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学术通讯

首页 · 学术通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2011年第1期学术通讯

作者:学院(党委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5-03-07 浏览(1361)

?学术论坛?

民族问题:世界与中国

郝时远

苏发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持人)

今天的讲座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民族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郝时远先生,郝老师长期从事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研究,近年来我也读过郝老师很多这方面的论文,写得非常有见地,我深受启发。今天的讲座题目是“民族问题:世界与中国”。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郝老师给我们做讲座。

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民族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主讲人)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好,我今天带给大家的题目是近些年来在外面一直讲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些调整,增加了一些最近的新想法。

导言

我想我们观察民族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当中,是离不开世界的,所以我们首先应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民族大千世界”,这对于我们中央民族大学的同学在基本的理论应该是有意识的,我们一般说的“民族大千世界”是属于民族国家范畴的,就是说以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概念去理解。还有就是人类社会本身就是民族纷呈这么一种自然历史的格局,就像我们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实际上是具有自然历史意义上的民族,这种有原初意义上的民族在世界上大约有两千多个,或者也有的说三千多个,但是有六千多种语言,这也是语言学界比较定论的,他们分属于将近两百个左右的国家。数以千计的这种民族分属于数以百计的国家也就决定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多民族成分的。

总之民族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不是说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或发达与否来判断哪个国家有没有民族问题,当然我们说的民族问题,如果在民族国家层面来讲,还有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事实上也是民族关系。就像我们跟日本较劲的时候,那就是大和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关系,但是这种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一般被理解为国家关系,但事实上在民众当中,反应并不是一样的,那就是中国人对日本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大和的民族主义是总体的一种,像我们在足球、抵制日货这样一些事件上体现的这样一种关系。但是这个不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因为毕竟在学理上是处在一种所谓“想象的共同体”,处在一个建构,我们中华民族也还没有整合成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概念,我们还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的,实现了伟大复兴,我们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民族是没有资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就是代表国家民族的这种实体,对中国来说就是中华民族,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搞清楚,丝毫不妨碍我们去研究民族问题、研究民族事务。

民族问题的特性现在一般可以概括成五个方面,这样我们国家层面也接受这样一个概括:是具有普遍性的,同时也具有长期性,而且非常复杂,并且在全球化进程当中的国际性因素在不断地增强,处理不好就会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所以它非常重要。

一、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势

我们今天来看当代世界的民族问题,应该说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切入,第一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留给世界的民族、宗教、领土这些“历史遗产”,虽然总体上都已经得到了释放,但是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个下面我会专门讲到。第二就是我们处在经济全球化推动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时代,人权问题、环境问题、城镇化问题、经济发展、贫困化、移民、文化保护等等这样一些议题都成为全球性的议题,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到了民族问题这样一个内容当中。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应该说我们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还是总体上任重道远。虽然各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解决民族问题的程度不一样,但是还没有哪个国家说已经完全彻底地,像苏联七十年那样宣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所以民族问题会在不同的国际、国内两个层面表现出来,既可以涉及到外交,也可以涉及到内政,但主要涉及到内政问题。

1.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并未消除

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到我们今天在很多国家或者说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民族问题都有一个历史背景,而这个历史背景,我们无须去把它追溯到希罗多德、塔西陀,古罗马、古希腊那样的一个时代,不需要去追溯那么远。近代殖民主义这个时代留下的东西是造成今天世界范围民族问题最普遍、最直接的也是最近的原因。这种殖民主义的全球性的扩张就必然要实行一些统治殖民地的政策,其中这种利用种族、民族、宗教差异实施统治,采取分而治之、以夷制夷、扶此压彼这种分化性的政策是惯用的殖民政策。

在去年已经消除的斯里兰卡的猛虎组织,或者我们把眼光投向非洲大陆的大湖地区,卢旺达、布隆迪这些地区都曾经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族际冲突,卢旺达的大屠杀大家都清楚。我所想说的就是我们简单地讲一两个实例的话,像在斯里兰卡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泰米尔人的猛虎组织,为什么要在一个岛国上还要制造分裂建立另一个国家,这就和英国帝国主义在统治斯里兰卡时候采取的政策是直接相关的,因为英国人在统治斯里兰卡的时候依靠了人数较少、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因为殖民者是少数,在政府一个古老国家的时候不可能政府这个古老国家的主体人口或者叫主体民族,他必须要分化这个国家的国民,所以他依靠的就是人数较少的泰米尔人,基本的方式就是给他们特殊的一些待遇,比如培养他们的贵族、培养他们上大学,吸收他们到殖民政府工作,在二十世纪中期,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有的殖民帝国都面临着崩溃,也就是他们都要从殖民地国撤出,一旦撤出了以后,这个政权一定是回归主体的民族,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回归以后的重建国家、重建自己祖国的激情也必然会引起一些新的洗刷历史的耻辱、报复殖民统治阶层,但是殖民者已经跑掉了,报复的对象便必然成了泰米尔人,所以斯里兰卡就采取了歧视泰米尔人的政策,事实上是一种反歧视。我们都知道我们少数民族高考会加分,但在斯里兰卡是采取考试招生线加分的方式对待泰米尔人,比如说我考五百分可以录取,你必须考六百分,是另外一种方式,这种矛盾积累到了七十年代终于爆发就形成了猛虎组织,在整个亚洲地区是属于最系统、最体系化、武装力量最强的一种特色的分离主义运动,当然在去年被彻底打掉了。

在卢旺达也是如此,卢旺达、布隆迪这个地方就是两个群体,一是身材高大的图西人,一是身材矮小的胡图人,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我最近碰见在这个地方工作的一个外交官,我就问他他们之间到底有多大差别,他说基本上胡图人平均一米五,图西人平均一米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丧失了这块殖民地后,这块殖民地为比利时人所领有,比利时人在统治和治理这块殖民地的时候,就选择了身材高大、修长的图西人,当然他们也是人口居于少数的,同样政府采取跟在斯里兰卡一样的政策,培植他们进入到社会上层、进入到大学等等。当五十年代比利时人退出这个地方之后,报复的活动又发生了,而且是非常残酷的,当权的、社会主体的胡图人抓住图西人就把他膝盖以下小腿砍掉,就是要把你砍得跟我一样高,你们就仅仅是因为身高博得了殖民者的关照。我们说今天这些问题,特别是九十年代再度发生的特别是非洲大陆大湖地区卢旺达、布隆迪的这种大屠杀,就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留下的祸患,没有别的因素。因为在殖民主义领有这块土地之前,这些地方的人当然比今天来说还要贫困的不知道多少倍,但这两个群体是和睦相处的,没有发生过这种仇杀,所以我们说西方殖民主义利用这种差异所进行的仇杀是造成民族问题很重要的原因。

其次就是区隔领土、划分领土,南非1993年民族和解,但是原型就是黑人和白人家园完全种族隔离的,非洲大陆这种几何形的图形,都是由于殖民主义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制造出的国境线。我们知道国境线一般是依山傍水、自然形成,但是非洲就出现这种用比例尺打出来的国境线,这种国境线就有可能把你的家庭都一分为二,所以这就是非洲为什么总是处在领土争端,部落、部族冲突,和这种边界的划分是直接有关系的。

我们了解更多一些的问题,比如说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英国留给南亚次大陆一个解决不了的难题,就像英国人从香港退出的时候,他们把香港的财政全部花光,一分钱不留,但他们却把香港人的工资提高到了世界最高的水平,就要看中国政府养不养得起香港,你只要降低香港人的工资,就说你社会主义是不行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对中国人来说麦克马洪线以南印控区同样是西方殖民主义留给我们民族问题、领土问题的一份“遗产”,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由于这样一些原因,现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九十年代冷战格局消除之后地区性的、国内性的战争冲突非常的多,这些冲突都表明在冷战的格局的压力消除之后,地方性的、内部性的问题就突出出来,帝国主义给世界留下了种族、民族、宗教、领土冲突的祸根,他们实行的这种政策以不同的形式和理念延续到了今天。为什么西方人总愿意关心别的国家的少数人们、少数民族问题?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原来就是再利用少数在分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所以这种东西是一脉相承的,不是说他们今天有了人权理念才要保护少数怎么样。

2.苏联解体的余波未消

苏联解体的问题大家都很清楚了,虽然过去差不多二十年了,余波还没有完全消除,苏联的解体包括东欧的巨变,包括南斯拉夫非常残酷的战争所造成的国家的裂变,一直延续到08年科索沃独立。这些国家的问题的出现我们可以做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从民族问题的视角去看,说他们解决民族问题了,至于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失败,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仔细去探究这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进程、政策、理论之间的矛盾,我们就会发现解决民族问题失败的原因在于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入了人为的想象和激进、冒进的这样一种状态,就像我前面已经提到了七十年代苏联就说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民族问题,而最后他的分裂就出在了民族问题上,当然我们说苏联解体、其他国家的垮台可以从很多方面去找原因:经济、社会……原因,但最后的依托——民族问题——是毫无悬念的。

3.分离主义运动多发

1990年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性的分离主义运动不断地在增强。我们可以看到规律性的运动就是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发生的一种现象,比如说进入二十世纪,世界各地都被少数的帝国主义瓜分完毕,而由于瓜分完毕新崛起的一些帝国主义和老的殖民帝国之间的利益不均的分配就会引起矛盾,也会引起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一战的后果就是四个传统的大陆型的帝国解体。在欧洲,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相继解体,解体的后果就是在中东欧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新型的国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等。

我们再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全球的殖民体系和帝国解体,大家在课本上经常学到的就是掀起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几十个国家、上百个国家出现了。二战结束的时候,主权国家在世界上只有五十个,但到七十年代的时候就一百五十个,如果我们抛开一个意识形态的,是否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的一个判断,苏联这个帝国解体之后同样出现了二十多个国家。这就是说这种帝国结构在世界范围的解体必然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出现,这是一个规律性的运动,这个劲儿放完了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帝国,当然我们说美帝国主义、霸权,但是毕竟现在世事发生了变化,有什么要解体的现在我们看不到,欧盟是在扩大,在消融边界、在融散民族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合流的态势。但是作为1990年代苏联解体所推动的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在国际上仍然存在着将近六十多个谋求独立的、建国的这样的运动。就是所谓的UNPO,在联合国没有代表的国家和人民组织,是1991年成立,发起势力包括台独民进党,包括达赖集团,也包括东突,当然在2010年又加入了跟我们中国直接相关的南蒙古运动,在这期间,2008年塞尔维亚的科索沃作为其成员国独立以后为这个组织打了强心剂,当然这里并不包含欧洲发达国家的组织和那些独立运动,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巴斯克都不在其列,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分布相当广泛,还有很多包括原住民运动都在其中。这种广泛性一方面证明了我们要说的民族问题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大家建立的一个视野就是他不是按照社会形态、意识制度来划分哪个国家有没有分离主义运动,这是很普遍的一种状态。

4.恐怖主义

在9.11之后恐怖主义成为国际社会非常瞩目的现象,在恐怖主义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都和民族宗教有关系,有些分离主义运动就是付诸于恐怖主义这样一种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在西方国家最著名的就是西班牙的埃塔(ETA),西班牙巴斯克这个地区,我们专门进行过一个考察,也是这个自治区请我们去做的考察,他除了西班牙的巴斯克政党获得了议会的权力,通过议会的方式来谋求独立之外,还有一个恐怖组织,就是埃塔。今年埃塔又宣布停火,西班牙政府对这个是没有作回应的,因为埃塔老说停火但总是不停火,实际上这跟我们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态度是一样的,你老说非暴力、退休,但实际上讲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

像这些在前俄罗斯、除了车臣以外的南高加索的国家这种恐怖主义活动是经常发生的,今年同样多次爆发了这种恐怖活动。在亚洲,除了前面说到的斯里兰卡的猛虎组织,因为猛虎组织最后已经完全不是“黑寡妇”式的了,成了一个非常制式的军事力量,有军舰、陆军,武装力量是很强,但他已经被打掉了,现在最强的就是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这个组织是要求菲律宾棉兰老岛13个省的独立,这些地方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聚居区为目标,要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他们采取的就是袭击、绑架。菲律宾这个地方是绑架成风的地方,马尼拉每天都发生绑架案,而且98%以上都是绑架华人,一就是当地华人相对比较富裕,绑架之后交赎金,上一次不是绑架了香港的客人,今年上半年处理绑架事件搞的一塌糊涂,这些传统就是从阿布沙耶夫这个地方搞出来的,所以其他想犯罪、讹诈的人也采取绑架的手段。

第二个在亚洲比较突出的就是在巴基斯坦的部落组织,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的这种部落势力在9.11以后成长的很快,原因之一是基地组织包括塔利班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之后,转向了巴基斯坦地区,甚至不是说本·拉登都有可能隐藏在巴基斯坦山区。第二是这个地方非常封闭,第三是这里有矿、有石油,我们中国在这个地方也有利益,巴基斯坦和中国是“铁哥们”,但是近年来我们在深入到这个地区的合作项目,工人被绑架、工程师被斩首的现象都已经有发生了,这个地方也号称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这个地方非常落后但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

2004年以后泰国南部的三个省,这也是穆斯林聚居的三个省,由于经济社会的落差、由于人口就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连续爆发了社会骚乱和恐怖袭击性的活动。在这一地区有大量的人没有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又处在不平衡的状态,这三个省又临近马来西亚,而马来西亚整个走廊又是从塔利班到基地组织一直延续到菲律宾的一个过渡地带,这些都是影响因素。泰国是一个佛陀很和平的国家,有些色彩的话就是帕提亚、人妖等等,泰国人非常和善,但是这种暴力活动打击了泰国的旅游业,损害了泰国的形象。

5.新法西斯主义势力泛滥  

新法西斯主义和国际移民问题是直接相关的,主要发生在西方国家,欧美最突出,美国的种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势力依然是这个社会中很突出的一些问题,总是有这么一批人在社会上喧嚣这些法西斯的东西,在欧洲各色“光头党”组织万变不离其中都是希特勒的那套东西,白人至上,就像霍布斯鲍姆讲的“这些人的存在就是如果他们不能在街头暴打土耳其的移民的话就证明不了他们的价值”,所以这些欧洲的光头党现在又向东欧地区发展,从俄罗斯到东欧,你们可能没有看过,罗马尼亚的电影里的“铁卫军”都穿着大黑皮夹克,南斯拉夫的乌斯塔沙这类法西斯组织都在恢复,只不过有了新的面貌,强调种族主义、排斥移民,然后用暴力对待社会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东邻日本历来就军国主义非常嚣张,所谓军国主义事实上就是一种种族主义的东西,也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物,每年的靖国神社都会出现宣誓的场景,甚至很年轻的小孩都要穿上一套一战、二战甚至日俄战争时候的服装来喧嚣自己的军国主义的情绪。为什么我们中日之间、或者韩日之间,乃至日本和亚洲相关的一些国家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历史纠葛的问题,就是日本没有很好地像德国那样做出战争反省,原因当然是美国造成的,在历史上二战结束以后,中国曾经有机会接管日本,但是中国没有做,最后连赔偿也不要了,美国接管了日本。但是美国接管日本之后,美国人是很深谋远虑的,他就要在东亚留下所谓的航母的一支矛,东亚之矛他要留住,所以他就要纵容日本的这个战争罪行,实际上美国人是吃亏的,但是他要忍住这一点最后他就获益无穷。我们和日本在教科书等问题上都有很严重的争执,教科书的问题就涉及到我们民族国家建构,涉及到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教科书是干什么用的,尤其是历史教科书、语文教科书,是培养国家认同最基础的东西,是你知道你是谁、他是谁最基本的东西。日本人为什么总是要修改教科书呢,就是他要把侵略改成入侵、进入、大东亚共荣等等,他逐步在消弭这些东西,而且只要教育一代人、两代人,在这之前的历史概念就完全没有了。所以现在我们在教科书危机当中,最近是印行了一套民国年间的语文教材,深受社会的欢迎,评价非常之高,一比较就知道我们现在对小孩的教育是很生硬、片面、知识含量不够、趣味性不够、心理学程度不够的等等。所以对中国来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是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是一个国民心态构建问题,也是近几年大家都在特别关心中华民族认同、族别人同、身份的多重共认同这些话语的关键。

我们的近邻蒙古近两年也出现专门排斥中国的这种新纳粹的暴力团伙。蒙古夹在中俄两个大国之间作为内陆国家,他的对外发展的确是有天然的不利条件,那么人们本身又是作为游牧业为主的国度,现在的发展面临很多的困难,中国在中蒙关系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也带去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很多不规矩的事情,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事情,使蒙古社会出现一种排华、仇华的一些情绪,而这些情绪又必然地滋长了这些暴力集团。

6.国际社会中的土著人运动 

在冷战之后掀起的土著人运动,即所谓“第一民族”“第四世界”,“第一民族”就是土著人宣称他是这块土地上最早居住者,“第四世界”就是他是在经济社会,当代现代过程中还处在边缘的,比第三世界还差,土著人的运动现在特面临着,随着联合国发表土著人的宣言以后,也有一个高涨的态势。土著人怎么去理解,现在定义也不完全相同,他们大体上就是说,在殖民者到来之前长期地在这个地方生存,在殖民时代遭受非常不公正非常残酷的待遇,在当代社会依然处在社会的底层或者边缘,应该说分布在七十个国家,人口三亿左右,这是联合国土著人工作组研究他们做出的一个非学术承认的一种定义。一般来讲就是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北欧的萨米人、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南太平洋岛国的岛民、包括新西兰毛利人等。

中国人说老实话,就按现在的国家地理范围来讲,除了像俄罗斯、朝鲜近代以来迁入到中国的以外,都是土著。在台湾称土著的是台湾的原住民,过去的高山族加上现在平埔十族,在台湾当局认定的已经十五个族别。他们称自己是土著,原住民是土著的日译,因为台湾是受日本殖民,他们后来用的很多词都来自日文。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采取了一些方式,比如加拿大总理通过议会向土著人道歉,像陆克文当总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推动议会向土著人道歉,形式上土著的旗帜可以跟国旗共同飘扬,大家去澳大利亚、北欧可以看到,萨米的旗帜和挪威、瑞典的旗帜都是平等的、共同飘扬的,但是美国人是不会向印第安人道歉的,他根本不理这套土著理论。

南太平洋近些年土著运动也发展很快,土著人运动基本特点是要求生态主权和传统领土的享有还有就是土著文化的发展,比如说大家去台湾,太鲁阁公园,台湾当局就按照这样一种土著运动的理念,泰雅人公园属于泰雅人和赛德克两个群体的传统领地,在管理层面吸收他们的人来管,工作人员吸收当地原住民的孩子来进行管理,把他作为这样一种形式来处理。

7.发达国家的移民问题

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问题,随着全球化移民问题日益增多,波及世界的面会更加宽广,移民问题在欧美国家是非常突出的,在我们中国也是要面对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但是低层次的移民是不行的,现在低层次的移民基本都属于非法移民,有人说中国怕美国,美国怕长乐,福建长乐此起彼伏的移民前赴后继,借着钱交给蛇头,债主也非要把他送出去才能指望钱能还回来。这样的话就是福建出去的在美国长乐这个体系的人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正规的移民都是技术性、投资性的移民在往外走,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与此同时,国外的移民也到中国来寻找工作、找商机就业或者是享受中国低廉社会成本的生活。大理有洋人一条街,丽江、桂林有很多洋人在这里开小店,每年回去领上社会给他的救济款,到这里来就可以开酒吧、开小店,娶个中国老婆挣着钱,在中国最优美的环境当中生活,这种现象会继续下去。 

移民的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包含了中国的因素,在2004年米兰出现的华人很大的一个案件,跟意大利警方很大的冲突,当然华人也出来抗议这个案子今年才宣判。其实这个问题基本依据了华人移民、海外移民的规律,到了这里在街上从打工到摆小摊盘下店铺最后扩张到一条街,就成了唐人街,但占的是一层,店铺上还有别人呢,占了以后经营就不规矩了,外国人就不适应了,政府来干预就发生打斗。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的新华人出去之后也造成所在国的族际关系方面问题,总体上华人移民,包括新华人移民在国外都是受到称赞的,因为他们好学,不为社会增添更多就业压力。我在意大利他们就说对新华人的感觉挺好的,没有给政府造成压力,但是他们也搞黑帮、投机倒把这样的事也有,但不是主流。中国人会越来越多地走上世界,但走上世界就会面临西方的问题,西方社会本身的社会福利体制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加上人口的老龄化等等一系列原因需要劳动力,然后移民进来又要分享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水平降低就要反对移民,反对移民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从光头党一直到议会、政府的决策。今年法国排斥吉普赛人或说罗姆人,这种问题对西方的困扰是很大的。

8.宗教矛盾

宗教矛盾加剧,包括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这些理论都已经讲到了,但主体上应该说还是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是最主导的一个方面。一方面是1990年以后,印度的教族冲突的确是愈演愈烈,第二个就是整个世界范围,特别是西方和伊斯兰的互动中出现了大量的侵害穆斯林信仰和利益的问题。

前几年丹麦的漫画事件是很突出的,引起了全球的穆斯林的抗议,包括西方一些国家,丹麦的驻外使馆都被点了。今年讨论比较多的就是美国的教会焚烧古兰经,同样引起了全球反美、抗美的穆斯林的示威活动,宗教方面的这种冲突主要是以伊斯兰教为主的这样一个冲突在世界上影响是比较大的,以宗教为背景产生的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甚至导致的像本·拉登基地组织这样一些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恐怖活动也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都有历史由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形成高潮这是不争的事实,过去的确都有,不是说完全是新出现的,但在九十年代以后也就是冷战格局消除以后,普遍的高涨而且不是以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作为衡量标准。所以在苏联解体以后,西方人曾提出过一系列理论,像布热津斯基的“共产主义大失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没有切中这个世事发展的趋势。布热津斯基的“共产主义大失败”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民族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所有的多民族国家都要像苏联一样解体。但是没想到他的话还没说完西方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宗教冲突就突然出现,包括像加拿大魁北克这些国家都似乎马上就到了一个独立的边缘。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就是说在共产主义前苏联倒台之后,认为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历史就是终结在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些也站不住脚,后来福山也发表声明说他错误地判断了这些问题。

随之以后为了避免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亨廷顿又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就是这个世界今后不是社会制度的冲突而是不同文明,主要是不同宗教的冲突,实际上这个理论也是通过假设西方的新对手来维护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

二、世界民族问题对我国的影响

首先从突出的角度讲,西方国家利用民族宗教问题,西化、分化、弱化、丑化中国,在民族问题上就凸显了分裂问题。分裂问题基本就这么四块:台湾、西藏、东突、所谓的南蒙古运动。这几个问题简要的情况我们来说一下,大家对这几个问题都不是很陌生。

1、“西藏问题”。

这是近代殖民主义时代留给中国的一个“历史遗产”,民族问题的“遗产”包括领土的“遗产”,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归属问题,是造成西藏问题的一个历史症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就是印控区,这个地方大约是9.5万平方公里左右,但也有的估计是6万多,没有一个太准确的说法,但是这个地方属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阳坡,生态、水草、环境、植被都非常之好,我们控制的阿克塞钦这个地方从生态环境上比较差,这也不能简单地交换。谈判最后就看你的技巧,看两国关系的发展,看包括达赖集团在内的权重,也可能我们能拿回几千平方公里也说不定,这就不是我们决定得了的事情了。

达赖喇嘛在1959年跑到印度。并滞留、栖居于此,形成了他的一个境外藏人的聚居区域,他成立了所谓“民主式”的流亡政府,但事实上这个政府是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是最高的政教领袖,这在他们的“流亡宪法”中写的非常明确的,达赖喇嘛最近又在谈他的退休问题,他所谓退休就是要推出他的政治职务,并不是作为宗教来退休,实际上他政教合一的身份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所以大家说他是一个政治流亡者这是不为过的。

1980年以前这股势力在外影响是不大的,从达赖喇嘛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从一些数据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九十年代以后他活动的空间、范围、频次和获得的那种国际社会中对他的青睐是显著地在增长,如果说我们把2000年以后的数据来统计的话,这个数字还会更高,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游走、访问是非常频繁的,到处去访问、到处去游说,目的就是推动西藏问题的国际化。

而美国这些西方国家他的每一任总统势必要见一次达赖喇嘛,就像今年奥巴马见达赖,我们外交打压动用了各方资源,最后从椭圆形办公室到地图室奥巴马还是见了达赖,见的实质没有改变,我们得到那点面子也没什么意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达赖喇嘛,美国总统也没得到多少受益,当然美国总统见达赖,第一就是他要向世界宣是他的价值观念,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二他要平复国内,包括反对党在内对他的压力,就是你敢不敢见?他要保他自己的选票,他必须要见;第三他也借这个问题打压一下中国。但是我们反复的交涉最后要是没有什么结果,达赖喇嘛想要的都得着了。像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非常复杂的问题,而它就是由民族问题引起的,本身是我们的内政,但是现在成了外交的难题。达赖喇嘛现在在国际上的活动,他和世界上各地、各种宗教包括非洲的大酋长各色人等的交往是非常之深的。

我也带藏学家代表团出去对外宣传西藏,这也是应对国际对西藏问题的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误会、误解,甚至诋毁所做的一种斗争。如果说作为我们国家在外宣方面需要走出去,需要向国外介绍真实的中国包括真实的西藏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是完全必要的,中国也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我们也必须要走向国际社会、扩大我们影响,使消除国际社会上对我们的一些误解,这样才更有利于我们获得和平的发展环境来一心一意地发展我们自己。

但是反过来也说我们的话语权在外面的影响力是非常微弱的,哪怕就是说从形式上来讲,你说我们带一个藏学家出去,这一路下来在一个地方三天、五天,每天密集地进行五六场地各种会见、座谈,包括到大学去演讲,充其量在一个国家接触到五百人在听你讲。但是达赖喇嘛一个演讲可以达到十万听众,更不要说他在欧洲议会、各种报刊媒介、媒体接受采访等各种各样的场合,我们这样一种虽然他是一个人,我们在集我们国家的力量去应对这样一种态势,用句开玩笑的话讲,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但是敌强我弱的态势还没有改变,还需要你们努力学习啊,继承遗志。我们要意识到国际社会在容纳中国的发展和接受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是相当大的,这个相当大不仅是我们所说民族问题这样一个范畴,世界对中国的陌生感,肯定比哥伦布时代要进步很多,但是还是有很多陌生,这种陌生是特别容易被有一些人,自认为是了解中国的,一句话就把他误导到另一方向去了。

所以,今天的博士生、硕士生,你们一定要学好外语,这是我们出去交流和传达自己内心话语的基本工具。我们在外面碰到很多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提出最大的一个困扰,他们是融入到那么一个社会里面的,他们是很少数的在那些大学里,他们是中国人,一涉及到中国问题,同学、老师就很容易跟他们交流,有的交流很友好,有的不是。他们说他们跟人家吵啊吵,最后没有办法了就一跺脚,就是中国的就是中国的!那么为什么是中国的说不清楚,他们也有很多的困扰。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有机会还在学校里读书,不管你们今后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但你们必定要比你们的老师更多地接触国际化的因素,甚至要更多地走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事务,要有更多的关注,当然你们自己的专业需要做好,达赖喇嘛现在是占据了这样一个优势:第一,诺贝尔奖的得主,第二,宗教领袖,第三,语言上可以很自由地和西方交流,第四,他经过西方社会的包装,他交流的技巧、演讲的能力都是有他的一套修养的。

2、“东突”势力的历史亡灵。

所谓“东突问题”,实际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什么国家、地理范围,近代时候俄罗斯人在进行地理划分时候搞出的这么一个概念。在历史上在“双泛”这样的思想影响下,的确出现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存在的时间也就几个月,在喀什出现过这么一个政权。结构、主要成员基本都是上层贵族、毛拉这样一些人,在四十年代时候,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区革命”的前期,也成立了一个仿照19331112日的东突临时政府,这是在苏联全面支持下成立的,这个临时政府也是鱼龙混杂组成的一个结构。这两次应该说为今天所说的新疆问题的确是留下了后患,留下了国外的影响。

大国这个问题的操纵显而易见的,为什么1944年那个临时政府在1945年就垮掉了?就是苏联撤出了他的资源,而苏联撤出对新疆的染指的前提就是保留外蒙古独立的现状。国民党政府在和苏联雅尔塔这样一个决议的对话当中,就只能接受这个东西,但是斯大林当时也兑现了,在新疆马上撤走,一撤走那个政权就垮掉了。历史上这两次,包括六十年代苏联在新疆策动的一些边民外逃这些事件,对新疆一直在产生着一些影响。但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影响随着苏联的政治演变和自己内部本身的特别是中亚地区民族问题的凸显,这些问题也开始发生了一种变化,西亚、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和泛突厥主义的一个影响重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泛伊朗、土耳其都争相要来重新“绿化”中亚这些地区,所谓“绿化”就是重新把他伊斯兰化。因为这些地方在苏联时期,宗教信仰是受到抑制,而这个“绿化”中亚的过程也对我们新疆产生了影响,所以有一些极端组织、新的教派组织也都传入新疆。1990年新疆巴仁乡的事件就揭开了当代“东突”恐怖主义活动的面貌。

我们前头讲九十年代以后开始高涨都是如此,涉藏的问题如此、新疆的问题也是如此,这些教派包括我们内部年轻人,在南疆,生育率比较高,就业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改革开放农业的比重本身就在持续下降,城镇化、工业化的水平实现程度比较低,很多人失业,在这种状态下特别容易受到秘密的、地下的宗教教派的蛊惑,从而铤而走险。也包括跑到外面去一些基地组织当雇佣兵、受训练,在塔里班里当雇佣兵、到车臣去当雇佣兵,跑到科索沃去打仗,都是“圣战”,像这种现象都是存在的。在境外流亡到外面也是模仿这个一般的规律,搞一些“街头政治”、街头抗议、街头宣誓。曾经我认识一个台湾的人,他在德国专门访问这些人,这些人一般都有一个小工作,一到日子,比如中国某个领导人要从那里路过,他们就到这里来“工作”,商量一天给多少钱、喊多少口号。在2006年以后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就是热比娅的问题:推出了热比娅而且在境外也有人要把她推成第二个“达赖喇嘛”,让她获奖,这个在七·五事件以后,全社会都知道的很多了。

3、“台独”势力依然嚣张。

“台独”问题算不算民族问题,我想我们要明白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分裂主义要分裂的是谁?分裂的是中国还是中华民族,“台独”要分裂的也是中华民族,达赖喇嘛要分裂的也同样是中华民族,这没有区别,小平同志讲过一句话“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是希望中国统一的。”小平同志讲的这个话的民族问题是指我们国家层面的民族,讲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事情。而且所有的分裂的主张,分裂的也都是这个层面的民族。达赖喇嘛不是分裂的藏族和汉族,不是这个意思,他分裂的是中华民族。所以我们做民族学的学生也好,在民族概念上,首先要树立起这两个概念,哪怕有一个是比较虚无的,国家层面的民族,和我们每天面对的回族、满族这样的概念要有一个区隔。民族分裂问题,分裂的都是中华民族。所以“台独”应该说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股分裂势力,也是最危险的。

台湾过去就叫孤悬海外,现在他也是对我们中国来说仍然这样,他有自己的一套、他是一个实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什么东西都有,现在只是制约了他的国际环境,但他也有二十多个建交的国家,总统也要每年去视察一遍。“台独”在九十年代以前在台湾没有办法容身的,抓了就下监狱,国民党在打击台独问题上是毫不客气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国民党的国族概念上要比大陆中华民族的概念要强。李登辉执政以后,他迎合了这种所谓民选、民进党,因为他自己搞不清自己是谁,一会说他是日本人,一会说他是日本化的台湾人,在这以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就发生了变化,海外的“台独”势力全部回到台湾发展,合法化了,最终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民进党掌握了台湾政权,掌握了政权他就要构建“台湾国”、台湾民族,就是针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他要构建的是一个台湾的国族,这个族叫台湾民族,构建一个国家,叫台湾民国,国徽、国旗都设计出来了,只是他们没有能力去推动宪法的修改,没有能力去废除中华民国的这样一个牌号。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陈水扁(他好像昨天被真正下狱了)的经营的十来八年,台湾的政治生态的确发生了变化,包括教科书、包括去中国化、包括中国的历史都变成了外国史,本土的就叫台湾史,大家可以看出这个认同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1992年民调时问你是什么人?张口就回答是台湾人,占了17.3%,到2003年,上升到43.2%1992年当时回答“我是中国人”的人占到了26.2%,到2003年跌到了7.7%。这个变化就是民进党执政造成的后果。

我们讲认同,无论理论和现实都有很多的思考和忧虑,国家在政治包括教育等各方面因素在造成这种社会效果方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说构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也好,构建的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也好,靠的是国家的力量,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激发出社会民众的认同,而这个认同必须是建立在各民族平等、社会公平正义,不能强求一个社会在阶层发展差距方面巨大而要实现一个共同的认同,这是天方夜谭,这是雷锋精神,但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做成雷锋。在台湾发生的这种变化是非常显著的,马英九最近五都选举总算是保住了三都,但是总票数不是有利的,这就意味着这五都选举的民众如果去投总统的话,国民党是处在劣势的,如果马英九能够再干四年,他有可能对目前这样的一个国家认同现状能够扳回一些东西,加上两岸关系的发展,现在这四年也只能够到ECFA这个经贸协定这样一个推动的实施,旅游业的发展提振台湾的经济,给台湾的农产品各方面的优惠,台商利益的保护。如果他下一轮再执政,当然也可以考虑政治的议题是不是能够提到议程上来,两岸是不是可以实现一种政治上的见面,这就是后话了。

4.难成气候的“南蒙古运动”。

这个南蒙古运动实际上在国外没有任何根基,是1988年在内蒙发生学潮以后,有一些学生被处理,在九十年代蒙古脱离苏联的控制,重新独立建国,我们也有一些蒙古族跑到那边去,逐步跑到西方,在德国成立了那样的一个组织,2006年又随着日本右翼上升,中日关系跌倒冰点,这个组织又转到了日本。实际这个组织也是在模仿达赖喇嘛、“东突”这些组织在外面做的一些事情,游行抗议等,搞点街头政治的活动,这些都属于我们民族问题现在在境外、外部活动的一个环境,但都和我们的内政直接相关,所以必须高度重视。

三、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主题

这些问题不代表民族问题的主题,说反分裂斗争是我们的主题,这是不对的。第三个问题我想讲的就是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国家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央一再强调这个阶段的长期性,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一句话,二十一世纪中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如果我们国家达到了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时他指的这个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指新加坡。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搞了社会主义,在此之前大家就理解他为初级阶段,但是现在说的这个是指1992年的新加坡还是2050年的新加坡?这也是现在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这个矛盾的判断基本回到了五十年代八大的基本判断,是对我们现实国情的一个准确判断,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有问题都是跟这个矛盾直接相关,或是在这个矛盾作用影响下出现的问题,民族问题也不例外。

为什么我们来讲这个民族问题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和自己缺乏发展能力的矛盾。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拉萨已经是高楼林立,这些都是中央在投资,发达地区在支援,但是我们自力更生本身能创造的价值还是处在非常少的阶段,这叫自我的发展能力不足。既是区域的发展能力不足,也是区域内各民族人民的发展能力不足,发展能力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去理解,正是我们确定了这样的主题,才能确定我们民族工作的主题,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央一再讲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就是针对这个主题来的。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就是共同问题,共同就是一起、一块,谁也别掉队。

2005年以来,中国的西藏新疆内蒙先后都庆祝了建区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的成就,这些成就应该说展现了,自治区建立以来发展的成果,也展现了西部大开发以来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效,像内蒙古这种从02年开始一直到09年都是以平均高于全国水平的GDP增长速度在发展,经济界也把这称为“内蒙古现象”,这种发展应该说非常超常,即便这样发展,对于整个西部地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首先来了解西部地区是什么,从2000年开始搞西部大开发,西部所涵盖的这12个省区占国土面积71%以上,而且90%以上全部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而在西部地区我们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来,08年的数据,区域经济发展排名、区域教育能力排名、科技能力排名、管理能力排名,大家都可以看出是个什么样的数据,基本上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地方和聚居人口较多的多民族的省都是处在三十一个省市的末端和中下这种水平。包括今年我也看了那个奥运、全运会,后来看到了一个奖牌榜,我说统计一下看看跟经济社会有什么关系没结果一统计,一模一样,而且今年的奖牌还采取了一些新的方式,并没有什么孔雀东南飞什么人才被拉走这些问题,即便你的人才被拉走了,只要你原来是内蒙古籍的运动员得了冠军就掰半块给内蒙这样的规矩,但是这些排名基本和前面那些排名的数字一样。说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低,公用等各方面的事业都上不去,包括人口素质也上不去。所以就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这种落差,通过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团结来实现,没有别的道路。

而少数民族地区现在面临的问题,应该说还是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有相当多的突出问题,两极分化、贫困与过剩、生活水平、地区城乡差距。我们中国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在北京可能会觉得我们现代化的程度、后现代的因素都很高了,但是我可以冒叫一声,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主体人口还是农民,城市化水平还很低。所以我们现在既有后现代的因素又有现代的成分,但是大量还有前现代的现实,还没有得到改变。这种差距比较我们现在的阶层收入差距分配,生活水准的差距,这不是拿旧社会的图片来攻击新社会,这就是现在的现实。我们的教育水准、收入水平,包括09年这个收入水平,把东部、西部做了划分之后,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比东部低差不多一半,比东北、东北现在也是一个发展区域,老工业基地和振兴中部,比这些低。我前面讲我们要发展民族认同,认同不意味着在发展差距中能得到共同的认同。因为社会还没有实现公平和正义,还没有达到各民族平等,你要求认同那么平等,怎么可能呢?

再说我们的城镇化的水准,整个行政区划数虽然占得少,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占的面积占国土面积64%左右。而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总人口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总人口和城市的比较,这个差距都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呢,你现在面临着一个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甚至要跨越式的超常规的发展,西部地区是不是能够一夜之间,几年之内创造出那么多的城市来吸纳农村和牧区的劳动力,城市是怎么出现的?

然后是环境问题,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第一条就是很让人感到振奋的就是西藏排第一了,不是第三十一位了,但是构成这个指数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排放强度和大气污染,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工业化水平低,所以西藏排第一、青海排第三、云南第四、新疆第五。整个把数据倒过来了反映的就是工业化水平低。但是反过来区域的生态水平排名,也就是脆弱性,气候的变异性土壤的侵蚀性,还有抗力水平,破坏了之后能不能修复,自我维护的能力,这个数据又完全地倒回去了,这是我们在西部大开发和未来的加快发展甚至跨越式发展中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没有好的草原,2000年以后,中国的草原都是退化型草原,荒漠化的程度也是新疆、内蒙、西藏、青海、甘肃这些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最严重,比例最大,冰河,喜马拉雅、新疆冰板的这种消融。这都是很大的生态问题,我们现在采取生态移民、禁牧、消除三江源里面任何的活动,但是现在又开始出现新的问题,这些草原在恢复的过程中由于没有了牧业,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有些草长不出来了,因为没有东西去吃它,因为不同牲口吃草是有层次的,高草老没有牛马去吃,小草就上不来,造成了新的生态不平衡,就造成了新的发育变异,保护生态都是有自己的一套规矩的,不是我们人为想象,我们现在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探讨的。

四、关于中国民族事务和民族问题的几点思考

1、民族问题不是单一性、阶段性就可以解决的。

像人口问题、劳保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多少年制定人口政策、控制生育率等手段达到了一种控制,而且这种控制人口学家可以根据今年来推测明年,根据这十年来推测未来的十年,根据二十年的情况来推测未来五十年的人口模型。我们在座有很多你们的老师们,包括我在内,谁敢去推测3·14事件还会不会发生?7·5事件还会不会发生?推测不了,或者说西藏问题怎么能够消除,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就是在这里。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实行以民族区域自治这么一种基本的政策来发展民族关系,推动共同发展,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理解这一方面我们首先要从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入手,中国是和其他的国家不同的,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那和世界上这些其他多民族国家都走的不是一个道路,我们说古老的文明,为什么中华民族文明会延续下来,恒河文明中断了,黄河文明为什么能承载下来、传承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从历史上就是一个多人类(早期人类)、多文化交汇的地方。在任何一块大陆上都没有说古人类的遗址数以百计,在中国是有的,旧石器的数以千计,新石器的文化遗址数以万计。

而且我们从先秦时代的《礼记》当中就记载了“五方之民”南蛮、西戎、北狄、东夷、华夏这么一个格局。那个时代就把这个东西记录在案了,比希罗多德、塔西陀这些历史学家他们关于日耳曼关于任何古代民族的记载都是古老,关键是把他作为跟自己直接相关的关系,作为“五方之民”来记载的,不是说他遇到了一帮奇异的人,所以他提出了,这些五方之民虽然语言不通、行为价值观不一样,但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智慧。用中原的礼仪教化四方,不能改变他的风俗;用中原的政令法律统一四方,要因地制宜。这是非常古老的一些思想,当然能不能实践这些思想是另一回事。仁义礼智信这些古老的观念,我们现在说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到底我们应该提炼出什么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并不是说提出了这个东西在历史上就完全实现了,所以在不停地提、不停地讲。这样一种先进的观念,就造成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动能就是三个关键词:天下统一、因俗而治、和而不同。

天下统一这个观念是渗透在“五方之民”和他们后代的心里的,历史上,不管是什么观点写的中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哪一个民族说我切了块地就要独立出去和中原不打交道。哪一个民族他只要一强盛就要到中原来争一席之地,建立个小国、小政权然后就图谋去谋天下,三国演义谋的是什么?就是天下,曹操要统一天下,孙权要统一天下,刘备和诸葛亮也要统一天下。那“五胡乱华”是怎么个乱华?打着大汉的旗号也要统一天下。北魏、辽、金半壁河山是因为打不过去了,军事能力没有了,元朝、清朝就跨过长江了,就是全国最大的统一。我们在网上有时候看到说清朝统一全国就是全国人当了亡国奴,被外族人统治了,然后我们对外宣讲的时候说元朝西藏就划入中国版图了,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认识这些问题,中国自古“五方之民”这样一个互动关系持续不懈就是中华文明不中断的根本原因,他在不断地注入新的东西。

所以因俗而治在全国历史上是非常普遍的,我们不是说只盯着羁縻、土司这些政策,有很多,辽朝设南面官、北面官不是民族歧视、民族隔绝,那叫因俗而治,我来统治汉地我就要设南面官。这种因俗而治的方式在历史上是非常多的。要达到的理念最终就是和而不同。我们现在和而不同不能说是做到了,而是在一个倡导的过程中。但是我们说现在存在同而不和,那是事实。陈水扁是什么人呢?汉族啊,他照样搞分裂,他是可以同而不和的,所以分裂不是少数民族的专利,因为他要分裂的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所以我们国家最终没有搞联邦制,没有完全模仿苏联那套东西,就是有这样一个历史的基础。

2.我们要充分重视西部大开发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系。

前面已经讲到了西部涵盖的90%以上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加上边疆加上跨界民族等等因素。我们西部大开发最终和解决民族问题、健康发展进程是最密切相关的事务。但是这些地方又是滞后地区,我们在看到前面讲到存在那么多问题的时候,又要看到他的富集性,能源、战略转移和接续、森林草原水资源矿产这些资源还有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问题。这都是最丰富的地区,像动物资源,我们说生物多样性,说保护生态环境首先保护的就是生物的多样性,或者简单地说物种的多样性,全世界每天每秒都有数以千计的物种在消失,我们的物种问题更是严重。物种的多样性就实现了一种平衡、生物链的完整,是可以使自然界平衡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最大面积的都是在西部地区。这都是中国的资源、中国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西部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内政、外交、边防、安全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些最基本的理念。

3.反分裂斗争任重道远。

前面讲了,我们也预测不出来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明年3·14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但3·147·5事件的确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问题形成的最大的挑战。3·14事件在整个藏区分布的点是相当多的,特别是包括在四川、甘肃、青海。我们现在看内地发生的群体事件也有很多这些图景,这种推翻警车、放火烧这些冲突。喇嘛上街不仅是暴力,而且是宣扬独立,很政治化、暴力化,这是3·14事件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乌鲁木齐事件残酷性要更突出一些,杀人放火作为破坏性的一种主体方式。当然事情本身没有弹压的能力是控制不住的,但是到七号出现的汉人上街,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汉人也武装起来上了街,也同样砸了店、打死了人,我们已经进入到控制状态的执行力量并不是处在一个控制的状态,就是心里也有气啊,这个东西是最危险的,是造成民族和民族之间对立的最危险因素。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大的民族纠纷就是民族之间的对立。出现这种恶性事件的国际环境,这个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特别是金融危机状况下能够比较好地维持自己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不能接受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一个社会强国的,这是很根本的东西。所以来消弱你、影响你,甚至分解你,这都是一些人在画饼充饥进行设计的。当然我们周边有很多“去中国化”的东西,也有很多对中国领土感兴趣的,在韩国的一些极端组织,在搞的就是中国分成几大块以后,这一大块就是高句丽,最新的图连上海、整个山东半岛都划进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去中国化的时候,把汉城改为首尔,不管这些东西是子虚乌有还是什么,就是有人在琢磨中国,就是有人觉得你太大了,发展的太快了,所以反分裂的斗争应该是很严峻的。

4.迎接挑战的选择。

这两次恶性事件以后,再次掀起了对这件事炒作的高潮,其中就包括对中国民族事务、民族区域制度、民族政策的诋毁和攻击,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前苏联解体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有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行了,或者说这种自治制度就是在培植天然的分裂势力。现在境外又出现了这样的东西,要么把他攻击成政治花瓶,要么说这个制度是从苏联学来的已经失败了。

国内同样也在关注这些事情,同样也出现了很多对政策的批评质疑,其中也包括说苏联已经垮台了我们还抱残守缺地维护这个东西,应该放弃这个制度,学习美国、印度这些经验,什么“去政治化”搞“文化化”等等,这样的一些观点也都出现。

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我觉得首先我们判断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基本的东西,内政是外交的延伸。达赖喇嘛也好、境外的很多人也好都说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假的,国内一些同事判断是我们给的权力太大了,给的好处太多了,应该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消、应该新疆恢复建省。怎么来处理这两种看法呢?我们的制度到底是太优越了呢,还是还没有实现设计的目标。我的看法是我们首先现在面对的这些问题,不管是出现这些问题如何向国际社会宣布,境外敌对势力如何怎么样,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个哲学原理今天没有改变,我们最后采取的所有的措施,重大的战略性的措施,比如说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开新疆援疆工作会解决的是什么,不就是解决内部的问题么。所以问题出在我们自己本身,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任何一个先进的制度里面,前面讲到和而不同几千年就提出来,是不是实现过?或者实现的程度怎么样?美国人权宣言、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签署了多少年了,有多少个国家签署了,为什么每年还要搞一个人权委员会去审查,每年发表人权报告。一个先进的制度、理念提出来或者树立出来不意味着他就实现了,事先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社会基础。目前对我们国家来说,社会主义的制度、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需要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才能够使他制度得到完善和发挥优越性。所以小平同志早就讲,这个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上去那个自治就是空的。这个问题我们到现在没有完全解决。优越性光是理论上的是不行的,我们国家强调坚持和完善,坚持这个制度是对这个制度本身政治上的设计、信仰和自信。

5、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

完善首先就要为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要通过跨越式发展来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但是这个发展应该说,我们对西藏、新疆都有很特殊的一个政策了,但是我相信很快会成为未来十二五期间推动到整个西部地区都会实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包括税收各方面,都会成为一个共同的政策。但是跨越式发展毕竟是一个我们没有成功模式可以借鉴和遵循的,比如说,我们在和国外对话经常会谈到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也会说西藏地区是平均海拔四千米高的地方,我说哪个国家在四千米高的地方实现过现代化?我们中国正在做,我们做完以后就有可能对智利,其他一些高原的地方包括一些印第安人生存的地方提供一些成功的借鉴,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探索和尝试,和有一个艰难的程度,不能想象地就去指责这个地方的发展,对中国来说他就是在一个实验的阶段,这样一个实验的阶段。

我们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前面我们讲到自我发展能力首先是人的发展,我们现在的区域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是用区域经济的GDP发展掩盖了人的发展。内蒙古每年GDP增长排第一,但内蒙古的人发展的怎么样?内蒙古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蒙古族也好,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这些自治地方本民族到底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是钱更多了呢,跟GDP增长一样高了?还是大学生增多了?还是就业能力、工作能力增强了?还是说他的文化本身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保护了?这都属于人的发展的问题。小平同志实际当时讲的很清楚,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也要得到发展,我讲的那个文化是指他们本民族的那个文化,这些话都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都讲过,但不意味着半个多世纪以前讲过了的话就一定能实现,我们今天就是在实践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前面我们说我们现在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理论的研究角度要意识到生物的多样性维护了生态的平衡,生态的平衡又维护了我们所说的环境的良好的态势,我们现在要探索的是文化的多样性是不是一定要引起矛盾、引起冲突,文化的多样性为什么不能像生物的多样性一样,维护社会、人类的和平?这是需要我们探索的东西。

这种跨越式的发展,既然没有先进的经验可以借鉴,也不能照搬东部地区的经验。国家扶持东部支援西部,自力更生,现在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种发展,在这种发展中,其实中央和国家讲的已经很清楚了,任何一种发展都要问政、问计、问需于民。都要考虑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而我们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本质的是,如果要和历史上挂钩的话,那当然因俗而治,意味着什么,就是事实求是,就是因地制宜,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够做到因地制宜。包括我们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主事的官员们,他们也经常会觉得国家在发布一个大的规划、发布某一个大的纲要,在落实的过程中能不能从自己的地方实际出发,来进行落实和实施,制定规划和方案,这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的问题,如果你老想和东部比,人家写了个什么样的规划,我们照抄,那你这个地方第一可能落实不了,第二要落实就要出问题。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这种问政、问需、问计在西部这种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地去考虑社会环境、人文资源、自然条件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就是不管怎么说,世界范围民族问题仍然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国家虽然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任重道远,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立足国情实际,把握民族问题的发展态势,我也想我们不要简单地做出一些判断,好像中国就不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不能有中国发展的自己的某些特点,我们中国是可以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文明在传承,我们整个的制度设计理念和道路已经看出了他的前进的方向。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持人)

谢谢郝时远教授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讲演,很系统、全面,有自己明确的观点。我对这个讲演有两点感受,第一点,在这个讲演中我注意到了民族问题的普遍性,不专属于某个国家,也不专属于某个制度。一方面一些地区少数民族好像在要求他的一些权利,有些甚至提出分离的要求,但是同样在一些国家的主流人群在排斥少数民族,确实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民族问题好像不仅仅是少民族的问题,可能主流人群也有问题,我们看到很多,比如新法西斯政党这些问题。第二点也让我看到,我们长期以来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偏见——主流人群的民族主义是有助于国家团结的,少数民族如果说有点其他的不同就是有害于国家的,好像这个国家要变得所有人都一样国家才安全才稳定,在这个问题上郝时远教授提出了一个想法来让我们考虑多元,实际上多元,在中国历史上多元了几千年了,中国有那么漫长的历史,能成这样的国家,恰恰是因为多元,才有这样一个平衡,才能有这样的绵延。多元是不是一定有害于国家?如果把多元看成是有害于国家的团结和整合的这种思想,这就是民族主义死的思想。我想说一下就是民族问题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自己建设制造出的问题,它有很基本、很让人麻烦的假设就是国家就一定是同根同种,同根同种就是一国的根基,所以很多麻烦就在这,照民族主义的逻辑看可能是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苏发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持人)

今天老师同学特别多而且大家听得聚精会神,我自己也收获很大,郝老师的演讲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是给我们一个如何来理解和看待中国民族问题的方法,我们首先要有世界的眼光来看,而且要从内往外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今天民族问题怎样看待,7·5事件以后,我们的老师同学有很多疑问,不管从理论上都有很多模糊,今天郝老师的演讲很多点都解除了我们的疑惑。

 

                                                     (记录/编辑  徐洋)

~~~~~~~~~~~~~~~~~~~~

马文喜副校长会见俄罗斯民族学家季什科夫教授

龚方

111日,马文喜副校长会见并宴请了来访的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瓦列里-亚历山大洛维奇-季什科夫教授。季什科夫教授是俄罗斯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叶利钦时曾任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民族事务部部长。政治与学术上的最高地位使得他在俄罗斯民族政策的制定及民族研究的走向等方面都有不可忽略的影响。这次他应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邀请,第一次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就俄罗斯多元文化、民族认同等问题进行了两次高水平的学术讲座。

马文喜副校长对于季什科夫教授的来访表示欢迎。会谈中,他与季什科夫教授深入探讨了中国与俄罗斯的民族问题以及现行的民族政策,双方还就加强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我校合作事宜达成了共识。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教授、国际合作处处长何克勇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谈。


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新争论

沙伯力(Barry Sautman)

丁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持人)

今天我们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的沙伯力副教授,沙伯力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的民族问题,国家种族政策及种族主义的比较研究,国家人权法,中美、中非关系等。今天担任沙伯力教授翻译的是香港理工大学的严海蓉博士。

沙伯力(Barry Sautman(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主讲人)

今天晚上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我的讲座会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讨论中国民族政策问题、效用问题和评估问题需要放在一个国际视野里,即看看别的国家是怎么做的,他们是不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对象。当今中国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争论或是提出的新的建议,它们是借鉴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或是以他们为一个比较的框架,但是怎么评估也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这次讲座的题目是“缩小民族的权力吗?——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争论”。2008年的“3?14”事件和2009年的“7?5”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民族意识,这两个事件是针对某个族群的带有暴力性质的社会动乱。从网络上人们表达的意愿来看,汉族对民族政策的怨恨表达是上升的,基于一个假设,就是对于少数民族的“两少一宽”的宽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怂恿了这样的暴力行为。现在有些学者提出来的关于民族政策的新的建议,是针对某些汉族民众提出的抱怨,对民族政策的宽容和优惠政策上加强了民族意识,在某种意义上鼓励了民族主义。在网络上大家可以看到,汉族民众把矛头指向了1984年以来胡耀邦推行的“两少一宽”的政策。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提出来的关于民族政策新思路,在背后有一种通常的自由主义的想象,这种自由主义的想象对群体性的权利一般是比较排斥的,比较鼓励个人权利。这样,尤其当群体的权利涉及到社会福利再分配的时,采用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一般会对群体性的权利进行排斥。提出民族政策新思路的学者往往也是参照美国的经验,看看美国是怎么谈论及处理民族问题的。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美国的统治精英在民族问题上,他们对民族的集体权利是非常排斥的,当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群通过集体性,甚至是比较激进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需求时候,美国的统治精英一般是采取一种非常敌对的镇压性行动。

一、背景——中国民族政策的基础

1.对少数民族的承认

    首先讲一下背景方面的材料,即当今的中国的民族政策及一些问题。中国民族政策最基本的一个基础是中国对于少数民族的承认。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好像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但是在很多国家是不承认少数民族的,比如法国是不承认任何少数民族的,当少数民族遇到不平等的问题时,他们是没办法进行民族处理的。

在中国,中国的少数民族对于官方的承认有非常大的需求,在50年代我们进行民族识别时,有400多个民族提出申请,希望得到官方的承认。少数族群的精英寻求这种承认,是因为这代表了官方话语中的一个民族平等的问题,而且与之相结合的是一些政策方面和资源方面的照顾和优惠。现在有很多学者意识到这里有问题,在国家对少数民族进行承认的时候,有些被承认的少数民族在这之前是没有一个长期的整体性的民族认同的,比如说彝族。在有一个正式的身份之前,很多的群体并没有一个完整性的整体性的族群意识。国家话语建立起来后确实增强了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创造了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再比如说彝族,当两三代彝族有了这样的民族身份后,他们确实开始意识到他们是彝族。总结一下,中国民族政策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中国对民族身份的承认,这在世界上不是一个普遍的政策做法,所以当今天有些学者在谈到他们新的建议的时候,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去认同化”的问题,也会谈到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民族政策的第二个支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一点我们要认识到,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种高度自治的制度,中国高度自治的地方只有香港和澳门。中国民族区域制度从实际上来说更像是一种文化制度。在一个民族地区,政府管理可以在文化上、语言上保存很多不同于汉人地区的东西,另外在干部管理上还有一个自治的存在。我要强调区域自治制度不是一个高度自治,因为今天有些学者可能过高估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自治的含义,他们会说中国的区域自治制度像前苏联的制度,所以他们担心因为这种相似性可能产生一种分裂的倾向,但是我认为这些学者对政治自治的估计太高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上在文化层面起作用;另一个是在社会管理上的自主权利,在这两个方面共同影响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帮助产生了一个民族的中产阶级。

我想强调的一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跟人们想象的不一样,因为是自治,那么其与中央的关系是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或者是政治体制有所不同,但是普遍来说,世界上很多国家,它们若有民族自治的话,自治的民族和中央的政治体制应该基本上保持一致的,中国在这方面也是一样的。在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系上,如果有例外的话,这个例外是在中国,即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制度和中国内地的政治制度是不一样的,但这个和民族没有关系。比如说意大利北部的自治地区,这里有说德语的和说意大利语的人,这个自治地区和整个意大利的政治体制是保持一致的,意大利主流的政治体制和政党等在这个地区都有所保存。在非自由民主国家,比如说伊拉克,也有自治制度。伊拉克民族自治地方叫库尔德斯坦,在这个自治地方里面生活的是库尔德人。伊拉克本土是非自由的民主体系,同样在库尔德斯坦自治地方也表现了非自由民主的特征。再举一个政治体系下的例子,苏丹的北部和南部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内战,有可能会产生国家分裂,但就像是苏丹整体或苏丹北部是一个权威性的政府,南部苏丹在南部也保留一个权威性的政府。我举这些不同的例子体现了政府体制的不一样,但是共同的是中央政府的政治体制和地方的所体现的政治体制是保持了一种一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应该希望由“自治”这两个字就推论出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系是不一样的。虽然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不是高度、全面的自治,但除了文化和社会方面,还有一方面是经济上的,这就使得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上进行优惠和补贴,这个优惠和补贴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补充和帮助作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和别的国家的不一样地方就是,在有些地区,尽管汉族是占多数的,少数民族从比例上说还是少数,但政府还是把它变成民族区域地方,这个是不一样的,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特色。还有一点,民族区域地方是多层次的,在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自治下,还有更小民族的自治地方,这种多层次的体系也是中国的一种特色。

3.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

中国民族政策的第三个支柱就是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主要是在国家的治理层面上:干部的聘用升迁,计划生育,入学,扶贫,司法。人们谈论比较多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一方面主要在教育、入学方面,比如大学的入学考试;另一方面是计划生育方面。据说汉族对这两方面的抱怨比较多,但这些抱怨主要集中于居住在汉族地区的汉族百姓;而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对民族优惠政策的抱怨比较少。一个丹麦学者在西双版纳和甘南做过调查,来研究汉族老百姓对民族优惠政策的看法,在这两个地区,汉族老百姓对民族优惠政策很少有抱怨。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发现,公共部门的就业对少数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民族优惠政策方面,中央对民族地方的财政支援和专款对少数民族的效用是比较高的。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方面,国家参与的领域,比如说公共部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起到的作用是最大的。但是在民营层面,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基本不起作用;但这不是说在私营领域完全没有政策。比如说,国有银行向私营企业发放优惠贷款;广东工厂的维族工人招聘计划。90年代以来,随着私营经济的扩大,虽然有人说这些政策是日益缩小的,但实际趋势是在不断扩大,这样优惠政策在私营领域的实际效用是在减少的。我之所以指出这一点变化,是因为提出新思路的这些学者过高估计了民族优惠政策,他们想象这些民族优惠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看到随着公共部门的缩小和民营企业的兴起,民族优惠政策的实际效用比90年代以前是大大缩小了。

中国民族政策还有一个方面,这就是对分裂主义的镇压。对分裂主义的镇压在国际法中是合法的,但是在中国大陆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分裂的镇压,而是所实施的方法。我们经常遇到的是警察对分裂主义分子的严刑拷打或逼问等不合法的手段,这实际上变成了一个问题。其实,对分裂主义的镇压应该与分裂主义本身相匹配的,但是我认为在中国,这个处理的“网”有时候撒的太宽而有时候太窄。比如说在一些藏区,一些老百姓不被允许把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去尊敬,当然我们可以在政治上与达赖喇嘛有争议,当然我不同意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但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宗教领袖而被他们的信众所尊重是可以的。网撒的过宽的表现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政府、对民族政策有一些批判性的看法或者他们与境外的媒体有接触,这样尽管他们本人不是分裂主义分子,但是因为他们有了这些批评性的行为,有时候也会被警察用司法的手段来对待。另外,有时候我觉得网撒的又过窄,比如说,中国政府在面对其他国家政府利用境外的分裂主义来进行活动时,中国政府在应对这些问题上是不够强硬的。

二、民族政策特征

1.反民族歧视法律

下面我要讲民族政策另一个方面,在中国是有反民族歧视法律,我还会谈到它所存在的问题。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因为提出民族政策新思路的学者往往认为在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法律,但是人家的法律是切实有效的,而这在中国是没什么效用的,但是在今天晚上或是明天晚上我将举出一些例子,以证明一些发达国家反歧视法效用是很低的。中国尽管有反民族歧视法,但却没有一个切实的机制来使真正触犯法律的人得到制裁,使受害者得到安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因为领导对民族问题有一个特别的看法,而恰恰是因为在经济上奉行了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的政策,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是中国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所有可能损害或减弱经济发展的东西都会变得非常次要,不受重视。在其他国家的有些地区,当有很强的反歧视法时,这会产生两个效果:第一是社会歧视大大减少,第二是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和好感会增加。

2.民族关系

下面我讲到民族关系的另一个层面就是民族不平等的增加。自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不平等在各个层面都有所增加,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也在增加。我认为民族不平等的增加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到目前为止少数民族人口大部分还是农村人口,农村性是导致民族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反歧视的政策不够有力量,二是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提供的资源不充足,三是在民族政策方面,对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方面没有任何的限制。

3.宗教政策

最后我要谈到是与民族相关的宗教政策。中国政府对宗教机构和宗教的实践活动有很多的限制,举例来说,对藏传佛教徒的人数是有控制的,对于最近在新疆建清真寺,在申请许可证方面也是有很多的限制,当然在限制方面主要是对藏传佛教和新疆的伊斯兰教,其他民族的宗教方面自由度还是挺高的。当然在这里面还包括一些发展的观念,比如说在西藏很多干部就认为民众把钱财捐给寺庙,这对当地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在新疆也有一种趋势,就是将宗教发展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把这两个事情变成一个矛盾的事情。当然这样对从事宗教活动的民众来说,这是不好的,制造了一种不良好的关系。

三、中国民族政策的新争论

下面我将谈到马戎教授的新看法,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我非常尊重马戎教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者,我看到马戎提出这些看法并不是出于大汉族主义情绪的看法,因为马戎本身也不是汉族人,所以我认为马戎提出这些看法是以更多的民族融合为目的。

首先我来简单介绍下马戎提出的几个要点:第一,就是中国的民族政策使民族群体身份政治化了,加强了民族群体意识,制造了融合的障碍;第二,马戎认为中国的民族自治是来源于前苏联,与前苏联比较相近,因此中国也面临一个分裂的挑战和危险,面临着解体的可能性,比如说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第三,中国的优惠政策在汉族内部导致了不满,因为汉族人经常认为这些政策对他们是有歧视性的;第四,马戎教授新思路的建议是中国应该有一个对族群意识去政治化的政策,通过去政治化还实现民族的融合。他通过印度和美国作为范例,来说明中国可以向这些国家进行借鉴。

除了马戎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提出类似的建议,这些建议甚至比马戎的建议走的更远。比如,大家可能知道一个著名的作者王力雄,他认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完全没有必要,中国只需要保障个人的权力就足够了。南京大学的退休教授汪应果走的更远,他主张把民族自治政策和民族优惠政策全部取消,在政策方面主张同化,也主张用司法手段对待民族问题中的抱怨行为和暴力行动。这些看法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在“3?14”和“7?5”事件以后,这种看法更强烈了。政府显然注意到了这些争论,一方面,由于这些学者提出这些看法,另一方面,随着“3?14”和“7?5”事件的出现,政府需要表明他的立场,所以就出现了政府的白皮书。2009927日 《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这个白皮书重申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主题,比如,多民族、民族平等和团结、民族地区自治、发展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这些方面。白皮书重申了对民族地区的两个关键词,即发展和稳定。官方基本表示现行的民族政策长期不变,增加对民族地区的支持。今年是西藏第五次工作会议和新疆的第一次工作会议,这两个工作会议与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强调了要提高民族地区人们的收入水平。这跟以前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经济发展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是有关民生方面的。尽管提出了关注少数民族民生的好的方向,这符合少数民族的利益,但是工作会议实际的效用能否达到政府的期望还有待观察。也有迹象表明有一些高层官员想走的更远一些,但具体情况,地方层面有没有抵抗还需要观察。

尽管官方已经有了立场,但争论还在继续,所以我还是想针对争论本身来说一下我的看法。在今晚和明晚我会对提出的新思路进行一个批评,在这个过程中我讲到一些其他国家的政策和对这些政策的一些评估。在这个批评之后,我也会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当然这不是我的主业,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研究和看法,所以尽管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还是想提出一些东西来,放到桌面上作为讨论之用。

在一方面我认为马戎教授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是国家对少数民族的身份的承认使得群体身份政治化了,但我认为这个政治化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任何国家对少数民族承认就有一个政治化。但我和马戎教授争论的一点是“政治化本身不会导致分裂主义的产生”。让我们再回到那个魁北克省的案例,恰恰是在加拿大联邦政府不承认民族区域自治时才会产生分裂主义。当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并想要解决它时,我们需要回到问题的源头;当民族不平等存在的时候,我们要解决不平等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基于民族问题的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不承认民族本身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在法国的案例中表现的特别明显,法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这么一个态度:要么你就是法国人,要么你什么都不是。这在法国产生了问题。但是法国确实存在民族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老法国人和新移民之间的不平等。自从1981年以来,在法国间歇的有少数民族基于他们的生活困难或者就业困难而引发的暴乱行为,并在2005年达到一个高峰,一些失业的阿拉伯后裔、非洲后裔、法国后裔参加了这样一个暴乱。法国政府对2005年暴乱的反应是:要通过法律,要反歧视,保护就业,但问题在于有法律不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所以这个“不承认”使得后面通过的平等法的效用被取消了。另外一个案例是土耳其,土耳其有25%的人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长期得不到承认,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库尔德人不断地有起义,希望他们的文化认同得到政府的承认。到2009年,土耳其政府最终承认库尔德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出版,用自己的语言来广播,但是库尔德人的精英还是不满意,他们需要政府承认的权力还是没得到满足。

最近几十年的趋势是承认而不是“去承认”,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看到的是少数民族权利不断地扩大,这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对少数民族的官方的承认是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前提条件。一些发达国家,即自由民主国家近几年来也在承认自己得少数民族,比如挪威和瑞典开始承认萨米人。基于此,近几年来在西方国家开始建立自治地方,比如,丹麦的格陵兰岛和加拿大的努纳武特省。所以我认为任何建议把少数民族已经拥有的权力缩减或拿走,这带来的社会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比如说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国家把原来的民族权力拿走了,斯里兰卡政府做出一个决定,即大多人的权力优于少数人的权利,即把以前所承认的其他民族的优惠政策及民族承认撤销了,这就导致了斯里兰卡经历的长期的动荡、暴乱及内战。在我的文章里除了斯里兰卡外还有其他的例子,撤销民族权利所产生的不好的后果。在最近提出的新思路里面,除了“民族承认”外,还提出要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缩小。这些新思路是基于这样一个看法——认为对已有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中国的完整和统一构成了一个威胁。这些学者还有一个假设,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前苏联具有一个很强的联系,但是我认为苏联的联邦系统效应被高估了,在苏联的大部分时间里,民族联邦系统是没起什么切实效应,只是在最后阶段才开始发挥它的效应。民族联邦系统只是在国家解体的后期才起作用的,在戈尔巴乔夫的解冻政策之前是没起作用的,在叶利钦上台之后准备全盘推动资本主义改造之后,这时候民族联邦制度破坏性才看出来。我在我的文章里详细说明了苏联的联邦与苏联的垮台没有很大的关系。

四、承接了苏联的联邦制度?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不是承接了苏联的民族联邦制度?这里我们有一个误解,在苏联存在的这个民族联邦制度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东西,并未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起作用,只是在苏联解体之前存在过,并起过作用。苏联解体前,民族运动是很少的,倾向了分裂的运动也是很少的。在苏联存在的以民族为载体的分裂运动,主要是叶利钦上台后推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个背景下,各个少数民族为自己打算的行动是一种回应而不是一种先锋。在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的解体过程,这个民族分裂运动有这样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而马戎老师以为的民族联邦制度在共产党的中央管理制度下是基本上没起作用,它只是在苏联解体的前一年才起作用。

中国的民族政治制度是对苏联的否定基础上形成的,在上世纪50年代很明确地提出不要跟着苏联的民族联邦制度政策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大一统的制度,这是世界大一统制度的模型,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中国有一点联邦性质存在的话,它不可能是政治上的,最多是文化上的,这存在于中央政府与香港和澳门之间。联邦制度在中国,如果我们看经济关系,各个省份和中央的经济关系,很多省份在经济上有了自我管理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有一种经济上的联邦性质,但是这在政治上是绝对没有的。海外的民运分子不断地要求中国实行一种联邦制度,但中央是不会同意和执行的。在国情方面中国和前苏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前苏联有一个俄罗斯民族的核心区域,而中国虽然有汉族,但汉族是被分解为不同省份,所以不存在俄罗斯那样一个核心地区。有一位西方学者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比较一个国家,如果有核心地区或者没有核心地区,这对联邦有什么差别。他的基本观点是,核心民族地区的存在是导致国家权力变弱的因素。所以中国国情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是不一样的,后者都有自己的核心地区。不管怎么说,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种低度的文化性自治,这样我们把它与民族联邦制度相比,就会发现政治因素大大减少。所以在回应马戎老师的担心上,我认为中国不会因民族分裂主义而崩溃,这种情况只可能在中央政府本身发生崩溃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根据现在很多学者的研究,我们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中央政府崩溃的可能性。我的结论是,类似于前苏联的国情和制度都不存在,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在苏联发生过的情况在中国发生。

五、民族优惠政策造成了汉族的抱怨?

进入下一个讨论的问题,马戎老师说中国民族优惠政策是造成汉族民众抱怨的主要原因,他觉得这是一个需要面临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中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虽然对少数民族有一定的帮助,但这种实际效用被高估了。我要说明一点,不仅在中国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被夸大,在其他的国家,如美国仅有的一点民族优惠政策也是被夸大了。当然在中国我们听到一些汉族民众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抱怨,这种情况的出现基于两点,一是他们高估了民族优惠政策的实际效用,二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优惠政策和汉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多汉族民众也是从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中得到了优惠,这不仅仅是在中国存在,在美国也是如此,多数民族也是从少数民族政策中获利。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也给汉族带来了不少的好处,同时,汉族百姓也从宽松的民族政策获利,有些地区的汉族民众同样享有计划生育的宽松条件。我认为多数民族民众的看法不应该成为决定少数民族政策的条件,也就是说对于多数民族百姓来说,怎么理解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汉族百姓有怨恨的话,政府应该负有责任,因为政府有必要向汉族百姓解释这些民族优惠政策为什么存在,以及如何有助于解决民族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

下面我具体讨论两个国家的案例,因为这两个国家对马戎老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戎老师认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去政治化的很好的案例。

1.案例一:印度

马戎老师认为,印度和美国的族群关系是非常稳定的,而且是很融洽的,因此他把它们作为正面的案例来进行比较。我进行一个具体的展示,它们的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好。印度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是非常不成功的,比如在克什米尔地区长期都有内战,在印度的东北部,这些地区也是有少数民族存在的,这些地方都存在着武装性的民族冲突。当地的原住民对抗印度政府的斗争诉求是为了分裂,这些武装冲突在印度存在很长时间,从印度成立一直到现在都是存在的。印度克什米尔地区的最新统计表明,冲突已经导致七万人丧生,印度东北部持续了60多年的武装冲突造成了五万人丧生。印度的毛派大约有十万左右,都在印度北部地区活动,其武装斗争支持者就有少数民族,即印度的原住民;除此之外在印度还存在民族和宗教性的迫害,比如说曾经发生过的穆斯林和印度教民众的冲突,基督教和印度教民众之间的冲突也会发生。因为在印度,印度教的民众是多数人群,在这些冲突当中受伤害的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民众,这些民众所承受的迫害常常是城市被毁灭,有一些很小的族群,但是他们也不能幸免,也会受到迫害。在南亚,包括印度,也存在着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不是一种族群的关系,但种姓之间的歧视有的时候是破坏,在类型上看很像民族不平等的关系。我上面举证说明印度在民族关系方面不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2.案例二:美国

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大家可能有一个想象,在发达国家里民族关系应该是和谐的,发达的。在美国,如果说它存在民族政策的话,它并没有能够解决民族之间歧视问题、不平等问题,甚至都没有根除民族分裂问题。如果以种族来衡量美国人群的收入差别,在收入和分配方面,美国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鸿沟是大于60年民权运动之前的。社会科学家有很多的证据非常明显的表明种族歧视是在所有的社会差别中都起作用的参数。对美国少数族群来说,他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打上了种族的烙印,美国的黑人和拉美人是最明显的。举例:非裔的美国人被判刑入狱几率是美国白人的5.5倍,就男性来说,美国的黑人男性入狱率占总人口的16%,而白人仅有3%。黑人入狱率高并不是他们犯罪率高。如果我们比较所有犯了同样罪的人,有两种罪,即吸毒和财产侵犯罪,犯了这两种罪黑人遭逮捕并判刑的比例是白人的23倍。在其他的发达国家,在有黑人和白人的国家,黑人的入狱率是相当高的,都高于他们当地白人的入狱率。在加拿大是3:1,英国是5.2:1,新西兰是6:1,澳大利亚是13:1,台湾高山族的比例是6:1。我们来比较下中国的状况,藏族人的入狱率是比汉族低的,不管是在西藏还是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如果比较下中国藏族入狱率和美国黑人入狱率,中国的藏族的入狱率只是美国的2%

相关的研究也显示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歧视状况。比如购房,大约有一半的美国黑人在购房时遭到歧视,在美国城市里,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在居住上还是有隔离的,在居住方面拉丁美裔和亚裔的美国人在最近几十年是比过去更加严重了。今天美国学校里种族隔离情况比二十年前更加严重了,38%的黑人学生进入那些非白人学生占到90%-100%的学校去上学。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目前美国在公共教育方面是没有教育优惠政策,而且很多州政策也不给予民族优惠政策,有18个州禁止给予民族优惠政策。在就业方面这个歧视也是非常明显的,通过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如果通过他的名字或简历得出少数民族或黑人的话,同等资质的黑人和白人在申请同一份工作时所获得的面试机会要低出50%。也有经济学家就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收入进行比较,他们发现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2/3是可以归结为种族因素,就人均而言,美国黑人的财富只有美国白人的10%,黑人占美国人口的13%,当他们拥有的土地却连1%都不到。我们会猜测美国底层的老百姓不好,可能在上层会好点,但情况并不如此。2005年进入《财富》杂志五百强的企业中,98%的总裁和95%的高管都是白人男性。在美国有一种犯罪叫仇恨式的犯罪(hate crimes,它的第一目标往往是美国黑人,其次是犹太人。反恐以来,最近针对穆斯林的仇恨式犯罪也增加了。

3.中国情况参照

中国的情况我们参照一个研究,这就是Ding Sai Samuel Myers2010年发表文章《中国城市中民族间不平等的变化》,他们比较了中国的12个省中存在着城市的汉族人与少数民族群体在收入方面的差异。他们比较的时间段是1995年到2007年,他们发现城市中居住的少数民族收入是汉族收入的90%,汉族收入只多一点点。这个民族间收入差距比较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少数民族在公共部门就业比较多。与美国相比,2009年底,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是美国白人收入的2/3。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研究,在2007年,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教育回报即教育水平的提高所能带来的收入的增加,如果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提升,这个少数民族的收入会马上提高。另外,在国企就业或在公共部门就业,对少数民族收入的提升比汉族收入提出的作用更为显著。并不是说在中国没有民族歧视,这个歧视是存在的,但有个性别上的差异。对少数民族男性的歧视会对他们的收入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在少数民族女性身上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影响。

还有一个层面我想提及,我们想象美国的民族是一个和谐的关系,不存在一种分裂的倾向,但是调研发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在2008年进行的佐格比民意测验显示,22%的美国人支持本州或本地区有权利从美国分裂出去,对少数民族来说,43%的拉美裔美国人和40%的非洲裔美国人支持分裂的权利。另外还有1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支持现存的分裂主义运动,比如说在南部的德克萨斯州,和美国的西北部,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黑人有更高的支持率,33%的非洲裔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支持分裂主义运动。

在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个中美比较,这是根据2006年所进行的一项中国民族调查。少数民族的高中学校的研究表明:回族、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和维族学生的民族身份认同都很强。汉族学生的民族身份认同明显较低。同时他们的国民认同也很高,基本和汉族一样,而在美国,美国少数民族的国民认同是低于中国的。关于这次研究的介绍,我不会一一讲述细节,有兴趣的同学老师可以看我文章的中文版。

六、中国民族政策的新出路

现在进入最后一部分的讨论,那就是中国民族政策的出路问题,在这些新思路的讨论基础上,我有哪些方面的建议。

我认为民族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事实上的平等,第一方面,我的建议是扩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权。并不是少数民族地区要和中央的政治制度有所不同,而是在具体一些重要政策方面允许少数民族地方有一定的变通。需要补充的是这个变通的权力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里已经存在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各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变通方面觉得不太方便,所以中央应该鼓励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根据各个地方的区情进行变通。

第二方面,赋予自治地区更广泛的权力,对中国内地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进行管制,当然这个管制权力在其他国家的自治地区已经存在。在宗教自由方面,也有提升和扩展的空间。在语言使用方面,民族地方政府应该有更多的自治权。

第三方面,在扩大民族优惠政策方面,尤其是在雇佣与晋升机制方面,可以参考马来西亚在弥合华人与当地人的差距方面所广泛实施的优惠政策,并且在私营经济使优惠政策成为具有某种强制性的规定。联合国有一个机构已经几次向中国政府进言,要求中国政府在消除歧视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我认为加强这一方面努力的一个建议就是让歧视成为一种犯罪行为。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存在着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等待着人们的投诉,而不是积极寻找社会上存在的歧视行为进行处理。我认为在中国不应该采取民族自觉的概念,这在国际法当中并不存在,而是应该增强民族自我表达的空间。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抛弃长期存在的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国历史视野里面,允许少数民族进入对中国历史的描述里面。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我认为还有空间提升职业教育的系统,这有助于扩展少数民族的技术工人或工程师的比例。在投资方面,应该鼓励那些在少数民族地区促进就业的投资。在党的系统里,在西藏和新疆都没有藏族人和维族人当第一书记的先例,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有很多能干的少数民族的干部担任他们自治区的第一把手。在国家政策和法律里面,是有民族优惠政策和政策变通的,但是这在党章里没有,我认为应该对党章进行变通,这样在党内也实行这些优惠政策。坦白的说,在境外有人有这样的看法,中国的领导人还是不相信藏族和维族,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在西藏和新疆还是没有藏族和维族的第一书记,我认为这方面的变通和改变是可以消除这种说法的。在鼓励少数民族教育方面,特别是基础教育方面,澳大利亚和巴西的政府给父母提供资助使他们的孩子可以去上学,这些有效地政策,中国可以借鉴。在宗教活动方面,我建议取消一些限制,取消大多数对大学生、公务员、儿童等参与宗教实践的禁止。当然这些限制是不是有必要,这个问题还有待讨论,但是这些限制的存在使人们产生了怨恨的情绪,无论如何这种怨恨是需要处理的。在宗教人士是否可以入党的问题上,我认为也可以变通,因为在越南的共产党和古巴的共产党,他们是允许宗教人士入党的,他们发现他们也是比较好的共产党员。在西藏还存在僧人和僧尼的人数限制,这个人数限制是不是可以考虑放宽点。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国家有权力合法地与分裂主义作斗争,这是国际法允许的,但也是存在问题的,我并不认为在中国普遍存在警察对政治犯的施暴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我认为这个也不是针对少数民族的,由于农民工的三无身份,他们在被抓进去以后也是遭到暴打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也不仅仅是一个民族问题。

 

(记录/辑:尹凯)

 

~~~~~~~~~~~~~~~~~~~~

陈永龄教授在美逝世
周家平

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永龄先生,于美国东部时间3月13日19时(北京时间3月14日7时)在美国佛蒙特州辞世,享年93岁。

 1952年,陈永龄自燕京大学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56年参加我校原历史系的组建工作,后任我校原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和民族学系副系主任陈永龄先生在我校数十年如一日,勤奋耕耘于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并深入诸多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在新疆民族史志研究、中国民族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志研究等方面卓有建树,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为我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瓦列里·亚历山大洛维奇·季什科夫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主持人)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俄罗斯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季什科夫教授来给我们做一个讲座,并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座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季什科夫教授和他的学术研究历程。季什科夫教授是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现任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协会副会长。19922月曾被叶利钦总统任命为俄罗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19983月被任命为国家民族政策构想委员会委员。季什科夫教授从60年代开始就做民族问题研究,一开始是做美洲的,包括美国、加拿大的,特别是少数民族问题包括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研究,有很多研究成果,以后他又从事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民族问题研究。在叶利钦总统时期他担任民族部部长,相当于中国国家民委的主任,前苏联解体后,建立新的俄罗斯政府以后,俄罗斯的民族政策在很大方面是季什科夫教授亲自参与制定,而且受到他自己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些影响。这以后到现在他继续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所长。他的民族问题研究非常广泛,著作丰富。他发表的著作有几十部,论文有400多篇,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他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他不像国内的一些学者,从书本到书本、纸上谈兵,说的很多,实践还是比较少。他在做民族部部长的同时,一直担任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所长,所以说他既是学者又是一个从事民族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官员。他在这方面的经历、经验、研究都对我们来说有非常多的参考价值,而且在很多方面是我们的老师。

中国最近的民族问题,特别是最近20年,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新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民族政策应该向哪个方向调整,怎么做,我们很多方面都希望能够参考一下俄罗斯的经验、前苏联的经验。我们本着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请季什科夫教授来给我们讲一下他自己的研究和俄罗斯以及前苏联民族工作目前的一些问题。今天他给我们讲的题目是“俄罗斯的多元文化”。

季什科夫(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讲人)

尊敬的各位同行,亲爱的朋友们,此次到中国来做访学,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到中国来,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今天我将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国内的一些情况,可能在语言上和学术的一些术语上我们在理解上会有一些不同,但我认为在中俄两国之间存在很多共同性,值得我们探讨。

我们俄罗斯人非常愿意说我们国家广博、博大。而且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因为大家知道,在世界上存在200 多个国家,而俄罗斯就领土面积来说确实是最大的一个国家。大家知道在原苏联的时候,它的领土是2200万平方公里,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的领土面积是1700万平方公里,以目前的面积来算,仍然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当然领土事实会影响到文化。关于我们领土广博这样个事实,我们很多学者包括一些历史学家经常在自己的学术中探讨,说领土这么广博对我们来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当然在谈到国家市政基础设施的时候,比如说道路状况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国家的道路是不好的。从远东到西伯利亚广袤的领土上只有一条铁路连通这个广大的区域。现在从远东一直通往西方的领土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路。当我们谈到我们国家所蕴藏的资源的时候,这么广的领土一定会给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资源蕴藏。我只提到一个贝加尔湖就足够了,因为贝加尔湖蕴藏了世界上20%的淡水。我可以说再过20年或是30年后,世界上淡水将会比石油还贵,现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急需淡水。当然俄罗斯还副产石油和天然气,当然这是一个国家国民收入最主要的资源。资源存在的事实会帮助俄罗斯在政治方面在世界占有有一定的地位。当然我今天的主题并不是讲资源和经济的。我主要是讲我们国家的多民族和呈现的多元文化。

根据我们国家考古学者的发现,其实我们国家广大领土在很久以前就被人类开发出来了。据我们的科学研究,第一批人类他们踏上领土是从非洲开始的,然后穿过高加索山脉,经过西伯利亚平原到达远东地区,然后通过白令海到达美洲大陆的。他们认为是四万年前第一批踏上大陆的人通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这个国家居住的人类就是原住民(本地人)。我们国家和中国很相似,我们国家的形成和中国一样,是通过民族内部的融合和交流形成的,而不是从外部的民族的进入流动形成的。当然我们在这一点上和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南美、拉丁语系的一些国家,我们和他们都是有很大的区别。现在在俄罗斯生活着一亿四千三百万人口,和中国居民人口数量相比是十倍还小,但是俄罗斯从居民数量上来看仍然占世界第九位。我们在这么广阔的土地上居民的生计方式决定了他的文化的多样性。比如说我们那些住在山地的人民,他们具有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他们的物质文化主要体现在用石器制造生活物质用品。现在在高加索地区,居民的住房主要是用石头制造的。比如说那些住在欧洲平原包括西伯利亚和远东一部分居民,他们生计的主要资源是靠森林。这里的物质文化表现在用木头制造的物品上,当然我们要排除一些大城市,他们现在已经使用了一些现代化的物质资料,比如水泥、砖头什么的,但是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就是用木头制成的。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人生活在极圈以内,还有一些森林的冻土带,他们使用的生计资源主要就是鹿皮甚至用雪制造自己的房屋。在这里我感到非常骄傲的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在广袤的土地上创造自己不同的文化。如果我们现在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些国家相比如芬兰等,他们有暖流,因此他们以后更加温暖,但是俄罗斯可以说50%的领土都是在冻土带上。

当然,我们这么广袤的领土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对这个历史过程感到非常骄傲,这是我们的一个资源。到现在为止,世界仍然有一些地域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如澳大利亚的一些地区,还有中国的一些沙漠地区等。虽然人们非常渴望适宜人居住的土地,渴望资源,但是自然界会给设置各种障碍的。比如说俄罗斯有一个雅库特共和国,那个地方非常寒冷,是不适合人居的,但是现在雅库特共和国是被他们开发,并且居住的,那个地方也是少数民族,但人口已经占多数了。现在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的人类为什么保存了多样的文化?我们现在人类住在同样用水泥制成的房屋,穿着同样的衣服,用着同样的电话,为什么我们还能保持文化的多元性?自然界存在一个人性的规律,人自己会保持自己文化的多元性。这种规律是自然界赋予我们的,比如我们不可以想象,森林是由一种树木组成的一样,也不可能由一种小草组成。一个人从本性出发,就渴望文化的多样和不同。如果我们人都成为一个同一的话,无论从相貌还是思想,那么我们彼此之间就会失去对对方的兴趣,失去人类发展的进程。因此,在21世纪,我们这个世界仍然保存在大量的族群和民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大概有40005000个族群,同时伴随族群的保留,语言也保留下来,大概有5000多种语言在世界上存在。有很多学者认为大众的文化是一种波动的文化、不稳定的文化,很多语言会随着时间消失的,全球化的文化能够让一部分语言消失。但是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语言会保存下来。因为不论是在原苏联还是现在的俄联邦在20世纪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消失,也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消失。当然族群和语言的保留和国家政策分不开的。在20世纪的时候,北美有20多种类的印第安文化消失了。当然除了政策的干预,族群内部的认同也会促使他们保留自己的文化,甚至最少数最少数民族的语言也被保存了下来。

19世纪,俄罗斯有很多旅行家,他们到西伯利亚这些地带考察之后,回来说再过十年二十年,生活在这些地域的族群和民族会很快消失的,但是稍候我会给大家展示一张图表,这些非常少数的民族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人数上不断增加。一个文化包括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是伴随其他因素的。当然,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进程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这种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在政治的干预下。世界范围内,族群的数量大概是5000左右,但是这些族群分配在200多个国家内。现在世界上没有没有边界的领土。现在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群体间的边界。因为只有国家能影响到不同人的生活。因为国家可以构建一个共同的经济制度,甚至国家可以为每一个公民构建按某一种方式生活的法律和规则。任何一个族群是没有权利把一个人投到监狱里去的,或者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只有国家才能行使这样的权利。任何一个族群、集体、集团都没有这个权利做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国家会把不同的人群集合在一起。特别是由于现代移民进程的加快,没有一个国家拥有一种(独一的)文化。任何一个公民国家它的文化、民族都是多样的。对每个国家来说,政权的功能不仅是保持领土的完整、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如何调控民族国家内部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国家的职能之一。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经验,这些经验里面有正面的、反面的,也有悲剧性的经验。有的国家由于不能正确的调控这些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这个国家就已经消失了、解体了。比如说印度这个国家,很多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内部都一直军事冲突不断。自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可以说世界上的战争基本上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国家内部,民族之间包括民族的分离,民族冲突造成的。而大部分人员的死亡都是由于民族的纷争造成的,甚至这些纷争是无规则的,十分的残酷。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发生的两次车臣战争。车臣战争分两轮展开的:第一次战争是1994年到1996年,第二轮车臣战争是1999年到2001年。双方一共有四万人死亡,死者当中,大部分是平民,而不是参与战事的人。战争造成大量的难民,有20多万的车臣人离开自己的领土。因此不同的国家按照不同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民族政策或民族政治。

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有哪些经验呢?第一个经验是从苏联继承来的。在他们行政国家建构当中,也就是行政区划中,考虑到民族问题。现在我们这个俄联邦有一个共和国,是联邦国家。现在的俄罗斯国家是共和国制的联邦国家,它由83个行政单位构成,其中在行政区划中有21个共和国。这些共和国我们可以称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共和国,我认为他可能和中国的民族自治区比较相似。加拿大魁北克的行政区划可能和这个比较相似。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虽然是联邦主体的行政单位,但同时也有共和国的一个特殊的地位。它所蕴含的一个因素,可以称之为民族联盟制,有很多的学者和政治家都反对这种体制,他们认为这种民族联邦体制本身蕴含很多风险,有可能这种权利的保留会滋生分离主义。当然我们从很多国家,包括俄罗斯和车臣都吸取了很多这种教训。在民族性质的区域内,滋生了很多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但是我们这是从原苏联继承的遗产,我们没有办法。在苏联的时候,这种体制还是比较好的,那个时候权利比较集中,因此这个体制还是比较适合当时的政策的。当时只有一个共产党,当时的意识形态也是比较强大的也是唯一的意识形态。当时,在原苏联的时候,国家安全部门的功能也比较健全,他们时刻监督分离主义思想。而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候,这种集权就开始减弱了。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争夺政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很多民族性质的联邦主体就开始争取自己的主体地位。

苏联的解体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央集权力量的减弱;第二个是政权之间不停的斗争;第三个是民族分离主义已经产生;还有第四个原因并不是决定性作用,但是从外部起作用,就是西方人是希望我们苏联解体的甚至他们推动了这个进程的发展。但是从基本上说,苏联解体是内部原因造成的,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危机造成的,是精英层的领袖危机(造成的)。后来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所有这些国家解体之后仍然保留多民族性。要想解决民族的问题是不应该把一个国家分开的,而应该从管理上来管理它、调控它。我们要按照民族原则调控民族问题,而不是把这个国家分开来解决民族问题。如果把一个国家从边界上分开之后,其实是从行政上把国家分开,这实际上把族群划分为更小的单位,就是不要按照民族原则分成更多的国家,因为民族越多,冲突越多。如果国家越多,那么边界就越多,边界越多意味着族群越多,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少数族群了。因此我们现在的俄联邦保留了共和国这样的一个行政单位,同时我们也对这种联邦的行政体制增加了新的内容。我们增加新的概念不是民族领土的自治,而是民族文化上的自治,跟民族领土没有关系的民族文化自治。我们几乎给除了俄罗斯之外的40多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成立了共和国,有的共和国有两个民族。在每个民族共和国里囊括了很多少数民族,有的共和国有自己的名字,在这个名字里面有两个民族的名族。有一些民族居住的比较密集,有些民族在某些共和国内居住的很密集和集中,甚至超过了共和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比方说在中国的新疆地区汉族人可能会比维吾尔人多,但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仍然是一个存在的自治区。俄罗斯还有一些民族是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比如说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是继俄罗斯人和鞑靼人排行第三的大民族,将近300万,他们大部分人住在城市,但是有很多的乌克兰人居住在远东、萨哈林这些半岛上。因为他们大部分在征服远东的过程中参与其中的。亚美尼亚人居前十列,俄罗斯的亚美尼亚人在最近几年的人口增加了两倍。由于亚美尼亚发生了很严重的地震,而且还发生了民族冲突,大约有100万的亚美尼亚人迁到了俄罗斯,因此现在亚美尼亚人现在是分布在俄罗斯全境的。我们再来说一下阿塞拜疆人,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人在人口上也是呈双倍增长。俄罗斯的德国人是呈双倍的下降,大约有一半的德国人又移回了德国。

我刚才所说的人是分布在全国境内,我们很难划分出单独的领土。在1992年,我曾经作为俄罗斯民族事务部部长的时候,向政府建议成立一个民族文化自治而不是民族领土自治的创意。1996年国家终于通过了民族文化自治的法。虽然在1996年,我已经不做民族事务部的部长了,但民族文化自治的这个概念是我提出来的,而且在1996年最终还是通过了这样一部法律。法律能够给分散居住的民族一个权利,使他们能够成立一个民族文化自治的实体,比如说协会或是社团。也可以说是自决,这是民族自决的形式。我们在俄罗斯有两种民族自决的形式,是内部的,不需要国家干预的。一种是成立共和国就是民族自治区,是领土性的。第二种就是文化上的自治,有三个层次。自治分三个层次,一个是联邦层次的自治,联邦自治大概有二十几个。俄罗斯的德国人有两个联邦自治,犹太人有两个全国性的文化自治单位,朝鲜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哈萨克人(都有)。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些已经有联合国(领土)自治的人,仍然有文化自治的权利。比如说鞑靼人是继俄罗斯族之后人口最大的民族,但只有25%的鞑靼人住在鞑靼斯坦共和国,而其他的人都分布在莫斯科、高加索等各个地方。分散居住的鞑靼人本身也有对文化的需求,因此在鞑靼斯坦共和国之外也可以成立文化自治,仍然有全国性的文化自治。第二层次是联邦主体层面,一共有400多个。这种结构非常好,当然这种政策也会遭到批评,但仍是比较好的。因为在法律中,没有规定经济来源,当然国家会给一些资金资助,但只是文化项目比如举办一些文化节,文化中心的建设不会给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些实物的购置比如车、电脑等。这种文化自治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有些文化自治区有很多做生意的有钱人,他就成为区域内的资源了。比如说莫斯科有个很大的商贸中心就是阿塞拜疆人的,因此这些亿万富翁经常会资助阿塞拜疆人出版报纸杂志,也会支持新闻媒体的发展,还给阿塞拜疆人建办公场所。而且德国人也非常帮助俄罗斯境内的德国人。当然我给大家呈现的画面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政策还是非常重要的,是起作用的。现在的联邦政府从领导层对文化的多样性支持的还不够,上层的领导对文化的多样性的支持还是不够的,如电台的频道还是用俄语的,鞑靼语或其他语言的很少。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希望上层领导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更多的表达支持文化多样性的举措。当然,政治机构也按照民族原则管理。现在我们俄罗斯联邦的会议和苏联时代的有很大的不同,联邦会议的上院和下院里面没有一个受联邦政府资助的机构。因为像在中国和原苏联都有一个民族事务委员会。现在俄罗斯还存在一个问题是,俄罗斯联邦在议会层面上,民族的代表还是比俄罗斯的代表少,因为没有指标,也就是说国家最高的权利机构包括杜马在内没有体现出多民族的 代表性。因为少数民族的代表没有办法进入联邦会议,而且在国家杜马层面也没有自己的代表。

从我个人角度看,我认为俄罗斯还存在第二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一些民族共和国内的政府想给主体民族争取更多的权利和地位。比如说命名共和国想给主体民族争取更多的权利和地位,如巴什基尔共和国,这是为巴什基尔人建的,但是巴什基尔人只占30%的比例,35%40%是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但是在巴什基尔的联邦会议中70%都是巴什基尔人占据的,因此,巴什基尔人把所有的权利都拢在自己的手里。因此在巴什基尔共和国出现了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不满当地政权,因此就移民到了外地,比如说莫斯科等。现在特别在最近20年中,出现了很多俄罗斯人从各个共和国出走的现象。从达吉斯坦共和国出走,特别是从高加索共和国也走了很多。当然我们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它会破坏整个国家的整体性。这种现象会滋生共和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当然,我们刚才更多谈的少数民族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多数民族也有问题,多数民族也要争取自己的权利,特别是在领土共和国内。我们现在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就是在北方原著的少数民族,1996年和2001年分别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其中有很多内容指向了北方的少数民族,我指的北方是指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也包括黑龙江地区,楚科奇地区、北部欧洲的地区。当然根据联邦法北方原著少数民族更需要国家的支持,因为这些民族的人口已经在5万以下了,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他们的生计方式非常传统,靠捕鱼、驯鹿、狩猎、到海上捕海上的野兽等。因为现在大规模的工业开发,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对当地的自然资源造成影响,就影响了他们的生计方式。根据这两部联邦法,就为北方少数民族提供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如给少数民族提供固定的生机区域,规定在阿莫尔湖流域只允许少数民族在这里打鱼,如果某一个石油开发公司对当地的环境造成污染,当地少数民族能够从这个公司得到补偿,从石油、天然气开发的利润中得到一些分成。还有一些优惠政策如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可以不去服役,他们可以获得专门的指标上大学。如果少数民族的孩子的家住在原始森林里,这些孩子可以免费住在寄宿学校。最近15年中,北方原著的少数民族成立了很多自己的民族组织。他们甚至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北方极地建立了联合的组织关系。在联合国也获得了无国家组织的席位和代表权。当时1996年通过联邦法的时候只有26个少数民族,现在已经有42个少数民族,因为国家通过联邦宪法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就滋生了很多人想享受这种优惠政策,然后就产生了更多的族群。有很多大的族群中就分离出了很多小的族群,分离出来之后他们获得了少数民族地位,这和中国不一样。在我们国家没有严格的民族识别,我们实际上对民族性的概念更加自由一些。我们完全不受苏联时代民族理论的影响了,因为当时的框架是十分严格的。如果说有一些激进的人群,向科学院或者政府递申请,说想组成一个有民族性的族群的话,我认为无论是从学者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的层面都是无法拒绝的。

我们采取对待民族性比较开放的方法,因此在人口普查的时候,民族单位是在不断增长的。1989年是原苏联最后一次人口普查,当时有128个民族,2002年人口资料显示有182个(民族)去年10月份,俄联邦进行了最新一轮的人口普查,科学院民研所的教授们也都参与了这次人口普查,新一轮的人口普查将呈现的民族数可能再增加10个左右,这取决于这种计算方式,有史以来怎样来认定民族。现在这个都不是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民族其实在民族下面还有一个亚主体,比如在俄罗斯下面有北方的海洋民族,还有克萨克都是俄罗斯族里面的。鞑靼人下面也分为亚民族,比方说东正教洗礼的人。在人口统计时,人口统计员会问你是哪一个民族,他会说我是一个受洗得人,当然我们知道他是按照鞑靼人的方式汇报,他的文化是鞑靼人的文化,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他在人口普查登记表上写下鞑靼人,但我们知道他是鞑靼人的文化和思想。因此像亚族群的东西我们会在新的人口普查数据看到。我们所说182个民族的概念取决于亚族群的登记。从大方向来说,新的民族是不会出现的。民族的数实际上是不会增加的,只是在对民族的识别方式上发生了变化。因为民族的认同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可以填两到三个人的民族成分。使公民头脑中的概念从民族的友谊过度到一个和睦的民族,最后形成一个统一民族的概念。1993年俄联邦通过了第一部联邦宪法。第一章就写着,我们是俄联邦多民族人民组成的联邦共和国,我们的民族是多样的,但我们的人民是同一的,只有一个的,这就叫做俄罗斯,不是俄罗斯族的,而是俄罗斯联邦,是民族的民族。谢谢大家!

提问和回答:

提问一(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50年代做民族识别,56个民族被识别出来,建立了自治地方,我们都认为这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模式,但是在中国的民族理论界,有的学者认为苏联从来没有进行过民族识别。但是我觉得既然在苏联的统计中公布了民族的名称和数字,还建立了共和国、自治州等,所以应该有这样一个行动,而且是政府组织,他基本上确认了。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说苏联没有民族识别。

答:民族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苏联时代的1926年的民族统计中。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沙皇俄国统治的时候,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1897年,当时根本没有民族这个概念,当时只问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涵盖了关于民族的问题。第一种问题是,您用什么语言来说话?第二个问题是,您信仰的宗教是什么?因此在革命之前根本不存在民族的概念。1926年苏联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才把这个概念加入到人口统计涉及的问卷当中。当时是给人口人口统计员设计了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当中就告诉统计员如何给这些人解释什么是民族。当时1926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科学院民族学所,成分识别委员会的领导为这次人口普查专设计了一个方案。然后苏联时代第二次人口普查是1937年,1939年、1959年又分别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然后1970年、1979年、1989年各进行了一次,苏联时代一共就是七次人口普查。他们科学院民族学所专门为人口普查设计了一个表格,期中涉及了800多个问题,这么多问题都是为了让被询问者弄清楚自己的民族成分。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可能中国第一次人口识别之前可能也应该有400多个族群。中国和苏联都是在做把一些小的部族集合成为一个较大群体的工作。比如说在阿尔泰地区一共有14个部族,我们把他们联合起来,共形成了一个阿尔泰民族。中亚土库曼人分裂成很多部族之后,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认同(自觉),有的时候这些部族的人们指称自己的时候就会按当地地点的名称来叫自己,他们有的人把自己叫萨哈。1926年苏联第一次人口统计之后,基本统计出来有156个民族和族群。我们非常惊讶,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状态。我们人口统计会用很多公式、不同的程序区统计,但这些人工的东西是会变化的,但是民族性的东西是稳定不变的。我可以在这里说,苏联时期包括中国时期很多经验其实都是不错的。我认为还有两种可选择的方式,比如说,美国人口统计列出很多框框,美国这种方式要比我们差的多。他们这种方式太刻板,现在美国也不采用这种方式。2000年之后美国人口统计方式又多了很多,更开放了,就是允许一个人填几个民族认同感。我认为中国和苏联的人口统计方式更加敏感一些。我再给大家说一下爱沙尼亚人口统计方式,人们怎么回答的就怎么写,然后就这样直接公布出去。几乎照原样把答案公布出去,有什么写什么,这就形成了我们大家全都是爱沙尼亚人,只是在爱沙尼亚人当中又分成了若干种。

马戎 教授:如果按过去的统计话,爱沙尼亚应该还有30%40%是俄罗斯人吧?

答:我们现在俄罗斯人口统计方式继承了苏联时代的,但更敏感一些。以前我们在苏联时期,包括现在也是,我们设计一个表格,表格里面有很多问题,问题都指向民族属性,现在这些表格中有1000多种回答民族属性的方式。我们最后统计出来的资料是有182个民族和族群。我们得到这个数字完全是根据1000种问题的回答,通过分析得出的。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中国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属于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没有任何人对自己的民族属性怀疑,对不对?

马戎 教授:他们的问卷当中,被询问人其实并没有回答自己是哪个民族,而是回答很多问题,然后由权威部门统计员来说你是哪个民族,是不是这个意思?

答:比如有人说自己是萨哈人,那么我们就把他归于雅库特人,若他说他是诺科齐人,我们就把他划成车臣人。那苏联时期也是这样,现在的统计方法只是延续了苏联时期的统计方式,只是比那个时候更多个人感觉、更多选择。到现在为止,我们在人口统计问卷中,在乌兹别克族的后面给若干种选择答案,如果被询问人选择任何一种选项,我们都把他划成乌兹别克族。

马戎 教授:萨哈人属于雅库特人,他只认为自己是萨哈人,不认为自己是雅库特人,是不是?

答:如果一帮萨哈人说我们就想做萨哈人,我们不要做雅库特人,这个问题就需要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有这样一些方式——雅库特(萨哈),在俄联邦中,萨哈共和国也称为雅库特共和国。我们在官方文件能看到萨哈(雅库特)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会从萨哈或是雅库特人那里得到信号然后才可以这样做的,人口统计的资料不是一个机构收集的,由国家统计署在人口统计之前把表格发给民族学所,针对这个表格再进行修改。因此最后得到人口设计方案,是集大家意见所成的。和苏联时期人口统计方法相比,我们现在更人性化一些,不想苏联时期那么严酷和行政化,但是基本上我们人口统计方式还是延续了苏联的传统、或是说中国的传统。

杨圣敏(主持人):

今天回答问题就到这,我有几句话做一下总结。从季什科夫先生的这个演讲中很有收获,学到很多。从他的学术经历,担任行政官员的经验和从年龄上都足以做我们所有在座的老师。我听了季什科夫先生的演讲以后,我觉得他确实跟我们以前邀请的很多学者的研究方法、思路不太一样。我感觉他的演讲都是给我们讲很多的案例,通过案例讲他的观点,都是直接讲到问题的核心,讲到问题的核心时、讲他的观点时用具体的事情,他了解的那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来讲。我觉得听了他的演讲确实令人很信服。季什科夫的学术经历有很多实践的经历,对俄罗斯各个民族半个世纪的研究,让他对各个民族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他发表的论文有四百多篇,有的我看了一下简单的目录,各个方面的都有。另外他对国外的民族特别是美国的、加拿大西方的民族做了二十多年的研究,包括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所以他也有比较全面的世界的眼光。其实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直接讲一个问题,他用他自己的案例来分析才能让我们感觉更信服。我感觉这两天他给我们的演讲不仅介绍了俄罗斯的民族,俄罗斯的民族政策,他理解的民族理论,而且还在研究的方法,论证的方法和角度上让我们感觉耳目一新,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他山之石?

边政学与近代新疆主体研究

周泓

吴文藻先生1941年的《边政学发凡》,引发了民国一批学者的中国边疆教育、研究与政治实践,留下中华民国边政研究的著述传统与资料,如台湾政治大学边政学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边疆研究,主要是对文化边疆主体的研究。民族学人类学应用研究与决策功能,在此得到充厚的土壤和切合点。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民族成份最多、边界线最长的省区,疆内多数民族与相邻国家族体存在种属、语言、信仰上的整体或局部历史关联,具有直接的民族学边政研究的场域和方法论意义。

然而,如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李寰《新疆研究》、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蒋君章《新疆经营论》、林竞《新疆纪略》、许崇灏《新疆志略》、澄碧君《新疆内幕》、张之毅《新疆之经济》、宫碧澄《新疆教育概况》,以及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林恩显《中国边政通论》与《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等,均关注地方当局与土著族体层面,而未将当地汉人作为研究对象以考察。文化研究尚未由“他者”转向主体自身内观省。

1950年代后大陆民国新疆的研究,如《新疆简史》、《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盛世才与新疆”丛书,在构架上属政治史范畴。史志界关于此,相对于新疆族体研究甚为薄弱,相关的《西域图志》、《新疆图志》、《新疆通志》、《新疆志稿》、《新疆简史》、《新疆政府志资料》、《新疆文史资料》等,对其仅作零星记载或个面论述。近年的《新疆地方史》、《新疆与内地关系史》、《新疆屯垦史》、《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等以古代为主,《民国新疆史》及新疆三区革命丛书,未虑及而将之遗漏。 

国外尤其是欧美、日本,对于新疆民族社会始终颇为关注,但20世纪早期其对新疆的考察,大多是考察记、探险记或文物考古,如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大谷光瑞、橘瑞超、勒柯克等的著述;还有俄、英使者、军官等官方性、军事性记要,如奥登堡等“俄国突厥斯坦考察报告”;另有德国、土耳其、日本学者主要对突厥语碑文的发现与刊布。对于民国新疆的考察偏重政治民族史,如滨田正美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A.D.W.福布斯《1919-1949民国新疆政治史》、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边疆》,佐口透《新疆民族史研究》、瓦里汉诺夫《六域或喀什噶尔记述》、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但均未研析汉人及其执政者与近代新疆的关系。托马斯·霍普《新疆的民族》,阿·佛卡纳瓦洛夫的〈南阿勒泰的哈萨克〉基本为当地民族志。

然则,新疆建省后及民国时代,当地政权(省政府与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及国民政府)一直由汉人执政。由于新疆历史上的封闭隔离性,民国新疆与中央政府属于半割据关系,新疆执政者具有半独立性。尤其是民国前期(杨增新、金树仁政府),清末新疆都统巡抚在各层面有影响实力,新疆执政者须依靠其实力治理上下,行政内外。新疆民初与清末制度的冲突与衔连,辛亥革命前后末代新疆巡抚、都统在民国新疆政府、社会和外交中的作用,是值得探讨和补缺的。如,末代新疆都统、巡抚与民国新疆政府的关系(与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及国民政府),与民国新疆社会的连结(与当地穆斯林及蒙族牧民、与汉帮、与回队、与同僚),与新疆邻国的联系(与俄中亚领事馆、与留学生、与俄侨和华侨、与边贸),与内地关联(与民国政府、与前清同僚、与亲戚同乡及其子女就学)。故民国新疆执政者与前朝臣僚吏员,相对于中央内地有自身地位的特性。

通常,朝、野关系如同权、势关系,前者制约后者,而其前提是二者力量隶属、均衡或合一;然却政治人类学的分析,则使边缘作用于中央,即同一族体、同一政治阶级内,存在地域性反作用,其发生作用的渠径方式、表现形式,均应是边政学研究的内容。新疆由于历史上的封闭隔离状态,民国新疆与中央政府属于半割据半独立性关系。前清遗臣、吏员、耆老在民国新疆,尤其是末代都统巡抚对于民初及前期新疆政权,存在影响各层面执政的实力优势。当然,在后期政权势、力合一时,前朝力量的地位则会式微。那么,这一力量作用的内涵与外延何如?如何评价?势影响权的渠径和形式为何?均应是政治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论题,当为边缘与中心理论的补充扩展。亦即,民族学边政研究不应限于族体,而应考量地域主体变化。

同时,晚近新疆汉人的社会群体结构,也突破了两汉隋唐元明以来,应募屯戍的农乡经营者身份之格局,而进驻城镇成为商营市民主体。它以随左湘军塞防西征主力和军械转运之军营后勤——“赶大营”汉帮(晋、秦、陇、津、鄂、豫、川、湘等帮)入疆为主导转折,使得援军大营客自身和所到营地的汉人,均实现了由失地破产的农人至小本经营的市民或商绅之身份转换,形成当地汉人商帮,成为其社会经营主体与地方政府尤其是财政军费的依靠对象。汉帮尤其是津帮商号之家族字号,遍布南北疆城镇(仅周氏同盛和商号即有连庄分号二十六个),形成了汉城、汉人街。其时,边域组织出现各汉帮自组织、汉帮间组织、与当地族群组织、与当地政府联合组织、对外边贸组织、与内地联结组织,汉人社会及其文化纳入和成为新疆主体与主流文化,正从其始。因而,边政学应该包含边地汉族的历史、社会、文化研究。

在此,以市镇及其社群元素作为近代主体标志,是与社会史对此研究相一致。城镇不仅是地方政权中心,而且是村野与上层、大小文化传统的纽带,是政策执行的缓冲和铺垫层,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合一。弗里德曼调查新加坡“华人社区”、提出“汉人类学”时,即认为,村庄无以说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不能以村庄模式理解中国;施坚雅亦认为,中国社会的“网结”不在村庄,而在镇市及其内间交换关系

其次,新疆汉人成为新疆主体民族之一,它与内地汉族相比,形成了自身群体和地域的特点。这种地位和特点基于,赶大营进疆的汉帮既持续着与家乡的深切联系,更尊重、适应、包纳当地族体。在此,作为一地主体,它一定是融于了当地的,从而使该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赶大营延续七十年,其主体津晋诸帮之商贸、垦殖,与当地族商协作,溶入当地族民社会,成为了“老新疆人”,伊犁喻为“小天津”,迪化称为“小杨柳青”,实质亦是汉人商帮为当地城镇与经济所接纳,进而对新疆社会结构产生了历史性影响。

这一历史携带着关怀边域和文化资本,包含了官府与民众的双向选择与认同行为,优于现当代内地汉民向边地的自行流动,或政府单向的动员、发派和项目开发,是时下援疆建设的社会人文积淀。“老新疆汉人”少有“返乡归根”或“奉献了一生”、“牺牲了子孙”之说,他们视新疆为自己的家园、故乡,更多的是给予而非开发。故,左宗棠“抬棺入疆”之气节壮举所带来的近代新疆主体结构变化——汉人成为新疆主体民族之讨论,无疑是边政学研究的内容。现时携带资源的资本主,其资本再生成与社会主体再生成,应注重思量“主人翁与入乡随俗”之关系。对过往的合理因素的肯定和再认识,是时下的经验资源,汉人经营者不应忽视借鉴过往。

(作者:周泓,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副研究员。

 


 

本期主编:龚方  陆海琴  罗红波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