做得好有人说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处境。

你下面说的关于公众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像英国的博物馆,包括大英博物馆,工党在台上的时候,做了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你来参观的人要有多少是属于低收入层的人。那这个怎么办呢?英国虽然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老百姓也不会每天都来看博物馆,他有钱可能去看个电影,不一定非要到博物馆来。博物馆从启蒙运动开始,它都是说我要变成中产阶级所以我要建一个博物馆,我要自我教育,它针对性很强,是针对中产阶级的。这是西方社会的一个特点。工党在台上说要我们要把博物馆变成一个教育基地,要让穷人、原来不进博物馆的人来看。但博物馆没办法做到,怎么办?你就要到所有伦敦比较穷的区、工人阶级的区赶紧找来,到学校去找老师,让学生来参观。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保守党刚上台,不知道它们政策怎么样。一般来说,保守党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可能对劳动人民或者工人阶级不太重视,但是现在保守党也还是强调社会的融合,就是不同阶层的人要互相在一起。博物馆在工党期间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不光是观众,它还说博物馆里面竟然一个黑人都没有,这是一个问题。后面就花了很多钱再去找黑人来当博物馆的馆员、馆长,但大部分年轻的黑人对博物馆不能说没兴趣,就是坐不住,你做博物馆非得坐在那儿弄,他们喜欢运动。这几年有些地方慢慢开始有些黑色的面孔,但还是不够。国内的博物馆的日程还没有提上来,每个博物馆里面一定要有少数民族啊等,现在还没有提这个。但特别这里是民族大学,我想有一天坐在博物馆里面,都会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民族的比例成分,我想可能会有。

 

提问五:老师您好。您刚才说到,考古学与媒体的互动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您认为这种互动产生的原因在于什么?我们作为大学生,在哪些方面可以推进考古学、博物馆学与媒体的这种互动?

答:在英国现在我们学校还没有。但是已经有学校开始有所谓的“考古媒体学”课程。和媒体互动是很难的。在今天中国这个环境下,媒体是国家控制。其实说是控制,在底下还是有很多它运作的方式。比如说媒体一定要有角度,它感兴趣的新闻,它会像水的流动一样,一下子焦点都到你那儿去了,所有的媒体都到你那儿去了,所以媒体本身有它的规律。在考古学里面一定要开设媒体学,大众传播,我觉得这些基本训练是需要的。你首先要了解媒体的基本结构。如果你在中国,你要知道中国媒体的结构、方式方法和一些潜规则,这些都是考古学家要学的。我们有门课程叫公众考古学,公众考古学要讲媒体考古学。另外在座的学生,以后不一定光做考古,做媒体也是非常重要的。媒体考古学是学怎么拍电视、怎么拍考古,你怎么写报道,怎么写考古,从媒体的角度怎么展示考古?如果你是学考古的以后再做媒体,再来写考古,或者拍个考古的纪录片,或者编个考古的报纸、杂志,你的角度肯定跟单学媒体的不一样。这在跟我们教育体制,一些课程的设计上还有些空间可以发挥。特别是以后在遗产学这个大框架下面,媒体、考古,都应该是大学的课程。

我做过Discovery,英国国家电台关于考古的节目。因为大部分人没有太多时间看考古报告,或者看书。但在英国关于考古的电视,收视率是非常之高。包括任何一般的娱乐性的节目,英国人对于考古是特别有兴趣。所以它电视上的考古节目很多。同学以后找工作或者发展自己潜力的时候,在媒体上面可以多考虑。

 

 

  (记录/整理:付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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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暨“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圆满召开

学院办公室

1028-31日,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中南民族大学举行。此次会议恰逢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30周年,来自全国220余名民族学学者参加了会议,共同探讨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学科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大会开幕式上,全体代表起立默哀1分钟,深切怀念为中国民族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已故老一辈著名学者,包括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等我校已故知名学者。马启成教授和苏发祥教授分别代表老一辈民族学家和中青年学者在开幕式上发了言。我校12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教授担任大会主持人之一,并做了闭幕总结致辞。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丁宏教授和王庆仁教授分别担任分会场的主持人和评论人。杨筑慧、吴楚克、祁进玉、李海军等为大会提交了学术论文,并在分组会议上做了学术报告。

会议选举并通过了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中国社科院郝时远研究员继续担任会长,中国社科院色音研究员担任秘书长,何星亮研究员担任常务副会长。大会还选举我校校长陈理教授、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教授等担任学会副会长;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丁宏、潘蛟、苏发祥、王建民、王庆仁、张海洋、包智明教授等任常务理事;戴成萍、吴楚克、杨筑慧、祁进玉、任国英教授等担任理事。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于1980年,我校宋蜀华教授曾任第三至五届学会会长。

 

 

?他山之石?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几所高校的前辈学人王勃、王一清、王小云、王邦兴、王晨晖、王晨、巨娇、王博瑞等,长期以来密切关注国家民族事务,关注民族地区发展状况,对民族繁荣寄予殷切期望。数年前,适我院宋蜀华先生仍健在时,他们曾与宋先生密切交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对我院《学术通讯》尤为关注。时至今日,志在千里的几位学人意气不减当年,仍致力于民族剧本、曲艺唱词等的研究、开发、赏析等工作。本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本着对民族地区遭遇灾难的忧患,本着对民族、社会问题的关切,本着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感恩,本着与我院深厚友谊的绵延存续,几位学人寄送来数篇优秀创作以表情怀。同铸辉煌、共创未来之情让我们深受感动。但抱憾的是,因鉴于版面所限,我们只能刊发诗作《勇敢》一篇以资共赏。

——编者按

 

勇   敢

——玉树坚强  青海常青

王勃(西北工业大学教授 博士)

 

勇敢 格桑         格桑 勇敢

玉树坚强          青海常青

三江源生态园      难忘啊 四一四

七四七 大地震动   格桑挺住 坚强着

 

勇敢 格桑        格桑 勇敢

飞机能在         天宇间自由飞翔

靠的是            勇敢与机身平衡

 

轮船能在          大海里遨游驰骋

靠的是            勇敢与船体平衡

 

人生能在           搏击未来奋勇向前

靠的是             勇敢与心理宁静平衡

 

人生是一道多解的方程

分解着:坚强 勇敢 幸福 和谐 平衡

 

玉树不倒            青海常青

格桑 挺住 坚强着

 

中国能在            世界民族之林跻身

靠的是               五十六个民族大团结

 

勇敢 格桑            格桑 勇敢

我们同种同根         我们同甘共难

胡主席:我要同人民在一起

中央同志忧心忡忡

新校园 会有的         新家园 会有的

温总理:我们团结一起  一定能战胜地震灾难

 

勇敢 格桑             格桑 勇敢

玉树坚强              青海常 青

康巴同胞兄弟姊妹      格桑 挺住 坚强着 

 

中国能在              世界民族之林跻身

靠的是                五十六个民族大团结

 

成功使人头脑更加冷静

挫折使人意志更加坚定

 

人生是美好的           生活是幸福的

腰杆挺直了             中华民族

五十六个民族大团结     我们同种同根

我们同甘同难           我们手挽着手

我们肩并着肩

 

祖国 中国              抒写美好人生

 

 

 

 

 

 

·综  述·

田野调查,立身之本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第五届研究生论坛会议综述

 

2010年11月18日—20日,田野调查,立身之本——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第五届研究生论坛隆重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与“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合办。论坛以“加强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与博物馆专业校际师生间的学术交流思想互动,促进学科发展”为遵旨,以“田野调查,立身之本”为主题展开。参会者以中央民大民社院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主,同时邀请了国内13所民族院校与10所综合类院校相关领域的共75位研究生代表。论坛采取专家主讲1小时,学生参与讨论45分钟的形式。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的14位专家学者,共进行了14场讲演与讨论。论坛期间研究生代表们积极参与对话交流。激昂的思想碰撞与交锋,精辟的提问与解答,凝生出一种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强烈的学术气场感召力,鼓舞了研究生同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扎实田野,从实求知”的激情和意志。师生们独到的见解与富有成效的交流,对学科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一、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理论出自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可以检验理论。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与博物馆专业领域,从不忽视这一科学过程。在这几个学科方面,割裂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是不能达到一定高度的。理论的突破需要扎实的田野,扎实的田野需要方法的规范与突破,只有将两者紧密结合进行研究才能取得学术创新助推学科发展。所以,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是本次论坛的重要内容。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杨圣敏教授在题为“内隐与外显的调查——民族关系研究方法的探讨”中,认为传统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注重观察与访谈,即使经常援引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方法来做调查,努力做到质性与量化相结合来解释社会现象,但在第一手资料的获得上仍然存在可信度的考验。因为被调查者可能会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而夸大或缩小自己的态度,或者即使无限制地增加问卷量或者问题量也是无法提高调查的效度和信度的。因为这些外显的调查方法都存在着无法完全有效或可信地获得资料的弊端。所以他倡导一种跨学科方法的采借,主张引用心理学方法中内隐的调查方法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外显的方法的结合以保证调查资料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在演讲中,杨圣敏以他近几年主持的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边疆心理、社会稳定与民族关系”为例,将心理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内隐与外显方法相结合所做的维汉、藏汉、蒙汉、回汉等调研言简意赅地做了介绍,探讨了民族学人类学方法存在的局限,倡导了一种跨学科方法的借用与田野调查方法的突破。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王铭铭教授在“民族志研究:再论‘四对关系’”中,首先梳理了中国民族志观念演变的三个阶段。提到第一阶段是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书写的博物志、方志和异域志应该算做中国本土的传统民族志,或是蕴含丰富民族志观念的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初西学东渐时逐渐形成的新式的民族志研究。第三阶段是与1920年代国家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北派社区研究与南派民族志研究,而发展到1950年代以后有所变化,形成了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主导的阶段,即因为左右派的斗争而转向为以族为单位的民族志研究。其次他谈到了20世纪上半叶国外民族志研究的发展演变,认为该阶段书斋式的比较研究所得的思想性或理论性成就不亚于田野民族志研究的成就。在谈到后现代对人类学的科学性带来挑战与否定时,他批判地认为后现代的学者们是一些不做田野只想象田野,是那些自己田野没做好的人独白式地反思民族志的流派。最后,王铭铭根据自己的为学经历并综合了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提出了关系主义的民族志的观点。认为关系主义的民族志应该作为一种观念、方法论或具体方法包括对四对关系的研究,即前后关系、左右关系、上下关系、内外关系。他认为一篇好的民族志研究,无论以什么为研究单位,都应该首先做到对前后关系亦即过去和现在的研究;其次是对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等做左右、横向、派别的关系研究;再次要有对上下等级关系的研究;最后他认为对人类学民族学传统的三个研究单位:社区、民族、地区的研究不能孤立地只将其看做封闭的系统进行研究,而应该考虑到外部环境对它所产生的关系。他认为好的民族志研究是要建立在扎实的田野基础上,应用比较的方法全面地进行关系民族志的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蔡华在题为“后现代之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演讲中,对后现代持坚决的批判态度。甚至认为后现代是一个荒唐的概念,因为我们生活的当下永远是现代。在面对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的情况下,后现代认为民族学人类学只能作为“解释的科学”并否定学科统一性、规律性和科学性。但蔡华认为不寻求规律就无科学而言。他认为后现代的代表学者的担忧与提出的观点只是一个个陷阱,陷阱制造者挖了一个陷阱又诱导后来者继续挖一个陷阱。归结起来,他认为实际上后现代学者甚至都没有做过扎实的田野就质疑现代民族志的写作,这是荒唐的。他坚持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搜集大量的现象资料进行分析,然后提出基本概念和理论的过程。他认为田野调查的核心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而在于能否在田野待足够长的时间。其后,蔡华对研究生如何从事研究提出了三点建议。并结合自己对纳人、汉人、法国人、萨摩人的亲属制度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将事实作为出发点的重要性,并得出结论认为制度的差异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或隐藏在最深处的是普世性的信仰理论支配着的人类行为的多样性。最后蔡华得出结论,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生物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人,我们人类学的研究边界在哪里?我们只研究从人的信仰开始后的解释。生物学的研究结果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因此亲属制度的研究不仅解决了亲属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解决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界问题。”至此,他的研究不仅批判了后现代的观点,同时以他所探寻到的普遍性理论为民族学人类学追求普遍理论和规律提供了支撑,并认为这种研究也解决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界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王建民教授在“艺术人类学的探索对于人类学理论反思的意义”的演讲中,根据中国人类学与国际学术界最近二十年艺术人类学新的进展做了交流。他认为近年来艺术人类学学科存在的正当性、制度化、学科化方面有一些进展,我们该在学科开始发展时多一点思考,这样就需有两个面向:艺术研究和人类学的研究。王建民认为传统的艺术研究只以艺术本体为对象,逐渐强调对耳目的刺激而少心灵的感染,注重理论的套用,而缺乏与社会的交流和与场景、语境的联系。而人类学研究也存在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现象。当科学性在人类学中日益重视时,人类学更注重理性,而忽视情绪情感。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参与观察只注重眼见耳听,而忽视“现场感”。甚至只注重集体和社会、心灵和理性,而忽视了作为文化实践者的个体行动者。这种力求寻找规律和法则的人类学理念在反思之前的人类学中是非常严重的。这样不仅对社会文化的理解发生的偏离,而且导致对人的文化表现方面研究的肤浅。所以面对这些,王建民认为有必要做一些新的探索。他认为格尔茨在这方面的观点不失有可肯定的地方。王建民最后提出“人类学是对常识研究的科学,主要是对常识性的诸多概念进行系统的批判,对常识性的批判进行评价,是人类理解力的源泉。需要打破所谓绝对的秩序,需要在理论上一种新的创造和理论性的创造,对理论重新梳理和反思,才具备一种新的理解能力。这样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即理论性实践。人类学需要不断对已有的概念和一般的认识来做反思,建构新的理论。”最后他以自己在瑶族、壮族、台湾和陕北的田野调查为例强调人类学家应该尊重艺术实践者的能动性,应该尝试以共享合作的姿态去关注研究者与艺术实践主体的关系。倡导一种体验式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扎实做好田野,而不是指导艺术实践者该如何如何去做。这样才能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一种反思并寻找一种新途径。

北方民族大学赵杰教授在题为“语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和方法”中,结合切身经验和国外理论方法流派的流变,讲到语言学功底与语言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他回忆费孝通先生的教导时称语言调查一定要和社会联系起来,做民族学人类学调查不掌握语言就会吃很大的亏。他认为语言学和人类学调查相同的是要放下架子深入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还可能获得被调查者平时不愿说的想法。同时,赵杰谈到语言具有内在结构和规律,认为可以通过语言内部和语言间的共时断面与历时的比较来发现人类社会的源流和形态等问题。也可以通过各民族语言的问候语和日常用语发现其内在的文化、生活环境甚至历史源流。通过一些地名,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的渊源或找到人类迁徙的足迹。同样,语言学家的人类学转向与人类学家的语言学转向,其方法上的借用是非常重要的。以美国为例,如果能像其借用欧洲的结构语言学来抢救印第安语而将世界语言大旗转移至美国,那么,今天中国人类学若在田野调查方法上能采借并突破,那就能把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大旗转移到中国。最后赵杰指出做人类学调查至少要掌握一两门语言才能做出扎实的田野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朱伦研究员在题为“民族共治的理论支点、操作方式及其功能和问题”的演讲中,从政治角度审视了“民族自治”概念,提出了“民族共治”的观点。他认为传统的对“民族自治”的理解会被偏误为“地方民族主义”,会助长类似“高度自治”等观念,易为分裂主义所利用。他指出,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确解读应该是:各民族团结共治,共同当家作主,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各族人民的繁荣发展奠定政治基础。他提出“民族共治”,就是从各民族共同形成的公共社会和公共权力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对民族事务和民族关系的制约和管理的角度切入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形成自治管理。朱伦给“民族共治”下的定义为:就是由统一国家或同一政治领土单位内各民族共同造就的以共和为最高目标、以权力共同行使为核心内容、以权益平衡发展为基本要求、以民族关系良性互动为价值取向的政治结构、运作机制和实现工具。简单地定义便是: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他阐释到:民族共治属于民族关系中的上层建筑范畴,它以民族共和为前提并服务于民族共和的目的,它的成因是同一民族的政治自觉和各民族的政治团结这两者的统一。同一民族的政治自觉,根源于民族集体利益差别及试图通过政治途径来保障和实现本民族的最大利益。而各民族的政治团结,则根源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要求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保障。因此,民族共治的关键问题是保证国家和地方有关政治权力的合理分配和健康运作,以此促进各民族利益的均衡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朱伦就民族共治的理论支点从五个方面做了阐述:民族差异政治的合理性,现代国家主权的统一性,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平等高于民族权利差别,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管理的民主化原则,现代国家保障公民迁徙自由。并在阐述中引用了墨西哥、西班牙等国诸多鲜活案例作以支撑。最后他在假设民族共治可以成立的基础上,认为在操作方式方面要考虑:客观条件、主观愿望、组织形式、议事程序、表决原则和争议裁决等诸方面的机制问题。最后他对其功能及技术问题做了简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在题为“一个以社会结构为中心的视角”演讲中,为社会学如何成为一种显学发出疾呼。认为社会学只有通过延长社会学的核心概念的解释链条来增强这个学科解释力度。他认为社会学中的一些概念是可以延伸到各个领域给予解释力度的,这样就可以逐渐挖掘社会学潜力,以解释其他学科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以作为社会学最核心概念之一的社会结构为例,当面对就业难、学术资源分配不均、教育机会不平衡、住房与买车选择困境等热点社会问题时,经济学一般缺失对这种种困境的解释。但是将此置于我们正所处的这样一个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呈失衡断裂状态的社会中做解释时,却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同时他将社会结构的解释引进纯粹经济学的产业周期的解释中,也是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现象的。最后他用此继续解释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也是有很强的解释力度的。这就是孙立平通过延长社会学的核心概念的解释链条来解释经济社会生活中社会问题、经济现象的尝试。孙立平谈到虽然不是基于田野调查所得的具体研究,但是可以看到社会学有这样的空间,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来增强社会学的解释力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袁靖研究员介绍了“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他指出,动物考古学就是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和研究,认识古代分布于各个地区的动物种属、古代的自然环境及古代人类利用动物的各种行为。动物考古学的指导理论包括均变说和埋藏学等,其方法包括野外采集和室内整理两大部分。他指出家养动物的研究有两个途径获得,一个是根据历史文献,根据文献里面提到的家养动物的情况,来做一些研究。还有一个是根据动物考古学研究,通过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分析和研究来做。对家养动物的系列鉴定标准包括形体测量和观察、年龄结构数量比例、新的种属、考古现象食性分析、古DNA研究等。他认为中国家养动物起源的时间要晚于陶器制作和栽培作物出现的时间。家养动物的起源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古代居民在与一些野生动物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逐步控制它们,把它们变为家养动物。另一种是古代居民通过交流,从其他地区直接引入一些已经成为家畜的动物。通过对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黄河流域多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中家养动物逐渐增多,野生动物逐渐减少,而长江流域多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中野生动物基本上一直占据多数,这反映出那个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古代文献的记载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当时存在这样的现象。袁靖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大致上总是在肉食量需求的增长及居住地周围自然环境所能提供动物资源的多少这种制约下被动地形成和发展的。他指出,可以将这种发展过程总结为被动发展论。袁靖提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相同之处是也将田野考古调查作为立身之本。文化人类学从人类的、自然地、社会的、文化的变量的交互作用做考古研究的视角也值得考古研究的借鉴。动物考古对认识人类古代社会,进而比较认识现代人类社会都有很好的佐证作用。

 

二、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

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始终要面向“人群”,和由“人群”所形成的社会。而对人群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最直接的是从现实的问题入手。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洪大用教授在题为“环境、社会与发展”的演讲中,着眼于对全球地理环境问题的关注,将有助于理解现代社会中包括社会运动、政治政策以及社会发展趋势等等问题。他首先回应了国际上对环境风险建构的争议,认为环境风险一是外在于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是因认知的非经验性、理解的歧义性、被定义为问题的过程性和随社会经济而变的一种建构。社会学研究环境问题更关注起建构性的一面。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情况下,环境问题日益扩大。且日益扩大的环境风险,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有一个平衡的因素,就是社会自身的发展水平。环境问题的分化,背后是各国各方面发展的差距与分化。而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分化对抵御环境风险更不利。在分化的社会结构下,如果没有社会财富的适度公正的分配,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其实,社会结构与环境风险的分配也可以密切地联系起来。他认为在分析环境风险时需把握五个维度,也就是要搞清楚环境风险的:原生/此生;局部/整体;现实/未来;无差别分配/差异分配;消极影响/积极影响等问题。他指出,从社会学看,尤其关注环境风险的差异性分配问题,特别是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所承受的不公正风险。洪大用对中国面临环境风险的几组差异性分配进行了分析。面对环境风险,应该追求更加公正的发展。具体做到共享发展成果、共担环境风险、为后代人投资、促进发展的共同参与、尊重环境自身的价值。最后,洪大用指出官方和民间组织在参与环境问题治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很大,但是中国的改善环境的努力也相当大。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潘蛟教授在题为“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中国民族关系面对的情势”演讲中,密切结合自己对在东莞打工的彝族群体的田野调查,发现彝族务工群体在无视文化差异、族群差异、认同差异的市场共同体中,文化心理上形成了疏离感和不公平感,身心上形成了无法融入的困境。由此在边疆东移的情境下产生了新的边缘群体,继而催生出各种群体问题。他认为民族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民族平等不仅是经济上的平等,还涉及到意义的分配、荣誉的分配、尊严的分配。而更重要的是与中国当下正在经历的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有着复杂的关联。中国的民族问题同时也是内政问题、内地问题、当下问题、象征问题。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旦增伦珠研究员在题为“拉萨社区变迁研究——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的演讲中,对拉萨城区居住布局的变迁做了梳理,并总结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之间的关联。拉萨城区以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为中心,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展,经过四次城市建设的高潮,形成了现在的拉萨城区的格局。社区的居住格局呈现人口构成复杂性、流动性、独特性等特点。重点在谈到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时,他认为总体上民族关系的评价是以积极为主,但各个民族里评价民族关系是不一样的,族际通婚开始由汉男与民女结合到开始出现汉女与民男结合。最后,他从社区的角度,对拉萨社会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涉及到民族、语言、社区组织等诸多方面。

 

三、如何做好学术研究

对于致力于学术型研究的人来说,如何做好一项研究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之一。在选择走学术型研究后,如何将面向的问题做深做细做实,并努力将做人与做学问结合予以提升等等,则是治学者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追求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马戎教授在“如何走好学术研究之路”的演讲中,谈了自己对学术型学科和应用型学科看法,指出学术型学科应该鼓励学者勇于质疑、批判,勇于开拓创新,当一种知识不能解释新出现的问题时,就要尝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努力做出突破,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而应用型学科的任务是在既有知识和操作程序下参与社会活动,这只要求学习者遵从与实施。他指出,做学术型研究首先要梳理和掌握学科的研究方法,其次是多读原著跟着学术大家思想遨游,同时使得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能力得以训练。在此基础上形成两类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应该淡泊名利甘守寂寞花更多时间为学术做出贡献;公共知识分子则该对所有社会热点问题予以关注,积极参与社会公众性活动,也正因此他们很难有时间对知识创新做出贡献。他认为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都是不可替代的,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最后他从品、德、才、能四个方面评价了学者,认为虽然很难做到四者兼具,但应该是我们努力和追求的方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基于研究生在知识生产中遇到的不善于写学术性、论证性文章的现实问题,做了题为“案例调研:从故事到知识”的讲演。她认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是以案例研究为特长的,虽然也做一些量化的研究,但是案例和定性研究更为重要。首先她从目标取向、资料获取、阐述逻辑、研究者的角色差别方面阐述了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差别。接着对这两类研究因写作方案不同而面对的新闻型案例和学术型案例做了比对。在此基础上,她阐述了如何从案例中提取知识。她认为搜集案例前首先要提出问题,然后依据事实案例去证明作者的观点,在提取知识时还需要对自己预先的因果分析结论进行解释,最后应该将此提升为一般性知识。从故事到知识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而缜密的过程,这需要扎实的写作功底和田野调查资料搜集的功底。写作方面需遵循从陈述,界定,比较,分析,推论,澄清,证明,评估,解释到意义总结的过程。而在田野资料的搜集时则要区别事实本身和对事实的看法,严格尊重案例事实本身。而在田野案例的搜集方面则要注意:新经验事实、独特性与一般性、案例作为一般性论断的论据要使来自具体场景的问题具有全局意义、目标得遵从隐藏在事实背后的、具有因果意义的行为范型。她认为一份好的田野调查报告和学术研究作品,应注重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应用,二者各有优缺,研究中可以二者兼用。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苏发祥教授在“西藏乡村社会研究的历程”的演讲中,对国内外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西藏乡村社会研究的情况做了梳理。他讲到,2000年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在社会阶层、土地占有情况、乌拉差役制度和婚姻家庭等方面。其中,国内外学者在社会阶层这部分存在较大分歧,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原有的阶层划分越来越受到质疑。通过梳理,他认为西藏乡村社会必然存在有独特的复杂性,所以对这方面的研究存在大有可为之地。他倡议更多的学人能参与到此项研究中去。一项研究开始之前很重要的环节便是对前人研究的梳理,发现问题所在,找准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为切入点至关重要。

 

四、总结

本次论坛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加强学科间、校际间、师生间的交流,励志青年学子承前启后,促进学科发展而做的尝试。本次论坛取得的成果和呈现的特点可以总结如下。

1、从主题上看。“田野调查”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是学科“安身之本”,是开启研究的钥匙。强调实证研究的社会学,也强调田野资料、经验材料的获得,将观察、调查作为其验证假设或结论的重要方法。从学科方法层面看,这些学科之间具有相通之处,都要依靠田野调查方法进行学科建设。“田野调查,立身之本”故而作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各学科专业一直倡导秉承的治学理念。本次论坛以此为主题,表现了学科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2、从主讲内容上看。本次论坛或强调跨学科方法的采借、或强调对分支学科研究中方法的反思、或强调民族志的关系主义观念的突破;或专注于理论解释力的增强,或专注于理论的批判与创新;或专注于民族、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的解读与分析;或针对如何生产知识而给予建议。较为全面、精深地展现了研究的前沿动态与趋势。

3、从讨论交流方面来看。年轻学子的提问呈现出:问必源自田野经验,问必源自社会热点,问必源自治学困顿,问必精辟入微,问必挑战权威研究等特点。更不乏多数研究生的观点陈述与问题富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师生的诸多观点与思想在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中得到了激发与深化。

4、从论坛形式来看。本次论坛由专家主讲1小时,研究生代表参与讨论45分钟的形式展开,不设开幕式,而直接展开主讲与讨论。由此呈现出:更加注重师生互动,更加注重充分交流,更加注重实质收获的特点。师生间激辩观点,切磋治学,共享学术盛宴的浓郁氛围与恢宏规模空前。

5、从会场气氛与师生评价来看。本次论坛营造了热烈的气氛并获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容纳200余人的报告厅,在加座仍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每场都有与会学生或倚立聆听,或席地坐听。举手提问参与讨论的学生争先恐后,气氛非常热烈。众多师生在间歇时都不乏褒赞本次论坛通过精简形式、侧重实际内容后收到的实质性成效颇多。持续3天共14场的讲演与讨论,很多研究生代表是以全神贯注的精神风貌在紧张的节奏中走过来的。多数代表表示正是论坛的节奏紧快、形式新颖、知识全面、气氛热烈、讨论激烈、思想深广,使得他们如同饱餐了一顿思想盛宴。有研究生代表多次提议,希望类似这种注重实质性交流的论坛能够再接再厉办成每年一届的全国研究生盛会。有研究生代表表示,本次论坛凝聚而生出一种强烈的学术气场,感染鼓舞了研究生代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扎实田野,从实求知”的激情与意志。

参会的研究生代表一致认为,本次论坛主题深刻、内容丰富、知识全面、思想深广,对于学生来讲是一次很好的学科训练。希望今后能够经常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学术活动,以此加强学生的学科认同及服务社会的意识。

(罗红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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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民族发展论坛——新疆西藏专题讨论会成功召开
 马亮  

1218-19由我校985工程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和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边疆民族发展论坛——新疆、西藏专题讨论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和我校的20余名学者参加了研讨。此次会议共安排西藏法制与宗教信仰、新疆民生建设与经济发展、新疆稳定与发展、边境民族与兴边富民等4场专题讨论,遴定《试论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法律制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核心概念及实证分析——以新疆塔什库尔干县经济发展调查为例》、《新疆稳定与发展的历史启示》、《中国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和陆路边界安全》等8篇论文提交会议研讨。与会人员结合会议论文与专题发言,虚心学习,积极提问,商量旧学,探讨新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碰撞出了绚烂的思想火花,收获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本期主编:龚方  陆海琴  罗红波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