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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3期学术通讯

作者:学院(党委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5-03-07 浏览(2596)

学术论坛

美国藏学研究

史波岭(Elliot Sperling) 

丁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持人)

我们今天请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Sperling教授给我们做一个有关美国藏学研究的主题演讲。Sperling教授是国外研究藏学有名的学者,他是达赖喇嘛哥哥的学生,他的汉语非常好,他还会藏语和一点俄罗斯语,下面我们请他来为我们演讲。

Elliot Sperling(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欧亚研究系教授,主讲人)

今天晚上我用汉语做讲演,我的题目是美国藏学研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但比较复杂的题目。我首先要讲美国藏学的历史。你们有没有读过Donald S. Lopez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这是国际藏学特别是美国藏学里的一件大事,这本书关于藏学的内容让我们辩论很多。Gene Smith在国际藏学和美国藏学影响非常非常大,我也想说他是当代藏学家中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讲到美国藏学的开始,就应该说到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柔克义),他是一个美国外交官,做过美国驻北京大使,他是第一个学藏文的美国人,他在法国学习汉语,他在北京的时候找了一个驻京的喇嘛,跟他学习藏文。在他的一本书中他说在他开始学习汉文的时候,目的就是搞藏学,那时候在美国没有藏学,所以他首先开始学汉文,我的情况差不多,我年纪很大了,我对西藏感兴趣的时候,在美国纽约找一个藏文班是很难的,我也是从汉文开始的。1908年他就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见达赖喇嘛之前他的探险活动在西藏边缘地区康和安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Land of the Lamas”,十九世纪末他写了这本书,那时候用喇嘛在美国有奥妙的意味。他的目的是到拉萨去,但像不少外国人一样,他被挡住了,所以他回到了中国内地。1908年达赖喇嘛从英国侵略者那里逃到蒙古的时候,他去了五台山,Rockhill就去五台山见达赖喇嘛,他是第一个见到达赖喇嘛的美国人。

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藏文传记中,也记述了这件事,说是美国大使,没说Rockhill的名字,说那个美国大使跟达赖喇嘛讲了藏语。他跟当时美国总统Theodore Roosevelt有密切关系,Roosevelt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说跟他说见了达赖喇嘛,当时达赖喇嘛也是很奥妙的,他说这样的经验很特别。我说Rockhill是第一个藏学家,他的著作是关于西藏地区探险,他也把甘珠尔和丹珠尔翻译成英文。但我不敢说他是创造美国藏学的那个人,因为他没有学生,没有人继续他所做的。

下面我们继续要说的是Turrell V. Wylie,是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一个老师,第一个很重要的藏学项目是他创造的,在西雅图那里他们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美国的藏学项目。而且非常重要的是,1960年他请了德雄仁波切来教书,和几个学生进行了真正的藏学研究。Wylie的藏学是师从Giuseppe Tucci,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高明的藏学家,很多学者都依靠他。Rockhill在美国没有教书,没有学生继续他所做的。但Wylie在美国已经学会了汉文,他又去了罗马跟Tucci学习,所以这是美国藏学真正的开始。我可以说Rockhill是美国第一个藏学家,但藏学开始是从Wylie开始。Wylie的学生很多都很有名,他不仅请德雄仁波切(Deshung Rinpoche)来美国讲学,他还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这使Wylie请了一大批萨迦来的藏族人。因为1959和1960到印度来了很多,所以洛克菲勒基金会说我们也可以帮助美国发展藏学,如果我们把从同样地方来的社会科学家和藏学家请来,跟他们学习进行研究。德雄仁波切和许多从萨迦家族来的社会学家、语文学家和宗教学的,那时有很有名的M. Goldstein,还有跟德雄仁波切学习的Gene SmithGene Smith没有当过教授,但他在国际藏学界的影响非常之大。

有一个藏学家David Jackson写了德雄仁波切的传记就叫A Saint in Seattle,他也介绍了西雅图的藏学情况,德雄仁波切那时候不会英语,他们就用传统的方法和他慢慢地谈一谈,最后他们就开始慢慢学习藏文。那时候搞藏文学习的方法和西藏学习的传统方法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要学一个佛经,不会是我要跟你申请学习这门课,请教我这个佛经,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用的是传统的方法。不过他们真的学了很多像Goldstein,还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他们也跟那些从萨迦来的人跟他们研究了萨迦的家庭系统、土地管理的系统,他们的著作不少,我也可以说是回到了真正的藏学的项目。

别的地方还有类似的藏学,但我不敢说真正的藏学。有一些地方他们教藏文,但他们看藏文为工具,这些是佛学项目,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有,在那里学生主修的是梵文,因为他们要好好了解梵文,他们就开始读藏文译文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译文从梵文翻译到藏文是比较复杂的,我不愿说这是真正的藏学,这是利用藏文进行佛教学,那里也可以选修藏文课,但课上学的都是佛经上的藏文,比如说萨迦班智达、宗喀巴洛桑扎巴写的这些他们不读。哈佛大学当时有两个学生是很有名的,Bob ThurmanJeffry Hopkins。他们听说德雄仁波切就在美国西边3000英里之远,但他们听说离哈佛大学没那么远,在新泽西有一个高僧叫做格西旺杰,他是一个蒙古喇嘛,格鲁巴,民国时代他呆在北京,可能是1951年去了印度,1955年来了美国,那时候美国有新来的卡尔梅克蒙古族(Kalmyk community),他们是像土尔扈特在乾隆时代过伏尔加河回来了,卡尔梅克没有回来,他们就待在那里,二战结束后他们到了德国是难民,所以美国就把他们带来美国,但他们是藏传佛教徒,没有喇嘛,所以就批准了格西旺杰来新泽西当他们的喇嘛,哈佛学生Thurman Hopkins听说了,就跟他学习,还学会了藏语,他们肯定是很聪明的,因为那时候学藏语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要是跟一个西藏人学习或者是一个会藏语的蒙古人学习,真应该用功。

七十年代我们在Columbia大学有Alex WaymanHarvardMasatoshi Nagatomi,威斯康星也开始了,从印度来了一个Dge-bshes Lhun-grub bzod-pa到了University of Wisconsin从1967年到1985年就在威斯康星进行了藏学,正式把西藏和西藏人写的文献放在中间而不是旁边,跟着他学习的还有Jeffry Hopkins,他开始在哈佛,写完博士论文之后到Wisconsin跟着他学习,还有David Germano,他现在在University of Virginia。最后Jeffry Hopkins他就到了University of Virginia,他在那里好几年了,他的藏学项目也很重要,他的学生Donald S. Lopez就是《香格里拉的囚徒》的作者。

最后我们就讲Indiana大学,是我自己的,在那里我们有Helmut HoffmannThubten Jigme Norbu。他们两个六十年代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搞藏学的方法有一点相通,他们喜欢语文学型的philological,可以说HopkinsVirginia发展的不是语文学型的。Donald S. Lopez在《香格里拉的囚徒》说Indiana大学,他也说了Washington大学,相比于Virginia还是传统欧洲型的。Virginia的是很特殊的,Jeffry Hopkins是像格西旺杰学习的,是格鲁巴来的,以后他就做达赖喇嘛的翻译员,现在他不是,Bob Thurman也是格鲁派来的,他们教藏学的方法就是像格鲁巴和尚一样,Donald S. Lopez他就说了不是客观的,他们训练和尚和西藏传统训练的方法相似,但最后他也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的知识就像十二岁的刚受戒的和尚,所以这不是科学性的。Donald S. Lopez在这本书里是批评了他的老师Jeffry Hopkins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藏学应该如何搞,Jeffry Hopkins就把这些佛经告诉学生,那样藏学就是佛学,而且是格鲁巴派的佛学。在IndianaWashington不是反对佛学,但是我们进行佛学也是比较科学的。相信佛学和搞藏学是两件事。都是好的,但方法是不一样的,在Virginia时像一个小和尚,这不是科学性的藏学,我们在IndianaWashington,我们用的方法是语文学型的。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们的比Virginia的好,我应该坦白地说我们都有了问题。Donald S. Lopez已经说了Virginia搞藏学的方法有缺点。我们在Indiana有一点像那些人跟德雄仁波切和格西旺杰学习。我们看不是佛经的藏文书,但古典传统欧洲藏学是Helmut Hoffmann两位老师,我当然是依靠这两个老师,他们用的方法只是欧洲的方法。欧洲语文学的方法是如何,我告诉你们, 在他们的课,第一年藏文,头一个星期他们告诉你文法词,学习藏文的文字,他们告诉你这是佛经、字典,下礼拜你们就开始翻译吧,这是我们学习的方法,很不容易啊。《香格里拉的囚徒》批评了Virginia,我也可以批评Indiana。问题是大家都不知道搞藏学应该怎么教语言,怎么给外国人教藏文藏语。我还要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教材是好的,而且我们教藏文的老师对藏语的认识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你在IndianaWashington学习藏语应该是比较用功的。

我很同情Donald S. Lopez,但是我不要批评Jeffry Hopkins,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学习法文德文有好几个世纪的经验,藏文没有,六十年代学习藏文基本是开始,连教材都没有,当然有欧洲带来的文法书,我们多半是用功的,我们可以体会。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所以Virginia的方法只是把他们当作小喇嘛,在IndianaWashington是欧洲的方法,但是没有那么了不得。

Prisoners of Shangrila也提到了一个东方主义的问题,那是说美国人、欧洲人搞藏学是不是在搞东方主义?在西方学术范围,我想这样的一个看法就存在一个很大的意见,我自己是依靠语文学的方法,我只是认为如果你不会藏语,怎么可以搞藏学?我不算是藏学家。赛义德就说了,西方人搞藏学就是东方主义者,我不是东方主义者。现在我要说的是很多人就说我不要学习藏语,我只要利用理论,最新的理论像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用这个方法就分析了西藏的社会和历史等等,但是我们传统型的藏学家,我们总是说,如果你自己不能看西藏人自己写的东西、你还是不能直接跟他们讲话,你怎么可以搞什么藏学。最好的社会科学家会藏文藏语,他们做调查就可以直接跟人家做研究了。同样的,如果我要研究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五台山,我们要有十三世达赖的传记,还没翻译成汉文,但是当然我需要用这个资料。我在哈佛教书的时候,他们有不少藏文书,但是没有什么目录,没有好好的安排就放在书架上,有的都放在箱子里。他们就认为藏学就是佛学,学习佛学也是藏学的一部分,但不是完全。

现在在哈佛有Leonard van der Kuijp(范德康),他在那边是最重要的搞藏学的,还有Janet Gyatso,在VirginiaDavid GermanoMel Goldstein也是很有名的。我们已经介绍了Bob ThurmanJeffrey Hopkins,他们不是一切的美国藏学家。Van der Kuijp研究藏语文学,特别是十三、十四世纪印藏佛教、佛教哲学方面;Gyatso在西藏传记、西藏妇女方面,最近她开始研究藏医;GermanoRdzogs-chen和 Rnying-ma philosophy感兴趣;Thurman研究Dge-lugs-pa philosophy,特别是宗喀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位置叫宗喀巴印藏佛学教授,他特别喜欢宗喀巴洛桑扎巴;Tuttle在哥伦比亚大学特别做的是安多历史,和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和西藏;Don Lopez现在在密歇根大学,他做佛教哲学,他对Dge-dun chos-phel(根敦群培)非常有兴趣;Kapsteinel他半年在芝加哥大学、半年在巴黎,他是美国的藏学家,研究佛教哲学历史和一般的西藏文化;Goldstein是人类学家,他也写了一些字典和藏文文法教材,但他最近搞西藏近代历史。

有几个藏学项目中心:Harvard(哈佛大学)、Columbia(哥伦比亚大学)、Indiana(印第安纳大学)和Virginia(弗吉尼亚大学)。他们比较全,至少有三年级的藏文和藏语,还有西藏文化、西藏历史、西藏宗教的课程,像密歇根大学,没有一、二、三年级的藏学项目。Goldstein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有研究所,但是事实没有正式的藏学。

最后我就讲E. Gene Smith——美国最重要的藏学家,这是很有意思的,我曾经说了Rockhill不算创造美国藏学的人因为他没有学生,而Gene Smith没有获得他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没有写完。但是他在藏学的影响是那么大,也可以说他的学生到处都有,他是去年去世的。他是德雄仁波切的学生,一个人就告诉我Gene Smith的记忆力非常的好,最近我们了解Gene Smith是佛教徒,很早就是,但他没有讲,他有藏文名字。有些人还说Gene Smith肯定要转世,这我不敢说但他的学问很厉害。他当学生时候,华盛顿州立大学就派他去欧洲巴黎、罗马、论文找藏文资料带回华盛顿大学,他也创造了一个目录是很有用的。他在华盛顿大学做学生的时候写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章参加学生研讨会,最后进入了一本五十年代以前出版的Among Tibetan Texts。他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就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他们就派他到印度工作找藏文资料,在印度他最高明的藏学工作就开始发展了,那时候六七十年代有很多藏文佛经和西藏文学传统都带到了印度但是没有出版,一次他去了加德满都,在街上就看了有些人把一本藏文书一页一页卖给西方游客,他害怕遭到毁坏就安排了一个项目,就是在印度有藏文书的人,就可以跟美国国会图书馆合作在印度就可以复印这些书,他们这样可以赚钱,美国国会图书馆就都买了。但是他们获得这些书怎么办,可能只需要一本,他们有了很多供应了美国很多图书馆,如果一个大学想搞藏学,他可以免费获得这些资料,这就是Gene Smith创造的贡献,不仅创造了这个方法,这些藏文书他都看了,所以跟他讲话,他名气很大但人很和气。

上世纪80年代Gene Smith继续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他去了印尼、埃及,90年代他就退休了,回到美国他在纽约建立HIAR 后来把它发展成TBRC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简称TBRC),他们的任务是把Gene获得的藏文资料和其他的藏文资料以及他个人图书馆没有复印的资料一切的资料数字化。在网上就可以获得,把其放在硬盘上,赠给大学和寺庙,这是对于世界藏学的贡献,我坐在家里、办公室用我的电脑马上就能获得我所需要的藏文资料。我知道在中国有几个寺庙就获得了这些资料的硬盘。而且在把这些书数字化了之后,他把原本都给了西南民族大学。Gene Smith去世之后,有很多人很悲痛,我就想他的人生是那么丰富,我想他是美国藏学第一人,美国藏学还有希望。

 

丁宏(主持人)

Sperling教授对美国藏学研究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梳理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获取资料的方法,对大家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下面就请我们著名的藏学家苏发祥教授做一个解读。

苏发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评议人)

首先非常感谢Sperling教授用汉语给我们精彩的演讲,他用很短的时间简明扼要把美国的藏学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里面有几点Sperling教授讲到背后有很多的故事,藏学研究的同学必须要掌握和了解。一是美国的藏学研究50年代末60年代才开始,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可以成为世界藏学研究领域最强的地方,他们走过的路值得我们深思。再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美国藏学研究刚开始时候两个流派,一是弗吉尼亚大学以藏族寺院的传统教育来学习藏语,我看到他们的教材,想学藏语一开始就是寺院中的辩白,一直到最后拿到格西学位等于说博士学位,我们看到Don Lopez有点讽刺虽然拿到博士学位但是水平还像小孩子一样,这是到现在还把藏传佛教研究作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个流派。还有一个就是以华盛顿大学和印第安那大学为中心的,华盛顿大学当时搞得比较好的就是当时他把我们国家特别有名的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李方桂、赵元任这都是我们当时最有名的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写过一个吐蕃的碑文现在汉文也出来了,他也在华盛顿大学教藏文,除了萨迦,把索康一家也请到了华盛顿。当时华盛顿是美国藏学研究特别重要的阵地,Wylie的贡献特别大,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最早把藏文转写制成体系,我们现在用的是于道泉先生的那个,在欧美的藏学家用的都是Wylie的藏文转写。Wylie还有一个贡献就是,他最早是研究明代西藏的朝贡关系,这里面我们到现在也在争论,我们的解释是西藏跟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是施主和福田的关系,还有一个解释就是隶属关系。第三,格西旺杰最早在美国教藏学的是一个蒙古族的人,可以看到历史上蒙藏关系的延续。刚才提到卡克梅尔是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进行清洗,有三百多卡克梅尔人到了西德又到了澳大利亚最后美国接收,卡克梅尔和布里亚特蒙古到现在也是信仰藏传佛教的,需要活佛和僧人,最后就从印度请来了格西旺杰,他当时有一个学藏文的教材。第四,德雄仁波切他是从印度过去的,实际上当时对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贡献特别大。最近大家看到清华大学的汪晖老师出了一本《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他讲了东方主义与西藏问题,我自己感觉很多也是受洛佩兹影响很多,现在也有很多对汪晖老师和北京的藏学家的批评,认为他们对西藏研究是一种新东方主义。再有就是Gene Smith专门讲到,他确实对藏族文化的传播发展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而且他一生从六十年代到印度专门搜集藏文文献八十年代回到美国,他在国际藏学界的影响特别大,他有一本书刚才Sperling教授也提到的,就是“Among Tibetan Texts”。他每次收到一本书都要在前面写一个前言,现在到美国大学去,几乎每本藏文书,前面都有Gene Smith写的介绍、序言,他一生献给藏学事业,被称为美国藏学研究的百科全书。

Sperling讲到的这些反省现在我们的藏学研究,比如藏学研究和藏传佛教研究的关系,因为美国的藏学界早就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这也是这个问题。再一个是如何进行藏学研究,美国从传统教育和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我们这里可以借鉴的东西很多,我听了以后很受启发。比如印第安纳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藏学研究的霍夫曼写的《西藏的宗教》,应该是最早对苯教研究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都了解了以后,对我们藏学研究和其他民族的研究都有很大帮助。

Sperling(主讲人)

我最后讲一点,东方主义的问题很复杂,如果是西方人对于东方看法肯定会有帝国主义的影响,萨义德很明显是这样写的,但我不接受。所以我说的很多人不搞藏文,只使用英文还说他们是藏学家。搞藏文的问题也跟一种东方主义有密切的关系那就是说,在印第安纳、西雅图没有很好的藏文教材,有一些人就用欧洲来的教材,但那些教材是用很过时的方法。除此之外这些从欧洲来的像霍夫曼他们,他们会藏文但也不会藏语,老年代的东方学家,语言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的看法是东方文化以前是好的,现在是腐败的,所以现在的语言不需要了。我们搞藏学的,从我这个年代开始,我们就认为东方主义的看法是很腐败的,藏语是很重要的,文化也不是腐败的文化,到我们今天还是很繁荣的。霍夫曼不会藏语但是他以为他会,有时候他用他的古典藏文与喇嘛交流,有一次跟喇嘛谈话的时候,那个喇嘛跟我说他不会德语啊,你会不会德语啊。学习藏语需要跟西藏人有来往的,不能自己孤独的学。

提问和回答:

提问一:您认为研究藏族文化能不能离开中国文化大背景?

不一定,西藏文化是西藏文化,你们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之一,但是跟汉族文化不一样,我还是说如果你要搞藏学,你必须学习汉文,因为现在中国藏学是很繁荣的,当然这其中也有没有用的,但是现在有这么多,比如说古代藏文翻译成外语,中文是最多的,30年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我在美国的学生如果跟我读博士,他们需要学习汉语,否则我不接受。我的学系是中亚欧亚学系,但是不是东亚学系,所以有时候他们抱怨藏文已经够难还要学汉语。情况就是如此,现在学汉文很重要。以前70年代在华盛顿大学有个规定如果要学习藏传佛教,要学习汉文和梵文,如果要西藏历史研究,Wylie是个历史学家,我不太同意关于他的明代喇嘛朝贡的观点,但是他也说如果搞西藏历史,必须学汉文。那时候在华盛顿大学搞西藏历史的真不多,多半的学生像Goldstein他们搞社会科学,读博士不但要学习西藏历史,也包括西藏文化一切的,但是基本上最重要的是藏文,需要学汉文那还不够,藏文和藏语是最重要的。

提问二:刚才听了您的讲座我深受启发,我是藏学的外行,有两个特别小的问题,第一是英国曾经长期跟西藏保持的联系,英国对西藏的了解对美国藏学有没有实质性的影响?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藏学来自一些喇嘛的知识传授,但喇嘛属于大传统的部分,精英文化或贵族文化的部分,那么西藏的民间文化的研究在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答:我想英国藏学对美国没什么太大影响,像在印第安纳大学我们有Hoffmann,他是从德国来的,德国也有很丰富的东方学的传统,所以我说赛义德东方主义有错了,他不会德语,他不知道德国人对东方学的贡献是很大的,但他们没有殖民地,很晚才有,他们的东方学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没关系。在华盛顿大学WylieTucci的学生,Tucci是意大利的,我不是说是法西斯主义影响了华盛顿大学的藏学,英国没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1961Hugh Richardson当过华盛顿大学的梵文教授,不是很长时间,我想英国影响没有那么大。在印第安纳大学我们用来自奥地利的藏文文法。我还是觉得来自英国的影响不大。第二个问题华盛顿州立大学很早就意识到了,不仅请了德雄仁波切来西雅图,他们请了很多人,有贵族也有非贵族,GoldsteinEpstein他们就开始研究西藏民间那还是比较早的。

提问三:我刚才听您讲的美国藏学感觉是将其作为独立的一块,倾向于经典,倾向于佛教研究。我想将其分成历时性的,分成不同阶段,在研究方法上是不是有更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说做当代研究的话,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应该是个整体性的影响,西藏也概莫能外。而且谈西藏的时候可能更多地忽略了安多和康这些地区,是不是在整个藏学研究过程中给了西藏过高的位置,第二就是阶段性研究当中过多地当成独立与中国的个体了呢,现在中国变得密不可分,或者是不是该开放研究平台让各种方法进来。

答:我讲的是在美国当代西藏研究,像M.Goldstein很早就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还有像Lawrence Epstein,他们俩都是从西雅图来的,在哥伦比亚大学还有Robert Barnett,科罗拉多大学有Emily Ting Yeh Carole McGranahan,他们研究像Emily Ting Yeh研究发展,以前有一些学者反对把发展当作藏学的。关于康和安多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国外越来越多人用图伯特形容一切,就是说西藏只是现在的西藏,如果要讲历史上的文化地区,那实在太复杂了,边界也变了,像在国外我们说Tibet是个文化地区,国外说Tibet和国内说西藏不一样。如果参加国际藏学会议,常常看到有字典。如果用西藏在历史上也很复杂,在民国时代,西藏不是今天的西藏,如果我们讲到长久的历史和长久的文化,在网路和其他的地方,我看到图伯特,台湾的一些书也写作图伯特。图伯特是清代用的,你可以查西藏志,十八世纪初,《清实录》也用图伯特。英文的Tibet的来源和突厥文、蒙文、满文来源一样,清代用汉字写图伯特翻译过来这是国际传统,但是西藏是一个行政地区,是当代的行政地区。

                                                      (录音/整理:徐 洋)

 


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调研

许良国

杨筑慧(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持人)

今晚的讲座我们有幸请来了许良国教授,他是我院资深的做台湾原住民研究的教授。虽然他退休已经多年,仍然热衷于这方面研究,长期做台湾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在这过程中,他不仅查阅史料来梳理原住民发展的历史,而且多次到台湾进行实地调查,获得了很多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很多论著,如《高山族风俗志》、《台湾高山族与祖国的渊源》、《中华民族》中的畲族,另外还主编了一本书叫《台湾民族研究文集》等。为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同时也为大陆学者研究台湾原住民做了示范作用。

许良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讲人)

同学们好,我是去年9月9日到25日应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的邀请,赴台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交流、参访、调研活动。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走了好多地方,主要有新北市(就是原来的台北县)的乌来乡的泰雅族部落,还有日月潭的依达邵部落,还有一个是台东卑南史前博物馆(卑南遗址那个地方),这三个地方是重点去的。那么我今天就根据我去的这些地方,和交流、参访、调研活动中所取得的一点收获和心得,归纳起来准备给大家讲三个问题。

一、台湾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特色

第一个问题内容多一点,我想同学们从事民族学研究,对这问题一定感兴趣,而且我们从台湾少数民族来看这个问题,这次我到台湾去以后,我对他们的多元文化特色感受很深。要讲这个问题,首先要跟大家概括地说一下台湾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才能了解他们的多元文化。简单勾画一下,台湾少数民族过去我们一般习惯统称高山族,这个称法实际上是日据台湾的后期把他们所称的“高砂族”改动了一个字这样沿用下来的,一直用了几十年,当然今天不是探讨这个名称的意义在哪里,这里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在台湾光复以后,在两蒋时期,又把台湾少数民族称作山胞、平胞。这些称法,台湾少数民族都不满意、有意见,所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出现了原住民运动,大家都知道,在运动中有重要的一条诉求就是要“正名”。要求要用原住民这个称法来取代传统称法。所以原住民这个称法我这次到台湾去看到已经普遍地使用了。

原住民这个称法我们现在没有用,因为原住民这个称法不一定能体现族属关系,但是这个称呼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我们理应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我们从大陆来说现在有一点改口了,用台湾少数民族来统称他们,这个称法还是比较确切的。也就是台湾少数民族绝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所以过去把他们统称高山族,还产生了一个概念,认为他们可能是一个单一民族,这次我到台湾去感觉这种概念确实是太离谱了。台湾少数民族最早划分的九分法,这是最早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以及台湾文献委员会都已经确认了九个族。这九个族是泰雅、赛夏、排湾、邹、布农、阿美、卑南、雅美、鲁凯,原来确认了九个族。但是从2001年开始,台湾不断地出现正名运动,从2001年到2008年,先后又增加了五个族,就是邵族、葛玛兰、太鲁阁、撒奇莱雅和赛德克。所以加起来台湾现在是十四个少数民族,这十四族是法定确认的。

我们介绍台湾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也就至少要从这十四个族看看他们的情况,台湾少数民族人数根据我掌握的确切资料,到2007年底是四十八万四千人,这个数字是官方统计的,但是台湾少数民族人口一直呈增长趋势,这次我去他们一般都说五十万左右,占台湾总人口两千三百万的2.1%左右。台湾少数民族的特点是,人口虽少,但是分布面积很广,分布在中央山地、东部沿海、中部平原还有兰屿岛上,分布面积就占45%。

台湾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各个民族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当然我也没有每个族都见到,但接触了不少民族,尤其是这些文化,也通过他的文物来展现出来,我这次先后参观了五个博物馆,在台北还有私人的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在台北乌来乡还有一个专门的泰雅族博物馆;台东的原住民史前文化博物馆规模相当大,有一个专门的卑南遗址的陈列馆,现在还要搞一个观光园区;在台大的时候还专门看了凌纯声先生搞的博物馆;还到屏东看了原住民文化园区,漂亮极了。总而言之我的感觉就是从这些展现的各民族的文化是相当丰富,这种文化也反映在这些文物中给人一种丰富的视觉。台湾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我就简要介绍这么多。

1.民族语言

大家是搞民族学研究的,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也是维系民族的重要纽带,在构成民族的诸多因素当中,民族语言占的重要地位大家都清楚,所以一般我们在区分民族时,往往把语言作为一个最明显和最先使用的标志。当然语言是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特征但并不是唯一特征。台湾少数民族是有自己所属的语系的,南岛语系算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系了,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但是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在不同的地区的各个族在语音、词汇和语法形态上,都是很不一样、差别很大的。我这次问了一下,他们告诉我台湾十四个族有五十多种语言,而且同一族中有很不同的方言。例如我了解的几个族,泰雅就有两种方言,而且这两种方言内部差别很大;赛夏族分南北两个方言,在语音和词汇方面都有差异;布农族有三种方言、阿美族也有三种方言;邹族在语言方面南北差异很大,甚至彼此不能相通;鲁凯族据说可以分成六种方言;兰屿岛雅美族也叫达悟族,这个岛才四十五平方公里,这个岛上雅美族竟然分六种方言,但是他的特点是这些方言差异不大。所以从民族语言上看,丰富多彩和多样性是很突出的。                                                                           这里我再举两个例子,反映民族语言的消失和民族语言在民族界定时的作用。一个例子就是邵族,我去了日月潭依达邵部落,邵族到现在还讲闽南话,邵族原来在西部平原这个地方,后面我还要讲到这个问题,跟汉人接触很早很密切的,所以在原来居地的时候,就长期讲,而本民族的母语开始流失了,那么邵族为什么这次确定为一个民族呢,靠的是什么呢,靠的不是语言,所以语言的消失并没有影响邵族最后确认为一个族。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撒奇莱雅族原来是阿美族的一支,叫做奇莱阿美。撒奇莱雅族被正名是靠什么呢?撒奇莱雅族在历史上1878年加礼宛事件跟清兵打仗,结果战败逃难,被阿美族收留,就混居在一起并通婚,所以慢慢就阿美族化了,但他要求正名,认为自己是个独立的族,但他和阿美族在文化上很多东西理不清了,但他有一条就是民族语言和阿美族差异很大,也就是说,撒奇莱雅族靠的是民族语言的差异和阿美族分开了,在2007年正名为撒奇莱雅族了。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在消失和民族界定当中所起的作用,情况不是那么千篇一律的。

2.社会制度

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和部落制度也是呈现出了多样性。台湾少数民族的部落多得不得了,大大小小的部落散居在江畔、溪谷、斜坡、半山腰,我去过的东部的这些部落基本都是临海的,像阿美族、卑南族、撒奇莱雅族、噶玛兰族这些都是临海的;有的是在千米以上的高山上,一般在山地里头,这主要有布农族、泰雅族、邹族。我这次到新北市乌来乡的泰雅族部落,进了部落里以后,山并不高但云雾缭绕、四面环山,但看出一个问题,泰雅族的部落不是聚居型的,是散居型的,到那里看不到几个家,山也并不是很高。还有的就是在半山腰,我从屏东一路上沿着一个山坡走,半山坡上都是排湾族的部落。

讲他的社会制度这个部落就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凝聚成的,像台东的阿美族、卑南族这些都属于母系氏族。像布农、赛夏、邹、雅美这些都属于父系氏族,但这些部落不单以血缘为纽带而凝聚而成,有的实际就是血缘集团而凝聚的。比方说,泰雅族就不是靠血缘纽带而凝聚部落,是靠一种叫血族祭团,起的名字叫噶噶,这又是一种形式。有的部落还是依靠阶级划分来凝聚,像排湾族就分贵族和平民阶级。部落的凝聚情况是这样,部落又有散居型和聚居型的,一般东部阿美、卑南属于聚居型,刚才我说到泰雅这些属于散居型。

部落制度中重要的还有一个年龄阶级组织和贵族制度。在台湾少数民族中,除泰雅和雅美没有年龄组织以外,其他各族几乎都有,这是台湾少数民族很突出的一个特点。会所有两个职能,一是部落机构所在地,还有就是青年的培训教育中心这样两个职能。所以在部落制度当中,比如撒奇莱雅人,把青年举行成年礼完后长老赐给饭吃,吃饭以后种竹子,种竹子干什么呢?就等于把部落围起来,所以取了个名字叫“部落围墙”,对部落中心很重视。再比如邹族,把会所叫库巴,就是部落中心的意思。这个会所也很有意思,有的是单会所制,有的是多会所制。有的部落只有一个会所,而有的就有两个或多个会所,而卑南族更有意思,还分青年会所、少年会所,会所制也是很典型、很多样的。

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制度的多样性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说到泰雅族的噶噶,意思就是祖先的遗训。也就是说一切的行为都按照祖先的遗训来遵守。刚才我们说到赛德克族就是从泰雅族里分出来的,也有这种集团,叫噶雅,发音不同,可能用赛德克语发的,而前者可能汉语翻译过来叫噶噶。噶噶的意思也就是要求部落的成员来共同遵守祖灵的戒律和规范,所以又给其取了个名字叫共负罪的团体。在年龄组织会所制度中,很典型的是卑南族,卑南族的年龄组织还考虑性别差别,当婴儿出生时,男孩要握着他的手给他一个小刀,而女孩要给她一把镰刀,就是由性别不同进行工作区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卑南族的年龄组织专门对少年级这个阶段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少年级的会所的训练相当严厉,他们告诉我说是斯巴达克式的。对少年为什么这么重视呢,为了激励他们的勇敢,这里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每当卑南族举行年祭,或者叫打猎祭或者叫大过年的时候,举行这种活动的时候,必须由少年级也就是少年会所经历过严厉训练的人先要举行一个猴祭。就是先让他们刺杀猴,表现他们的勇敢,我一听就肉麻了,猴这么就刺死了,后来改用草猴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表现对少年级赋予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

社会组织部落制度到最底下就是家族了,家族是部落和氏族的细胞了,这里就存在继承制的问题,继承制也很有意思,各个不一样。我以排湾族为例,排湾族有两个亚组,有拉瓦尔群伏主勒群两大系统,这两个亚组在继承制上完全不一样。拉瓦尔实行长男继承制,也就是单一的,而另外一个亚族实行长子继承制,就是不分性别,只要你是老大。这个是排湾族部落家庭制度很大的一个特色,也就是家的财产和家的名望都由长兄和长姐继承,弟妹把长兄长姐称作粟种,可见长子的地位就像种子一样珍贵,这种同胞之间地位的不平等、这种阶序的观念,扩大到部落以后,就是排湾族最典型的贵族制。排湾族就分成贵族和平民这两个阶层,贵族就拥有绝大部分的耕地和猎场而平民就只能从中分到一小部分,可见这种关系是和长兄、长姐与弟妹之间这种不平等的阶序观念是何其相似,可以说性质是一样的。这是给同学们介绍的各个族形成的很不一样的部落形式。

3.民族宗教信仰和祭祀庆典

台湾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的岁月里形成了一种宗教就是万物有灵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各族对灵魂的崇拜,但是这个崇拜又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但总的说来,他们对灵魂都有一种观念,认为灵魂都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这是总的看法。所以灵魂能对人类有祸福吉凶的作用,能赐福或者降灾,而人们只能通过祭祀活动来祈福或逢凶化吉,在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当中,祖先崇拜又是台湾少数民族灵魂崇拜的核心和支柱。在各个族当中都有明显的祭祖活动,都有明显的祖先崇拜,但是供奉方式又不一样,比如排湾族,又专门有木雕或者石雕的祖先柱或祖灵柱;卑南族就有祖先小屋;阿美族建立祖祠;后面我要讲的邵族非常特殊,叫祖灵篮。

在这种原始宗教意识的支配下,各族的祭祀礼仪活动十分频繁、丰富多彩,我了解了一下情况,他们给我一个数字说统计大概达到七十多种,除了像农事祭、祖灵祭、狩猎祭等以外,还有一些活动独一无二,比如赛夏族的矮灵祭、雅美族的飞鱼祭(三到六月,造的大船漂亮极了)、排湾族还有五年祭,都比较特殊,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介绍。比如矮灵,有传说赛夏族居住的这个地方有矮黑人,没有三尺高力气很大,还会巫术,赛夏人每到收获的季节都会请他判断年成的好坏,但后来矮黑人得罪了赛夏人被消灭了,所以就欠收了,就觉得得罪了他,所以赛夏人就来了个矮灵祭。五年祭的高潮是刺藤球,有篮球那么大,事先准备好,男人们手持竹竿刺藤球,我了解了一下刺球有一种意思,球是个神灵,神灵通过这个竹竿把福赐下来,所以五年祭又叫竹竿祭,五年祭的来历也是很神圣的,说神灵在圣山上下来把福赐到各个部落,所以五年才举行一次,竹竿起到一个传媒的作用。像还有阿美族的丰年祭,高潮就是大型的歌舞,相当隆重,男女都系上铜铃加入舞会,当联合丰年祭规模相当大,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了,高兴了就要举行,丰年祭在台湾很多少数民族都有,但说法、形式、举行方式都不一样。

4.民族工艺、民族服饰、民族住屋、民族歌舞

首先从民族工艺来看,我举两个例子,第一排湾族的木雕是很有名的,工艺精湛。这次我去台湾几乎到哪都能见到,已经形成了社会上供不应求的商品了,经过一些新生代的匠师的加工,像祖先像、屋檐图案、梳子、烟斗很多木雕成品都相当漂亮,都成为台湾原住民文化的一种象征了。再举一个例子就是雅美族的平板舟,造船技术一流,不用尺子、也不用钉子,图案相当漂亮,我这次亲眼见到一个大船摆在那,看了又看,反映着雅美族典型的海洋文化特色。

民族服饰也举两个例子,最典型的就是泰雅族的贝珠艺术,泰雅族在编织方面能力很强,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贝珠衣服,是独具魅力的一种文化特色,一件贝珠衣服往往需要上万颗甚至数万颗贝壳和珠子,这些珠子并不是泰雅族自己产的,很早是从汉人手里换来,或者通过阿美族、平埔族转手过来的。当然现在不多了,只能看到展品了,这种贝珠衣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作为社会经济的交易品,还有就是最重要显示社会地位。我再举一个卑南族的例子,通过卑南族这个例子我们想说明衣服是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衣服的形式和穿戴能够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族人的心态,我听他们介绍,历史上在清代末年,卑南族曾经仿汉式的衣服,女的还穿汉式妇女的胸兜,可能就是肚兜,菱形的,在历史上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我现在问他们的民族服饰,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他们就越来越重穿着自己的民族服饰了,男的是黑色短襟上衣,而且要求男子到结婚年龄舞会的时候必须穿短裤,从这些传统意识的恢复,反映了卑南族族群认同和部落意识的发展,衣服也反映族群文化的具体展现,还有一些功能和教派有一些关系,总而言之台湾少数民族的服饰多种多样,我举两个例子是想说明服饰的功能和对族人心态的反应。

民族住屋很典型的有我在屏东看他们在弄的遗址就看到两个复原的住屋,一个比较典型的是排湾族的石板住屋,还有一个是卑南族竹草结构的住屋,这两种住屋的形式很不一样。排湾族的石板住屋居室里,在石板地底下,挖了很深的坑,是墓穴,也就是过去实行的是室内葬,墓穴很深,鲁凯族和排湾族是比较接近的,也是这种墓葬,但他的墓不是很深,是人平躺在里面,脸面朝上,但是排湾族是屈肢立式葬法,所以墓穴比较深,而且一个穴里可以葬好几个人,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石棺在陈列馆里展出,所以这种室内葬表示家屋成为家族的社会延伸,成为一种历史记忆的象征,反映族人的一种心态,棺的大小容得下家人合葬,陪葬品也五花八门。根据自然条件情况不一样,雅美族是半地下屋,卑南族是竹草结构的,我看到他们复原的房子,后面有谷仓等配套的。

最后从民族歌舞谈谈,同学们都知道,台湾少数民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在他们各自的劳动和生活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种植、收割、宗教活动等等方面都离不开歌舞,各族有自己独特的舞蹈。我到屏东原住民文化园区,他们正好在表演迎宾来的节目,十四个族上台跳了十四种样式的舞蹈。大家都很熟悉的杵舞、雅美族的甩发舞、阿美族的铜铃舞、赛雅族矮灵祭的大帽舞、泰雅族的口弦舞等等。这里我特别介绍三种,泰雅族的吹一种口簧琴,用的簧片是七片,簧片多少跟吹奏的难易有关。布农族的小米丰收歌,也俗称叫八部和音,布农人举行小米丰收祭,祈求丰收,唱得越好,天神越高兴,唱的好坏直接影响收成,是布农族独一无二的特色,没有歌词,模仿大自然的声音,已经成为布农族的民俗文化活动。再一个就是雅美族的甩发舞,很有特色,粗犷有力,在海边,过去还不让男人去看,现在已经在兰屿岛上成为一个观光旅游的景点。

由上所述,台湾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特色的确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我们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园地,尽管现在文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但是传统文化或者说反映在民族的文物上,以及现存的部落遗迹,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这次去还是没有走很多具体的部落,谈不上很深入,要是深入下去还能挖掘到很多丰富多彩的色彩。

二、卑南遗址的发掘和卑南文化的内涵

第二个问题的内容就快一些了,台东卑南遗址的发掘与卑南文化的内涵。这可以说是我这次交流参访活动中最令我动心的一个课题了,看到的东西太多了,也可以说我们从事民族学、博物馆学、考古学,这个地方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园地。他那个馆长是排湾族,亲自接待了我并让专业人员对陈列馆作了详细的介绍,感到受益匪浅。

我先跟同学简单介绍下,台湾史前遗址发掘了有一千多处,按照年代、分布、特征来看,台湾一千多处史前遗址可以分为二十种不同的文化,可以根据发展程度从时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三万年到五千年前,属于先农耕阶段,这个时期既无农耕也不懂制陶,台湾的长滨文化就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代表,距今在五千多年前到一万五千多年前之间。第二个阶段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这个是在七千年到五千年前,这时开始有了农耕,这个时期代表主要有西海岸的大坌坑文化。第三个阶段是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在五千年到两千年前这个阶段,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已经有谷物生产和耕作了,台湾北部典型的圆山文化还有中南部的绳纹陶文化,还有就是我们这次所看到的东海岸的卑南文化,都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的文化,大约在三千年前。最后讲到两千年前的铁器时代,台湾北部、中部、南部都有分布。

我要讲的是台湾东海岸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的卑南文化遗址,在整个东海岸从北到南也有三四十处,但规模都不一样,而我们在台东市看到的这个遗址是最大的,出土的资料最丰富,最有代表性。位置在台东市,台湾的东南部这个方向,其北面是海岸山脉,海岸山脉靠台东的上头有一个山峰叫都兰山,云雾缭绕,被称为神山,海岸山脉往里一点下来就是卑南大溪,卑南大溪再往南的卑南山有一个南王里就靠近台中市,卑南遗址就在台东市南王里。这个遗址的发掘很有历史,最早在日据时期,1896年到1930年甚至到1945年就有日本学者先后来到这里,像鸟居龙藏、鹿野忠雄、金关丈夫等等日本的学者都曾经到过这地方,试挖一下,直到台湾光复以后,有些考古学者甚至业余学者也到这里调查,直到53年台湾大学的考古专家宋文薰教授他曾经也到那里进行过调查试掘,但都没有正式开始挖掘,直到1979年,这里建铁路,发现了一些墓葬和陪葬品,引起人们的注意,很多人争相盗墓,就把铁路的工程停下来,宋文薰教授就率领了台大的考古队到这里进行了十多次的挖掘,才正式开始。这次的发掘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发掘出一千五百座墓葬、数万件陶器、石器,和棺材中很多乐器,这可以说在台湾发掘的最大的一个遗址,是新时期中期和晚期最具有代表性的遗址,也就是三千多年前。这个遗址中最醒目的就是最大的石板棺墓葬遗址,直到1988年,在遗址发掘的基础上,由官方开始投资筹建台湾原住民史前文化博物馆。我一到那不是先看了这个博物馆,而是先看了一个陈列馆,就是专门为这个遗址发掘出的物品建的陈列馆,有墓葬,这里复原了一个墓葬群,陶器、石器特别是玉器相当多,甚至还讲卑南遗址这一层复制了当时的村落和聚落形态,摆了各式各样的墓葬和棺材,替我讲解的那个专家讲的很细,我认为这个遗址出土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应该可以说是在这里发现的台湾最大的史前村落遗址,据说发掘出的村落遗迹有五十多处。

第二就是在这里还发现了绳纹陶的遗物,绳纹陶主要在台湾的中南部,现在在东部也发现了绳纹陶文化的遗留。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墓葬群达到可以说东南亚沿太平洋沿岸最大的墓葬群了,石板棺就有两千多个,里面的陪葬品石器玉器陶器等等超过了一万五千件,特别是玉器数量类型都很多,有五六千件。所以石板棺、文物、聚落形态等等从学术价值来讲,不但与台湾西海岸很多史前文化遗址相通,而且和南岛民族的文化有很多相关联的地方,是很值得研究的实实在在的资料。

我简单说一说卑南遗址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我想概括三点:卑南遗址出土的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一是从聚落形态上来看,从出土的这五十多处村落遗迹来看,三千多年前可以说卑南文化的村落相当繁盛。位置两边都是大溪,面朝海,房屋结构都是石板结构,跟现代排湾族、卑南族的住屋非常相似。二从社会结构来看,这里出土的石板棺、陪葬品反映出的内容,有些大棺材里据说埋了十五个尸体,埋葬死者多少和陪葬品的多少很不一样,有的棺材中死者很多但陪葬品只有一件,而有的却是一大堆陪葬品,反映了当时社会可能已经有了分化的现象。而且从聚落形态的布局来看,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居式的定居社会。从陶器和玉器的工艺来看,当时可能已经有了专业化的分工。这种陪葬的方法可以看出对亡灵的观念当时已经产生。第三从工艺技术来看,卑南遗址文化内涵,工艺技术令人惊叹,尤其是玉器,可以说是台湾史前时代玉器制造的奇迹。其中有一个人兽形的耳饰,当时社会上把人、祖先神灵的共同通过这个耳饰来印证感应,玉器就成为这种沟通的媒介。令我最惊叹的是玉器的钻孔技术,一个长长的管(玉器),可以通过其钻孔,三千多年前能把一个二十九公分的玉棍钻一个孔,可见当时卑南文化的工艺技术出乎我们的想象。卑南遗址的主人到底是谁呢?就是卑南文化人是谁呢?据说这个问题意见还没有定论,但从我的观察来看,我个人有初步的感觉,我认为跟现今的卑南、阿美、排湾有关系,他们今天的一些文化特征例如住屋,可以说是卑南文化的传承。卑南遗址的主人应该离不开这几个族的先民。

三、日月潭依达邵部落的祭祖活动与民族界定

同学们都知道日月潭是台湾一大景点,一边叫水社,一边叫日月村,我们这次是到了日月村,依达邵部落人口现在只有621人,属于夫妻渔猎民族,依达邵实际上就是邵族,是我们是人的意思。日月潭很美,依达邵的歌舞和传奇的故事使得日月潭增添了很多丰富的内涵。那天晚上八点钟,我到了那个部落,他们正在唱歌,举行祭祖活动。我再简单说一下,依达邵原来不是在日月潭的,原来在阿里山,举族迁徙过来,传说故事说他们追着一只白鹿,发现日月潭这个美丽的地方。我到了那个广场上,旁边搭了一个“祖灵屋”,围了一大圈边唱边转,不断地唱着祭祖歌,我就好奇到底唱什么呢,他们的祭祖活动很特殊,他们把族人的名字也唱给祖先,希望祖先能够对族人赐福,所以祭祖歌又有唱祖先的词和族人的名字,所以很久。

祖灵是邵族信仰的核心,他们把祖灵看成保护族人平安,并加以崇拜的一个部落的宗教形式,邵族的这种宗教信仰,和其他族不一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家家户户都必须有一个“祖灵篮”,藤编的扁扁的一个篮子,这个祖灵篮闽南语叫做“公妈篮”,里面放了祖先留下的衣服首饰,后来也据说可以新做一些放进去,表示祖灵在篮里,每家都要供奉。而担任祭祖活动的祭司在邵族叫作“先生妈”,也是闽南语,实际就是祭司。祖灵篮和先生妈就是他们不同的表现形式,先生妈不是一般人可以担任的,条件很严格,必须在过年的时候,主祭的妻子,主祭是一年收成最好的人,他要拿出钱给大家过年,他的妻子才有资格担任先生妈,而且这个人必须威望很高,还要通过最高祖灵的批准,最高祖灵在日月潭湖中的光化岛,上面有一棵树叫茄冬树,这个祖灵就在茄冬树上。那天我坐游艇过去,不让靠近,可能九二一大地震受了影响,邵族人称其为拉鲁岛,祖灵就在那里,必须要经过他的批准,先生妈在举行祭祖活动中主持大家,只有通过她才能跟祖灵沟通,前面我不是讲了竹竿祭的藤球媒介,这里就必须要通过这个人先生妈,把祖先的赐福传递下来。所以祭祖活动要唱很长时间,祖灵屋里面摆了酒坛、火盆还有一些衣物,就随着祭词一边唱,一边开始先祈祷一下拆这个祖灵屋,堆到空旷的地方烧掉,下次祭祖活动再重新搭建。

我讲一下邵族的民族界定问题。他们原来在阿里山,所以一直被当做平埔人,又有说法是那里面曹族(邹族)的一支,甚至又说他是布农族的一支,总而言之不认为是独立的民族,在这样的情况下,邵族一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独立于其他民族的族群,所以他们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提出了正名要求,奋斗了很长时期,终于在2001年8月8日正式被认定为第十个族,成为传统九族后新界定民族的第一个。邵族虽然已经确认为第十个族,但是他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维护仍然面临很大的危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邵族的祖灵信仰,除了语言之外,当然他们现在对语言也很重视,很多人在学习母语,邵族能不能把祖灵信仰这种宗教记忆这个关键的东西守得住,守得住那么邵族的民族界定就没什么可争议的,因为邵族的祖灵信仰是经由“公妈篮”和“先生妈”这样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而传承和维护的,所以他支撑着邵族的民族界定。邵族的祭祖活动仪式“祖灵篮”和“先生妈”这种有别于任何民族的特殊的祖灵信仰只要能够维护和传承邵族的民族界定就不会有消失的可能。特殊的祖灵信仰这种民族宗教与众不同在于其特殊的祭祀方式,这是我们研究邵族不能不知道的。

最后就是在邵族地方从事十多年研究的学者,简史郎先生,他也陪了我很长时间,他认为传统的祖灵信仰是邵族最重要的民族边界,或者说这些民族边界的最后防线,就是邵族传统的祖灵信仰。所以同学们,依达邵部落的邵族祖灵信仰是有别于台湾十四个民族以外的独一无二的信仰形式,他们在对母语的抢救和对维护传统信仰都在做很大的努力。这些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内容,现在还有的时间,可以请同学们提问。

提问和回答:

提问一:我想请您简单介绍下台湾当局对原住民的政策。

答:这个问题作为现实问题,我到台湾去也很关心。从政策上看,现在对原住民幼儿教育很重视。原住民运动中主要就是两大问题,一是土地问题,后来又提出了正名问题,现在也没有结束,我在台湾政治大学的研究中心正在做关于平埔族一些情况的调查,也就是说很多还想被认定为族。所以这个政策问题主要是关于土地、教育问题,幼儿教育有一些补贴的方法,这些方面没有很多太深入的了解,有些还是属于敏感性的问题。

提问二:刚才您说有些民族分别出来不是依据语言,那十四个族划分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答:我说句实话,这就像我们大陆当时的民族识别,但是他们掌握的标准我们就不好说了,语言看来并没有完全否定,也是主要考虑的因素,但是主要考虑特殊情况,也跟那个族的自己争取有关系。很难说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比如说撒奇莱雅族,比噶玛兰族就晚了很长时间,很多东西理不清,而且还不好意思得罪人家阿美族,文化上也很难理得清,所以拖了很长时间,但他始终语言上是有别的,很特殊。统一标准不像我们的民族识别,很难说。

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评议人)

听许老师讲座的心得体会我跟大家汇报一下,首先是说,许老师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老师年龄大了会退休,有些人就不学习了,许老师很不同的就是对自己曾经的研究孜孜以求,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个讲座深入浅出地用这么少的时间把台湾少数民族的情况呈现出一幅景观,理念也很清晰,逻辑清楚。另外我觉得对台湾的介绍很系统。

我要讲的感想主要有下面四点:第一就是我们学校就有一个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不是凭空创建的,从学校创建开始,在研究部里就有语言研究室,当时就有一部分台湾原住民在这里作老师,是那里一步一步传承下来的,当时那里人传承下来的知识。例如我们有一位曾思奇老师现在也七十多岁了,在台湾排湾族语言已经被政府弄没了,结果现在曾思奇老师现在回去教他们,帮他们编字典,把语言恢复起来,人类浪费在这种瞎折腾的时间用了很多,先折腾没了,再往回学。我在加拿大也看到很多知识分子在城里不学了,回去教小孩,他们自己也不太会,一个词一个词地恢复,本来很灵活的语言就被寄宿制学校弄没了,再往回艰难地捡回来,这值得我们反思。回到我们学校,我们有这样一个机构,传统是我们要保持的,而且就语言来说,差不多是一门绝学,也有一个显学,我觉得台湾牵扯着中国的未来,中国将怎么走,很大程度上,跟台湾那里进展的关系会很大。当然我们学校博物馆也有很大一块关于台湾的原住民的展览,有空同学们去好好看一下,刚才说的木雕、贝珠衣,大陆其他博物馆不是很多,在我们这里和厦门能看得比较全。我们注意把这块知识用起来。第二我要说台湾是中国的实验室,各个方面发展的实验室,他确实先走一步,也走得还算比较成功,其中少数民族来说,他们的分布区位和文化特点来说,他们的少数民族的文化遭遇和他们在少数民族文化濒危之后的重建的经验肯定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一些少小民族很快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人类先污染后治理这差不多是一个规律,之前不觉得重要,又很辛苦地捡回来。而且台湾的少数民族对我们学校也有很高的认同,总是有三四个人在这里学习,现在还有人在这里读博士,而且高金素梅也回来我们学校。第三我想说台湾做后现代转型这个成功,我们改革开放才多少年,贫富差距已经很大,社会关系紧张,他们现代化比较早,科技发展较早,但他们转型比较成功,贫富差距在亚洲算是最小,他和韩国、日本都做得比较好。关于少数民族这一块,他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蠢事,现在又回来收,对我们来说也是个经验教训,清代也会有一些同化的政策,日本人做事是很严谨的,他把少数民族管过一遍,普及日语,很多年纪大的原住民日语很好,我们国民政府过去又去原住民语又去日语,让其学习国语,也是经过这样的普及,但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要消除少数民族的政府都倒台了,少数民族还在那里,并有很多重新识别,但政府倒掉了就尔曹身与名俱灭,我觉得小到台湾,大到苏联都有这样的问题,宗教也是一样,记住这样一个经验,现在对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权益都走在比较前的位置,一方面是接受世界上的理念很快,跟世界原住民的运动互相呼应,大体上地位确立下来,有专门的原住民委员会,原住民有专门的政府官员指标,还有刚才说的台湾原住民史前文化博物馆等等,有一套制度来保证原住民的地位,并且有一套博弈的机制来得到一些资金保证来做文化恢复,除了志愿者和民族企业家,政府也有这样一套机制。

最后我希望大家特别关注台湾的前景,他的走向和中国未来的走向,大家能感觉到宪政的政治跟台湾的命运有一些关系,我们国家要走到一定的制度程度上,台湾回归就有可能,同样的一个道理反过来说,就是台湾回归要有新的制度安排才能容纳下他,不管怎么说他已经走出了那一步,比如民主化、社会开放、多党选举,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如果台湾回归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会成为中华联邦,不是简单地回归,香港是从英国人手里往回拿的,台湾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政府,辛亥革命一百年了,肯定不能不要他,这有一个兼容的问题,大家抬到这么高度的一个认识上来做台湾的研究,台湾那里的经验来为我们这里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构建、转变发展方式可以从台湾经验学习到很多东西。

                                                           (记录/整理: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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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苏发祥教授率中国藏学家代表团访问巴西、阿根廷

学生办公室

2011724日至84日,由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普拉塔。代表团团长由我校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民族学系主任苏发祥博士担任,成员包括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次仁加布研究员、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班觉研究员等。这是中国藏学家代表团首次访问巴西和阿根廷,所以对今后更加深入和针对性地开展对两国的涉藏宣传工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访问期间,代表团与巴西、阿根廷各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引起了巴西、阿根廷各界的普遍重视。代表团分别同两国的相关政要、当地主流媒体、学者、大学及中学学生、华人华侨等广泛进行了交流、座谈,并接受了相关电视台和媒体的专访。苏发祥教授向巴西、阿根廷各界详细介绍了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并就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历史与现状、当代西藏农牧民的生活等做了专题报告。虽然距离遥远,旅途劳累,且时间短,活动安排紧密,但代表团圆满完成了出访任务,受到了国务院新闻办等相关单位的一致好评。

 


生存性智慧

邓正来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持人

邓正来教授取得了很多成就是我们有目共睹的邓教授创办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他在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有很多的研究。邓教授现在在复旦大学的人文中心任职。我个人觉得上海作为一个学术的增加点受到大家的关注跟邓教授请了很多国际的知名人物到上海、复旦演讲有关系。

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讲人

非常荣幸能够在民大跟民大的师生进行交流。在民大我有多朋友,像潘蛟老师、腾星老师、张海洋老师。我没有做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我说句坦率的话,我对这三个学科还是有一些贡献。大家如果认真读书的话,真正的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法兰克福中心就是刚才潘老师说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当时费孝通先生跟我讲,我非常支持你的做法,不管谁的观点,只要是学术的都能发展。当时期刊发表了一批非常优秀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论文,根本不管作者的背景是什么。做学问的要害,不在于你做什么学科,要害是你对人类现实问题提出有效的解释,或者更有效的解释现在中国做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这三个学科的学校气氛都太浮躁了。我跟你们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你们每天在听课,我每天都在读文章,无论是英文的,中文的。我的时间基本上在读书,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我今天非常荣幸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了民大来读书,成为你们中的一员。我对民大非常有信心,否则我不会让她来,因为她完全可以去美国留学。我希望能跟你们成为了朋友,无论是年轻的学生,还是比我长的老师。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

“生存性智慧”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查英文的辞典查不到这个词的翻译,中文以前也没有人用过。这个题目我已经做了六年,累积了大概有一百五十多万字。我想再做十年,我今年五十五岁,到我六十五岁的时候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想对一个读书人安身立命的东西有所交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先跟诸位讲一下,也听一下你们的批评意见。因为我们都懂得知识的铁律,或者说内在的规定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它的限度。知识不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有上帝才能有。如果谁在课堂上或在文章里写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就在心里此告诉他此公不是冒充上帝就是白痴。知识是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的内在规定就是限度。什么叫知识的限度和局限呢?知识的限度和局限就意味着批判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有的老师被批判就觉得很不高兴,你一个学生你懂什么。这个老师不懂的知识的限度,不是做学问的。你应该坦而受之,如果别人说的是有道理的,你应该认真的接受。因为你没有花钱,别人是免费的提供服务。你写了一篇论文,别人用年轻的、青春的岁月认真的读你的文章,给你提出了意见帮助你。你说你不感谢别人,而骂人。此人不行,这样做学问是做不出来的,或者说学问永远做不大。

我今天讲的是一个的论纲性的东西。讲到生存性智慧,我相信诸位会有一些感觉,怎么我讲智慧,而不讲知识。我介绍一下我做这个研究的背景,也是告诉各位,任何一个人做他的研究,如果读过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或者说读过黑格尔哲学脉络知识的人,都会懂得任何一种观点、哲学思想都是受时空的限制。你今天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大师没有一个不是受时空的限制。否则他的观点是没有意义的。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引证了塔图,亚里斯多德,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随便引证他,因为你抽离了他生活的时空,这种引证本身就有问题。我做生存性智慧研究背后有两个背景,这两个背景坦率的讲也是你们的幸运。第一个背景是超越国家的背景,那就是世界的背景。这个世界的背景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中,也就是生活在什么空间。如果你不知道你做的研究在这个空间里位于什么样的位置,你所做的研究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工具性或者技术性的意义,但绝不可能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我们讲的学术脉络上的意义是做不出来的。中国有太多的学术名家做出的贡献,但是他们的贡献坦率的讲也是我们说的贡献。在后人的知识脉络中是不会承认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时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你们的教科书给过没有,你们的老师讲过没有?如果没有,并不构成你不去想的理由。你作为一个读书人,你要知道。我自己的观点不一定对,但我知道我所做的学问在空间上意义意味是什么:那就是我们面临两个世界,我们面临的第一个世界是大家都知道的生存性的世界,也就是现代性的世界,也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以后建立的世界。

这个世界简单的讲,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建立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主权(sovereignty)。这个世界靠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呢?就靠主权制度的安排,就是民族国家。后来又发展出民主制度的安排,还有现代发展出来的法律制度。这样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支撑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从我个人来讲,更愿意称呼它为国际世界(international world)。国际是什么呢?我们讲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都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都离不开主权国家。在主权国家内部都离不开民主制度,无论是张扬还是压制它。但这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世界,也不是我们面临的空间。我们今天更多的是面临第二个世界。大家可以读一下吉登斯,或者贝克的书。他们讲的第二现代性的世界或者说风险社会。虽然在这两个具体的问题,我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是第二个世界存在这个事实很重要。

第二世界是什么呢?就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到现在和将来一直会伴随我们而在的。我们把它叫做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世界。全球化的世界存在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9.11,恐怖主义的问题,全球升温的问题,人权的问题。人权与主权的张力都来源于全球性的问题。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简单的讲,任何单一主权国家,单一靠民主制度、法治制度这样的民族国家都是不能加以解决的。比如全球升温的问题,碳排放问题。大家知道哥本哈根会议,全世界最重要国家的首脑都聚集在一起,讨论谁来承担更大的费用解决碳排放问题。你以为能通过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吗?不,如果二十多个国家,十九个国家都举手说,美国你来承担,少数你必须服从多数。但是美国人说,奥巴马说我绝不承担。所以民主制度、主权制度、法律制度在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也就是全球化的世界问题时都是无效的。这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从十七世纪中叶所建立的体系所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建立相应的制度安排是没有办法和支撑我们讲的全球化的世界的问题。在第一个世界中,也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是存在一种世界观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就是第一世界的世界观。但是我们发现在第二个世界里面,也就是全球化的世界里面,不仅原来的制度安排没有办法支撑我们,而且它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我们不知道用哪种世界观来支持它。这就是我们今天做人文社会科学,无论是我们做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哲学都要面临的一个空间问题。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今天所做的研究到底对当下的生存空间和未来的空间有什么样的贡献,也就是我们做学问的人经常讲的一个问题,你的问题意识是产生不了的。如果问题意识没有空间的支撑是不可能的。

我们今天不止是生存在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我们生存在一个三十年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一个伟大贡献的时间段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在三十年当中把十四亿人变成这样一个国度。你们都是很年轻的学生,在座的一些老师是知道的我们当时的贫困是你们无法想象的。你怎么想都想不到,你无论用什么样的想象力都是不敢想象的。它不是每天没吃的,没喝的,就解决了。不是这样的。你想象不出来。在这个三十年当中,今天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读书人,如果你还认真的在读除了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中国最显学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的论文。你敢相信对这么一个打着引号的成功故事的解释吗?那些解释的很好的作者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写的东西。你能相信吗?今天成功的故事被他们解释成什么?简单的讲,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图景的话,做学问的人都不知道不会是黑白两块,我们知道有灰色,甚至还有不知道,莫名其妙的颜色出来,右边的人他们说,中国的模式没有了,中国成功故事没有了。因为你的政治是什么?一党制不是竞争性的多党制竞选,民主制度你不是;经济是什么?你是国家干预的,绝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社会的,你是没有人权的;国际的,你没有大国的责任。左边的人说,这完全是中国特色:西方人没有的一党制,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经济上是国家监督意义下的经济;社会上,我们维持社会稳;国际上,我们不称霸,不干涉别人。如果你是一个真的读书人,你会认真读他们背后的假设,读他们背后共同的一致性。我认为一个好的学者是不会简单看表面上的差异,而是会看到他们背后的共同性。在这两种观念的背后共同性是他们都把西方作为一种判断标准。赞成的人认为,西方说要自由、民主,你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你没有;产权你没有;人权你没有;西方讲的国际大国责任你没有。反面的人说,西方有的我们就不算特色;西方没有的,我们就是特色。他们共同把西方作为一个认识自己的标准。他们从来没有对中国三十年的成功做过认真的研究。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应该对当下的中国做一个深度的研究,而不是表面上的研究。

正是在这样一个空间和时间的背景下,因为它跟我的生命有关。我想跟各位说的是,但凡你做的研究跟你的生命不相干,纯概念的,是没有意义的,也一定不会求远的。因为你做的东西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你做的是一种职业,不可能成为一种志业。志业是神圣的召唤,内心的召唤,是你安身立命之本的东西,我们说讲的calling。我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做我的研究。我做西学做了很长时间。我这一生比较得意的几个事情,第一,我没有硕士学位,没有拿过博士学位,没有当过一天助教,没当过几天讲师,也没当过一天副教授。但是我是一天被他们求着当教授、博导,表格也不是我填的,签名也不是我签的。第二,教育部有个统计,我在21个一级学科里面,我是唯一跨六个学科的人,连马克思、邓小平、江泽民都算上了,我在六个学科都是前五十名。我在法学的引证率是第一名,政治学的引证率是第二名,社会学我是第五名,第一名是费孝通先生。第三,我同时在复旦大学带政治哲学的博士生博导,在吉林大学是带法律哲学的博士生博导、在华中科技大学带社会学博士生的博导。大概中国也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跨三个一级学科当博导。我对这三件事比较得意,我得意的不是这些名分,得意的是对学问的知道。正在这个背景,我考虑的核心的问题是第二世界的世界观应该由什么样的东西来提供。我们都知道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的第一世界的世界观是由启蒙时代或者说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以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知识观所支配的,也就是我所讲的逻辑性的知识,也就是今天在座的诸位所学的知识。我希望今天我能给你们提供另外一种参照供你们思考。我对西学很熟悉,翻译的著作不下一千万字,各个学科的,比如说博登海默法学哲学的经典著作,政治学萨拜因的学说史上下两卷,布莱克维尔的政治学制度百科全书,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著作,人类学家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都是我翻译的。但是我在了解这些知识以后,发现这些知识是没有办法为我讲的第二个世界的世界观做出任何贡献。所以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可以为第二个世界的世界观做出贡献,就是今天讲的生存性的智慧。关于生存性智慧我想讲七个要点。

,当今所有关于人类社会的研究都是知识导向的,而非智慧导向。这就是我们所讲的knowledge point,而不是wisdom point。这种知识导向的研究,我们看到的文献和老师教你们的东西都有一个基本的预设,人类社会就是靠知识建构而成,于是我们只要通过掌握的知识,就能了解这个世界,解释这个世界,把握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但是这种假设或者说预设,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社会生存性的本能,以及人类社会对生存性本能的依附和依赖。我不知道在座的汉族师生有多少,如果知道汉民族的投降史的人,你一定会特别惊讶,这基本上是一个投降史。如果你不了解,你会以为这是靠知识建构的,但是不是。它是一种生存性的智慧。比如我们讲一个县城的县官是一个县的父母官。他凭什么是父母官?如果一路大军打过来了,县太爷举着投降书在城门外跪着,左边跪着一排妙龄女郎,右边放着布匹和粮食向大军投降把这些东西送给你。结果这路大军打败了,胜利的大军追过来他也投降,又是左手一路美女,右手一路粮食和布匹。什么叫父母官,我们不管这些,我们会管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会说投降是糟糕的。大家一定知道汪精卫这个大汉奸,我从来不为汉奸辩护。但是我想告诉诸位,当你说他是一个大汉奸的时候,你是认真严肃的吗?你读过他写的文章吗?如果你读过以后,你带着一种同情心地理解,我不是说你要理解汉奸,我是说理解他文字和背后隐含的意思。你一定会感到惊讶,为什么?当年不是汉奸的问题。当年亚洲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帝国主义殖民问题。我很讨厌日本人,但是并不能否认我们去认识到一个真正的问题,当时不止是面临一个民族沉落的问题,也面临着一个民族国家面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当年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摆脱英国、法国,乃至于其他类似于帝国主义的支配。没有汪精卫所谓的投降、汉奸,江浙南京一带,在日本侵占以后(除南京大屠杀以外),南京的小店可以日夜不关门。我不是说汉奸就好,鬼子就好,我是说生活是复杂的,不是我们通过一个知识的规定,意识形态的规定就可以解决的。生活绝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现实是所有的研究都是知识导向的研究,大家除了知道知识导向的研究以外,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大都是先行价值判断或由意识形态承诺的。不管它是规范性研究还是经验性研究。比如说我刚才举的汪精卫的例子你敢研究吗?如果你认真的做这样一项研究,你明天就会被淹死,没有任何机构敢要你。你居然为一个汉奸说话。这就是有先行的意识形态判断,你有意识形态承诺和判断在里面。知识性研究就是这样,没有一种知识研究是没有意识形态的。经验研究也一样。当年反右的时候有两个费老的学生、助手揭发他是怎么对江村进行研究的。当年费老做江村经济研究的时候住在一个有两条命案的周姓地主家,他访问的是地主老财、富农、乡绅,躺在床上做的这些研究。江村经济做的是平均性的研究。通过手工业或者是其他工业企业性的发展,江村经济得到了发展。如果说江村经济得到了100%的发展,那90%对地主老财拿走了,10%被农民得到了。我想说的是不是费老研究的不好,而是知识导向的研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想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做不到。你想回避价值判断也不可能。今天领导做报告有两个词是不能丢的,一个客观,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客观”的认识二是科学,我们对这个问题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什么意思?就是说科学、客观都是价值中立的,价值无涉的。如果你读过知识社会学,你一定懂得这种荒谬的言论是怎么来的。今天西方的学科,凡类似是知识的学科中国都有了,但是对知识进行研究的学科我们没有,就是对知识本身的生产、条件、发展进行研究。如果大家认真的去读一下这类著作,我相信你们会知道这种言论太荒唐。而且知识社会学的鼻祖是谁?我们谁都崇敬的伟大的马克思。马克思在中国是被妖魔化了,教条化了。马克思的伟大是你们不能想象的。我在北京的家卧室只有一排书柜,书柜里面只有一套书,马恩全集,五十年代的烫金本,上面落灰没有关系。我那时候每天都要认真读一段或几页。知识不是我们讲的这么幼稚简单。每一类知识的研究都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脱离他的历史条件而诞生的。现在做的最好的研究,意识形态最后的攻克难关是数学。一加一等于二,你说它受什么影响。什么人做一加一都等于二。这些人做的研究是什么?不管一加一等于几,在论证一加一等于几的过程中,除了公式以外,凡是有文字的地方都是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大家都知道达尔文。大家以为他的进化论不得了,结果最后大家发现了达尔文不就是在菜市场问了一下,为什么今年为什么长毛狗流行。长毛狗的流行不是物种的优胜劣汰问题,而是贵妇人的偏好。皇上的小妾今天抱了一只长毛狗,其他省级干部的老婆就都抱着长毛狗,世上的短毛狗就被淘汰。达尔文如果真想知道真正的生物的优胜劣汰过程,怎么不去森林。你去森里世界,老虎就把你吃了。当年得五人小组,达尔文不是组长,真正的组长是华莱士。华莱士就有很明确的判断,达尔文讲的这些东西是人为的,杜撰出来的。我们要意识到今天的研究有太多意识形态的承诺和价值的判断。太多的先行意识形态判断和价值判断使得我们不敢面对真正的问题。

第三,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都内在的趋向一种知识增量。我想老师一定告诉过在座的各位同学,任何一种研究无论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在内在上都是一种知识增量。什么叫知识增量?首先它假定了有一种知识脉络的存在。任何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或者是老师的研究,如果脱离某种知识脉络,那就什么意义都没有。没有知识增量,那你做的研究就没有意义。你不知道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帕森斯,你做的研究有什么用?涂尔干你都不知道、你还做什么社会学研究。涂尔干以前讲过,我们做的一定是比涂尔干还往前推了一步。因此知识导向的研究是在知识框架和知识脉络中的概念游戏、逻辑游戏,离开了这些知识框架和知识脉络你做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不可想象的。离开了所有社会学家的理论,你怎么做一个社会学研究?这样的研究做出来了,其他人一定会说你的水平太差。这就是知识导向研究最根本的东西。但是最要害的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是针对知识框架、知识脉络和知识生产本身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的。我们必须知道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视为当然。如果你做人类学研究不知道马歇尔-萨林斯,就太荒唐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脉络和我们个体的知性(intellectuality)和我们知性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第四,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从内在上讲,绝大多数都是建构性的,逻辑性的、明确性的、原则性的或者说意识形态性的因此在这样的研究中都有一种内在的普遍性的诉求。你只要是讲逻辑的、建构的,一定会涉及普遍性的但生存性智慧却不涉及普遍性它是当下的又是传统的,甚至还有通过想象而出来的。当然这是我们对传统的定义,一般来讲传统是指过去的某一段时间的文化或其他东西。我不认为传统就一定是过去的东西,这涉及到是时间观的问题。传统一定是发生在过去的,但它同时是当下的。一定是是历史哲学所讲的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定是当下的人对过去的诠释,所以它又是今天的。为什么又可能是未来的?因为所有当下的人对过去诠释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对未来的想象来对过去加以解释。所以传统不只是过去,也是当下,甚至是未来。但是我们知识导向的研究,不是这样,过去的就是过去的,今天的就是当下的,未来的就是未来的。所以这种生存性智慧不太一样,它没有人们想象的普遍性,它不是对和错,它不是道理。举例来说,潘老师,今天失恋了,找我喝酒,说这个世界不可理喻,女性不可理喻,爱情不可理喻,我说对。这不是一种知识(knowledge)而是一种沟通(communication),一种理解。它不需要对错,这不是道理的问题。但是我们知识导向的研究把所有这些都忽略了,装作不知道。

第五,生存性智慧是在知识框架之外,与知识和意识形态紧密相依和互动的智慧。它甚至拿知识框架和意识形态做伪装。生存性智慧不注重原则,但有自己的原则,生存性的原则。它不注重普遍价值和道德,但遵循具体价值和道德。《盲井》的导演请我去看这部片子我很认真地看了,觉得这个片子不错我问他老外把你这部片子评成前三前五的理由是什么他说这部片子是小成本电影之类,我说我拍一部电影用更少的成本是不是就更好。他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我的理解是你这部片子好在当全世界都在讲普遍的原则和道德的时候,你却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原则和道德。电影当中每一个做的事情都是有道德的,他们去杀一个买来的工人,是为了让自己的女儿不辍学,为了自己的女儿能够认真读书。每个人都有一个具体的道德在,而这些到底是冲突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以为只有一个普遍和谐的道德原则在那。生活的世界远远比它们复杂的多。但是我们知识导向的研究关注的是普适性的真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其他的就没有了意识形态的研究就更不用讲。我相信在做的各位都是非常仇恨意识形态,尤其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张海洋老师说他自己一辈子学术没做好就是因为意识形态中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是这么说的。我认为这个搞错了,有两点理由中国的学术搞不好意识形态有原因,但是如果认为这就是根本原因就完全错误。意识形态确实让中国的学者在有些问题上不能发言,不能做认真的研究,而且激励了一些不应该做的研究。但是如果了解东欧历史、拉美历史的人就不会轻易的下这个结论。东欧当年什么样的概念?苏联特务克格勃、警察宪兵拿着枪对着你。结果那些真正搞出理论的人是都是躲到教堂里面去的。他们随时面临着生命的危险。拉美就更不用说。大家知道真正的发展理论是拉美的学者做出来的,像我们知道的依附理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写出任何关于发展的理论。拉美的学者他们怎么做出这些理论的?是军政府开着吉普车拿枪对着人家在这么压力大下都做出这么大的贡献。你如果仅仅因为中国这么温柔的意识形态就把你管的不行了,把做不出学问归罪于它吗?共产党的伟大是它自己所意识不到的。中国的意识形态是独特的,全世界都没有的。它跟老百姓生存智慧完全联系在一起,跟改革开放渐进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意识形态其中有,一定要打败资本,一定要推翻资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与人斗与天斗有地无穷乐的毛泽东思想;让小部分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维护资本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资本都成了三个代表之一了!你能想象出来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冲突的思想能够被这么巧妙的融合在一种意识形态知识体系中吗?哪个国家做得到?伟大的共产党做到了。中国的改革进程不是革命性的休克疗法。如果革命性的休克疗法不要叫意识形态。但中国改革是是渐进的。什么叫渐进的?我们的学生都会说渐进的。渐进就是慢慢地从原有的体制当中逐渐像一个不知道什么体制去发展、转型的实践。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但凡脱离原有体制的都会遭到做左派打击。当年所谓的投机倒把,是刑事犯罪。什么叫做投机倒把?就是异地差价买卖,举例来说把中央民大的5块一斤的肉转卖到上海复旦大学6块一斤卖出去,叫做投机倒把在今天叫做正常的市场经济。别说6块卖出去,就算60元卖出来,复旦老师你愿意买,也没有问题。这是卖主有本事。但是当年就抓起来,在刑法上投机倒把是不得了的罪。他们不仅自己抬不起头来,家里人也太不起来头来。他们是真正改革的先驱,但是我们早就把他们忘了。但是正是我们国家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在,保护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一大批改革的先锋者。复旦大学去年请了温州龙港镇(中国第一镇)前党委书记陈定国来复旦大学做演讲。他说我想了半个月不敢来,我不懂学问,实在不敢。我说你就讲讲龙港镇的故事将给我们听就行了。龙港镇是当年中国最贫穷的镇,后来在他们的领导下,二十年成为中国第一镇,GDP上百亿!他说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租极差理论,有人要打击他的时候,他就运用了毛泽东讲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有左中右,有一部分是坚决要打击的。八十年代初,他给人发万元奖金,万元户呀!到九十年代初,万元户都是不得了的事情。他说他八十年代就发,干部要整他。那个时候不叫双归,他把关起来写检查。他说小平同志讲,要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说的都是有理论的。中国的意识形态有它丑陋的一面,但是这么一个意识形态与中国渐进的改革进程相吻合,它不仅保护了一大批改革者先锋者的经验,因为渐进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对面是什么,能不能过河都不知道。不要简单的看意识形态。生存性智慧不是意识形态,但会利用意识形态,拿意识形态来做它的伪装。这是跟知识不一样的地方。知识说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扭曲,在现实当中我们看不到。

第六,生存性智慧是地方性的,但又跟格尔兹所讲的地方性知识不一样。因为地方性知识是不可以被模仿的,爪哇岛上棕榈叶五千年的法律只能在那个岛上实行,出去了就没用。生存性智慧是可以被模仿,是活生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传播的。你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我相信中国人是最懂的。你们今天为什么要考中央民大,毕业以后为什么要脱离民大?你们会说我们要洗下文凭,硕士或博士要考北大,不能在民大,不然以后找工作。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模仿。这种生存性智慧不是我们正规教育、学科范式所能传播的。我们小时都读狼来了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撒谎,孔融让梨的故事,告诉我们好东西要分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我小时候被喻为神通,老师上课念出个别字来,我说老师你念错了,我们老师是特级教师,脸一红,含糊其辞就过去了。我特得意的回去跟我爸妈讲,我爸爸笑着没说,我妈妈就给我一脑勺子说,老师错了你也不能讲。你说这是狼来了的故事能告诉你的吗?小时候六一儿童节大家出去郊游踏青,胸前挂一个玻璃绳编制的袋子装煮熟的鸡蛋。有钱的人家的孩子装两个,没钱的装一个,再没钱的一个都不装。装两个的鸡蛋的孩子分了一个给了没有装鸡蛋的孩子,回家就特牛的告诉爸妈。他爸妈一起说他,你是吃饱了还是撑着了。

中国人的家庭教育、类似家庭的教育和我们正规的教育是两套系统。西方人可以不研究家庭教育,因为他们正规的教育和家庭的教育基本上一致的,但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考了一个高分,想报考古学。爸妈不揍瘪你才怪!你不就去学金融学、经济学,学什么考古学;你不学法学,学什么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开什么玩笑你!你们同学之间也相互说,家长也会这么说。但是我们不去研究这种生存性智慧传播的渊源,我们先把价值意识形态去掉,不说这就好,这就坏,我们得面对这些东西,看这些东西,不能当这些东西不存在。医生的职责是什么?救死扶伤医生知道,护士知道,我们也知道。但是为什么医生要收红包,为什么家人生病要拖人找好医院、好医生。难道你不懂得普世的道理吗?不是。别人欠了你的债,你敢到法院去打官司吗?你不会。你首先去找一个好律师。什么叫好律师,认识法官的律师就叫好律师,开个后门,给律师一些钱。为什么?别人欠你钱,你连兑现正义都不敢吗?你以为中国人不懂吗?不是的,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要那么做?这不是课本可以教你的。不要那么简单的认为,我们今天是大学生了,明天是研究生,后天是博士生,博士后。你吓唬谁呀?你所知道的也就知识导向研究这一点而已,你根本忘了你是一个生存性的人。人的第一本能就是生存,如果人没有生存本能就是死亡。

第七,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都是以人为限定的,以国家、社会、国际等现代性的秩序概念和制度安排为限定。没有一种知识研究可以背离它。不要听什么“以人为本,自然生态、和谐”。中央民大肯定有环保项目,因为可以拿到项目。但是你们想一想,现代性以降的知识体系怎么可能是环保的?它就是二元的,主客体分离的。什么叫主客体?就是支配性的知识,能够为我所用的知识。东北虎现在快要灭绝了,不行,得养着它,因为要环保、生态;东北虎多了,要吃人的时候,人就要揍它,这就是知识。但生存性智慧不是这样的。在座的很多都是少数民族的同学,一定比我知道的更多。我举两个例子,我去内蒙,他们告诉我,草地上的人去世以后是葬在草原里的。他们找出了各种理由,但是最根本的理由是尸体的腐烂可以肥沃土地。再看缺水的贫困山区人民,他们如果不挖井打水,得走十里路二十里路去挑水。但是挖的再深,也不会超过二十米。老人会告诉你祖宗家法讲,挖到二十米一下就不能挖了,因为把祖宗风水给搞坏了。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在环海中路上有一处最关键的要地,高架桥最多的地方,有一个最核心的地方打桩打不下去,怎么打都打不下去,最现代的设备也打不下去。其他都架好了,怎么办,不能改道呀。改道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毁掉了。怎么办?只好去请静安寺的一个老主持。这个老主持说不能告诉你们,天机不可泄露。这些人就去求他,这个老主持被说动了。他说,我告诉你们我就得走了。老主持告诉他们某某天的晚上12点,一到12点就往下打。果然他们把其他东西都准备好,到了某天晚上的12点就打,一晚上就打好了。打完之后第二天去谢老主持,老法师已经圆寂了。你们去上海可以看见,在环海中路有一个用银皮包装起来,上面雕刻着金龙的大柱子。我想告诉大家知识导向的研究都是以这些东西为本的。比如说民族的问题,它是以什么为本的?专断的边界为本。你说中国就这么大,凭什么只能这么大?这不都是打仗的结果嘛!如果打败了,或打胜了,就不一样了。但我们看不到真正民族性的、生存性上意义上的民族的存在。我们知识导向的研究会认为我们太不同与其他国家和民族。

我做生存性智慧研究,第一,我想颠覆西方关于逻辑性知识,他们唯一的对世界的解释。第二,逻辑性知识,包括在各大学传播的知识研究,会遮蔽我们真正的生存性智慧。我们会假设有知识的研究,好看的语言,好看的形式来自娱自乐,但是我们并不能解释真正的生命、解释这个世界和未来。我相信我的这个研究会有各种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和问题。我很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质疑、问题。我很愿意跟你们进行讨论。我在哈佛大学做了这个演讲之后,他们马上就邀请我在他们那边完成这本著作。我懂得他们背后的用意,他们会给我很多钱,在那享受很好的生活待遇,写完之后在书的扉页写上是由哈佛大学资助。但我是中国人,我想认真地来看待中国的故事。我们对生存性智慧不要匆忙的做这些判断,认真去看看人到底是如何生活的,人在生活中靠一些什么样生存性智慧,以及支持这些生存性智慧背后的哲学是不是有可能解释中国这三十年的成功的故事,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对未来新世界观做出贡献。但是我申明一点,大家不要以为我讲的这东西就是真理,它只是思想的一种,它是可以被批判,也必然可以接受批判。

提问和回答:

提问一(潘蛟):谢谢邓教授给我们精彩的讲演。首先他的讲演让我感到惊讶和震惊的是这么一个有知识的人却这么反知识。邓教授这个讲演实际上是通过生存性智慧来看到还有另外一种知识,另外一种语言值得我们好好琢磨,通过另外的知识和语言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知识,什么是逻辑。这个演讲让想起我以前读过的书,讲到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那叫不叫生存性智慧费孝通先生回忆他在清华读书时说,清华大学是吃饭桌,一桌八个菜,费先生认为他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就是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每个月除了自己吃饭还能请几次客。即便是那样,清华的学生有时也玩猫腻,平时逮几个苍蝇装在火柴盒里,吃完菜以后扔到菜盘子里,让厨师再换一道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生存性智慧,我大致上猜是。它是反原则,反教条,随时在变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事情,这些事情真的是让我们哑口无言,不知道说什么好。今天还有一个同学跟我讲,他们家乡有一个电池工厂,生产电池的有很多污染。村子里面的人已经有水铅中毒的反应。我就感慨,那里面的工人岂不更危险。但是学生告诉我这个地方有很多女性故意在怀孕之后,到工厂上班,然后希望生出一个带水铅中毒的婴儿来向工厂索赔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生存性智慧。生存性智慧听起来有时候很好笑,有时候听起来很痛楚。它和知识性智慧的关系,在我看来可能是更重要的。生存性智慧和知识性智慧可能是相辅相成,动态的一个关系。我不是由此来否定生存性智慧,可能更重要的他们的一个关系。我的问题是,我们可不可能把一个社会带入一个纯粹的生存性智慧? 

答:我做一个简单的回应,非常感谢潘教授的评论和问题。第一个讲到的是分裂,一个这么对知识感兴趣的人,却这么反知识。我教学生都是让他们读西方原典,精读。你们没有上过我的课,我的课在中国没有一个教授能开出来的。原典,精读是一句一句的读,一个词都不能落,一个词都不能混着读。别的老师的学生都是放羊似的,我的学生十二点以前根本不可能睡觉。你可以混别的老师,混我的不行,我比你知道的多得多。但是我又在讲生存性智慧,又在反知识。所以我是一个骨子里反智的人,但是我又在践行着知识的人,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用现在科学的术语就是一个精神病人,但我精神很好。我游走于这两者之间,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分裂正是美德所在。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根本就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概念的意义何在。如果你只知道生命的智慧,而不知道知识价值的所在,你也只是一个喘气的东西。我是非常痛苦的人,当然我跟朋友在一起很开心。但是我骨子里是一个非常寂寞和痛苦的人,但是我很欣赏这种美,我相信我到老都会这样。

第二,关于对生存性智慧的批判,生存性智慧有很多恶劣的东西,没有错。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去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它先行的价值判断太匆忙了。就如我刚才讲的汉奸、投降一样,我们根本就不再去追究了。有几个人还在研究汪精卫?别人会说你不研究林耀华,研究汪精卫,你想干什么,你为汉奸说什么事,说什么东西。实际上是我们知识的环境已经主宰或遮蔽了让真正我们直面这些生存性智慧。麻烦的是我们看不到生存性智慧,那些逻辑性知识已经在支配我们的生活,那些知识所得出的道理在支配我们的社会。我们回避这个事实。谁不知道走个后门!如果我的女儿不到民大来,我不知道民大有什么东西能把请动我来。不是我清高,也不是我高傲,你不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些其它东西在嘛?我们都是人,人为什么会这么做。我们不要简单的否定人的这些做法。有时候我们往往用装清高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实践。我们太匆忙的先行的给它做出了价值判断,说它是善、恶,好、不好、是、非,完了。其实我们做事情不是这样做的。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些东西。

第三,关于知识和智慧界分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我不相信生存性智慧社会能主宰这个世界,我也不相信知识性智慧能主宰这个是世界。但是很遗憾我们都在用知识的方式,通过小学、中学、大学,不断的让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哪怕是装都要装作有修养、有知识、有学问。我们都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真实的生活。我们的知识、学术研究、学习、教育越来脱离了我们的生命世界,脱离了我们真正的生命,脱离我们真正的感受。即使它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会先前就下结论,把对的都说成是错的,把错的说成是对的。我们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界分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无任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么匆忙的做价值判断,意识形态承诺,让我们直面我们的生活世界到底是如何的。不要说新疆人是很野蛮的,很凶的,西藏人是不讲规矩的,很多东西是知识性的东西告诉我们。假如你用同情心的理解,有时候会觉得这些东西特别荒唐。我第一次去内蒙是因为内蒙大学的校长请我去演讲。因为没有时间,我没有去草原。他们就请了几内蒙当地的人给我唱歌,然后我们一块聊天。他们讲的是酒樽已满,必须把它干掉,今夜不醉不欢;唱的是蓝蓝天的,白白的云,蓝天白云之下马儿在跑。我们在讲什么?我不知道我们的歌曲是什么,你听得到这些东西吗?你听不到。也许他们只是在歌唱中这么唱的,在生活中不是这样做。现在逻辑知识对我们现在日常生活的支配,对我们的主宰,对我们生活的真实扭曲,匆忙的给我们定来了太多的是非观,使我们看不到我们真正这样一个威斯塔法利亚体系世界当中所存在的弊端。如果用这样一套东西来支配我们未来的世界,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就像科学一样。我们今天的科学用什么创新、科技发展等等来描述。今天所有的灾难都是科学带来的,日本的海啸有什么可怕的,台风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没有核电的发展,有什么了不得。但是核电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是核电的泄露。今天的科学家想干什么?他们想用自己的方法把真空的层补足了,把二氧化氮埋在地下。但是发现不行,埋的太多了,爆炸了怎么办。学社会学的人一定知道默顿,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非意存的后果。我们为什么用核能,因为我们的能源有限。但是没有想到核能可以变成核武器,核武器可以变成伟大的炸弹。你们知道吗?再过五年十年意味着,任何一个恐怖分子都可以扛着肩扛式的,携带式的携带筒,就这么一个长的携带筒都可以发一个原子弹,把一个北京城摧毁。这就是科技的发展。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伦理规定的,但唯有一样东西是没有伦理规定的,这就是科学的生产。你想要当科学家,没有创新是不可以的。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意味着无限的把原有的科学知识向前推进,推进的结果是什么,不知道。这都是逻辑知识带来的后果。我的个人想法是我们回不到纯粹生存性智慧的世界,但我们今天恰恰面临的是逻辑知识型支配的世界。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是人。我们跟西方人不同,西方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世界,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死后是要跟上帝一起欢乐的人。我们是什么?中国人是熟人。中国人才是真正的把人当人看的。西方人不是,他不是简单的人,就是神,它们都要把他画成人样跟人一块玩。这就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根本的区别。不要简单的看西方人主宰的这三四百年,他们的逻辑知识对我们的影响或对未来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已经看到它负面的影响。我是想通过我的这项研究告诉诸位和未来的人,这样一种道德是危险的。

提问二(张海洋):您的讲座对我们的启发很大。但是我一下子还没有扭过来。我还是想您先回到逻辑知识,生存性智慧比较它们跟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生命哲学有什么关联?它跟咱们国家面对后现代转型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后现代对多样性给了特别高的价值,因此有点把生存智慧把知识下压一层的,推崇多样性的倾向。另外这个转型推出来有多难,或者说不转型会有什么后果?

答:谢谢张海洋老师的质疑和提问。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库朗热,他们都是我非常尊重的学者当中的一部分。他们的哲学,从哲学脉络上来讲是非理性的哲学,是反对理性的哲学,认为理性不是第一位的。因为卢梭等法国大革命的那批领袖人物认为人的理性可跟上帝比肩,他们要用人来替代上帝。他们认为如果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只需要把所有既有的法律全部消亡,通过我们的理性重新制定一个新的世界的规则,一个新的世界就诞生了。这就是说人的理性是无限的,我们把它叫做为利主义。在座的诸位如果有机会去巴黎,会发现巴黎大街上的树都是几何形状的,特怪异。但是弗洛伊德,尼采那些人却反对这种哲学,他们认为理性不是第一位的,弗洛伊德认为本能、力比多,尼采会认为希腊性的酒神精神,那些东西才是第一位的。当今的很多社会学家也会这样论证,比如法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也认为理性只是起到一种救济的作用。比如在座的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足球,大家知道足球中最大的惩罚是发点球,而且球放在那点,因为在那个地方百分子八十或九十的概率球是要进去的,守门员的反应是不够的。但是你们知道吗?足球世界里面没有一个足球教练会让他的球员都理性的把球传到那个位置才射门,有的时候甚至是零角度的射门。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说理性有时候只是一种救济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最先的作用。但是我讲的生存性智慧跟他们还不是一样的东西,也许出发点对的。他们认为理性是有限的、第二位的,但我并不是这么认为。他们这一批人,无任是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福柯,最后还是归与一个知性的时代。我觉得他们还是在首先在一个好和坏的基础上做事。我恰恰是从人本身出发,人第一位的东西是生存,离开了生存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或者说意义是降低的。但是有的人会跟我讲大道理,说没有理想关活着有什么意义。但是他没有想到人死了之后,理想还有什么意义。当然我今天讲的东西都不是后现代的,后现代是解构,认为这个知识是有问题的,但后现代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样是一个未来可能的方向。我认为未来的世界是让人更像人一样活着,至少不能像上帝一样的活着,冒充上帝一样活着的人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装得像上帝一样活着的办法是改造世界,建构世界。中国人有句老话是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大家不要以为这些话是说着玩的,是苟且偷生,多么庸俗,后面的崇高、庸俗都是我们给它的判断。我们首先是人,我们得面对这些问题才能知道逻辑性知识给人带来多大的扭曲。我们之所以犯一次性错误,要求每个人像雷锋一样无私为人民服务,都是因为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结果,而不是生存性智慧。当然我不是赞成生存性智慧的所有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们都是人。我还不能是说“存在即合理”,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面对的是这些生存性智慧,不能回避这些东西,不能简单的讲这些生存性智慧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太多的,四书五经、古典儒学都是文本性的。我为什么用living wisdom,living是活新鲜的生活,但是又有着历史勾连的留在我们的血液里。大家想想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战乱,1949年的各种运动,文化大革命的破旧四新,把所有的传统一件件的打掉。但在八十年代的初,我陪郑杭生先生到他的老家温州,发现温州人把他们祖先的墓修造的比自己家还好。大家以为我们传统断掉了吗?没有,这些传统就留在我们的血液里。这就是我讲的核心。

提问三:我看过一些贺雪峰研究农村的书,他提到一种现象说,当地的农民对于种什么总结出了一句话政府号召做什么,他们就不种什么。因为如果大量农民都种政府号召的那种农作物的时候,使农作物的价格降低,产多不一定收益多。当农民都不种政府号召的农作物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聪明的农民种一些政府号召的农作物来获益?如果生存性智慧不能适用于普世的而是具体的。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它能不能被总结出一种模式,使整个人类来通用?如果不能被总结成为一种模式,这种研究的价值又在哪?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对待生存性智慧和知识性智慧?我理解的和谐是追求一种普世的价值,但是你说的和谐会不会变成一种个人之间相互交错利益拼接成的模式?你说的生存性智慧会不会变成个人或社会的借口,回避社会所倡导的一些普世的价值观,最后变成一种文明的倒退?

答:贺雪峰他们做的一些农村的研究,得出的一些判断是有道理的。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当年中共历史上最好的宣传部长——朱和泽先生。他在到中央当宣传部长之前是在贵州省当省委书记。他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正好中国农村搞承包责任制,种粮食,当时中国缺粮。当时贵州省有几个县把他们的烟业都割掉,开始种粮食。然后省委的一些人下去考察,农民就告诉他们,粮食我们是种了,产量一般,但是我们人都病倒了。下去考察的人就不明白,种粮怎么就都病倒了。农民就告诉他们,这里人之所以宁可饿着也不种粮食,是因为这个地方瘴气太重,不种粮食会饿,不种烟叶会死人的。抽烟、喝酒、吃辣椒都是因为气候的原因,使得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北京为什么不吃辣椒?因为干。湖南、四川、云贵地区都吃辣椒,因为潮、阴。这当然就是一种生存性智慧,是跟环境生态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生存性智慧能不能做一种模式。如果没有模式就不具有研究价值?这种推断是没有依据的。人类学的研究都是做一个个的个案。但不要以为做个案、讲故事,水平就高。格尔兹之所以能够成为格尔兹,他做的研究就是爪哇小岛,几千人的生命,数百位的人类学家都去做研究,为什么都做不出来,他做的出来。原因是他不仅会讲他那个地方的故事,而且他能讲出一番道理来。这种道理某种意义上不是普世的,但是一般的,是可以被别人模仿的。这是人类学研究的精华之所在。现在很多人认为人类学研究就是讲故事,要说讲故事老农讲的可能比人类学家好,只是他们可能不认字,不能把故事形成文字。人类学研究的价值在于有可能提出普世性的真理,还有可能形成一般性的东西。比如说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原有的地方性知识表面上可能接受你,内在却没有接受你。这就是一般性的东西。如果你看过《地方性知识》,知道里面的故事,就会发现讲的故事有它的道理。第三,关于借口的问题,生存性智慧是不是对基本标准或普遍性道德实行不了的一种借口。借口本身就是一种判断,我们会觉得它是贬义的。实际上不是的。也许我们把人的标准定的太高了,定的非人化了。我们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雷锋,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自利的,我们有可能在不伤害别人的过程中而自利,甚至有可能伤害到别人。要害还是那两个字,生存。没有生存,无所谓,什么共产主义理想,明天就可以实行。有生存就不一样,凭什么我就跟你不一样。一定要记住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一定不能自然科学化,不能把人当做非人来对待,更重要的是不能把人当成上帝来对待,当做圣人来对待。中国的文明之所以能延长五千年,西方再怎么灿烂、辉煌的文明,罗马、古希腊、土耳其都垮掉了。为什么?他们不把人当人。中国人把人当人,我们活下了。当然不是说存在就说好,不是,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东西。

提问四:您的生存性智慧的思考的出发点,如果在个人和社会这对矛盾体进行选择的话时个人,是个人,而不是社会。而这里的个人并不是假设中的个人,而是实践中的个人。这种实践中的个人并不是思考着朋友的个人,还是思考着本人需要的个人?不知道这样理解您的演讲是否正确?

答:这位同学还是读过一些西方的学。这就是今天中国思想的基本描写,什么左派、右派,这些都很荒唐。我正在写一篇很大的批判性的文章。讲个人不着边际,讲左派不着边际。为什么?中国人决定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举例来说,中国的中医,我们都没有学过,但肯定都听过。西医是什么呢?37度,回去;38度,吃药;39度,打针;超过39度怎么办,急救室。西方是把人当类,不把人当个人的。不要以为西方是个人主义的,原子论的,在对待生命的时候是把人当类来看待的。中国不是。中医里每个38是不一样的,你的38度跟别人的38度是不一样的,开的处方也是不一样的。中医把把你当个体来对单,把你当人来对待,西方把你当类来对待。中医恰恰体现了中国哲学微妙的之处。中医不是简单的看你,你是咽喉发炎导致的热,中医说这是整体的问题,整体来解决个人呢的问题。我建议大家读社群主义的领袖之一——查理斯·泰勒的文章,虽然他自己不承认他是社群主义,他同时批判自由主义,以及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个人和集体,原子论和整体论之间不能化等号的。强调个人一定就是原子论,它有可能是整体论,强调集体的未必就是反个体的,它有可能就是整体论。在西方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在中国就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们有整体认通,但是同时在很多问题上我们是非常个体的,中国人不是讲不讲个体的。所以不能把我讲的生存性智慧简单的归结为从个人出发对社会的否定。比如温州人有温州人的生存性智慧,它和西北人的生存性智慧是不同的,这两者是不可比的。我们说上海人很精于计算,北方人很大方,汉人讲的少数民族都是非常豪迈、激情、生态,这里面有一些概括,不是这么简单的从个人出发或从社会。我将生存性智慧恰恰是要超越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个人与集体、左和右。

提问五:每个文化系统应该有自己不同的生存性或生存性的智慧。在您看来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或社会的人,人如何之所以为人?在生存性智慧和知识性智慧,伦理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你这个问题不简单的。人之所以为人,所有的诠释和叙述都是道义的。如果你观察一个真正的的生活,你会很纳闷,为什么他(她)会这么做事。无任是到哪个少数民族地方去,到贵州去,认真的观察他们不同族群的关系,处理问题的方式。哪怕是到汉族地区,不同的地域,你会觉得奇怪。人之所为人,有很多人试图解释。马克思说,因为人会劳动。哈贝马斯说,人不仅会劳动,还会反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觉得核心是,服从理论本身的诠释重要,还是就是对人本身存在的意义重要。你可以做很多个案的研究,比如对健康的人,做一个问卷调查。拿同样的问卷去问得了癌症的人,他们知道自己三年五年就死掉,得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就是癌症病人,2003年我得了喉癌,你去问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些道理很苍白,是没有意义的,觉得你滑稽。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采取一种理念先行的方式来对待,理性先行的方式都是我们受教育的结果,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我们都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都应该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就不是共产党员,因为它要为共产主义献身,我做不了。第二,关于这些东西跟伦理是什么关系,这个很重要,但是这是后话。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伦理、规范、道德,否则就乱套。麻烦的是我们到底是用人的伦理、规范来看人的生活,还是首先忘掉人的生活本身,还是承认人的生活,觉得人的伦理规范到低有多少价值。我们现在首先是看人的伦理、规范、道德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看人的生活好坏。不是这样的。掉过头来看,我们看到人的生活就应该是那样的。你给它规定的那些伦理可能本身有问题。我们不检讨论伦理本身,恰恰用伦理本身来限定人。这跟用逻辑的知识宰制,生活的宰制,世界的宰制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最重要的核心不是它创造了民主国家、主权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后来的民主制度,它们用逻辑知识、理性知识宰制了这个世界。但是风险社会的来临确是这种逻辑性知识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它们是这种知识的后果。

(录音/整理: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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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校友回家同庆华诞 贺春华秋实共叙深情

——我院举办校友交流会喜迎建校60周年

党总支办公室

春华秋实时光荏苒,甲子轮回桃李芬芳。616日下午,我院喜迎建校60周年校友交流会在文华楼1304成功举办。学院新老教师代表、83级至06级杰出校友代表、在校优秀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叙师生深情厚谊,抒发爱院荣校情怀。这是我院60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生动写照,是我院60年来教学育人桃李芬芳的硕果缩影,也是对学校60华诞的最高献礼。

交流会由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刘明新主持。副院长丁宏、戴成萍,著名教授马启成、王庆仁,白振生、徐万邦等一批老教师以及部分青年教师首先代表学院对百忙之中回校参加建校60周年庆典以及交流会的各位校友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感谢。已经在诸多社会领域和工作岗位上取得卓著成就的院友代表们纷纷畅谈了求学经历、师生厚谊的宝贵回忆,抒发了爱院荣校、励志成材的母校情怀,寄予了学校建设、学院发展以诚挚的祝福和期望。交流会不仅生动地反映了学校和学院过去取得的辉煌成就,更昭示和鞭策着全院师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努力共同创造和抒写下一个甲子的华章


见证亲密

——记北京和承德带藏字石碑和藏式建筑

舒乙

戴成萍(中央名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主持人)

舒乙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舒乙先生五十年代留学于苏联,后来一直从事艺术方面相关的工作,目前舒乙先生除文史馆的工作外还致力于北京市文物的保护工作,对北京的老习俗、老文化进行保护,每年的“两会”期间,舒乙先生都在呼吁保护北京的传统文化。比较有名的就是位于北京的隋唐时期的“高速公路”——隋唐大运河的保护,另外就是对于北京传统的胡同和四合院的保护。近来一段时间,舒乙先生又开始关注北京藏式建筑的保护工作。通过舒乙先生的调查,向中央领导人递交报告,使中央开始关注在京藏式建筑的情况,所以国家下拨“巨款”保护于此相关的建筑。

舒乙(中央文史馆馆员,曾任中国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主讲人)

我是由2007年起被温总理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央文史馆到目前为止已经存在了60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发起的一个高级机构,这个机构在没有人大、政协的情况下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当时社会上有一批著名的学者,著名的社会贤达被毛主席和周总理请到中央文史馆作馆员,替政府起草一些东西,修改一些法律、条款等,也出一些主意。第一批馆员是一批特别有名的人,比如陈寅恪、柳亚子、齐白石、沈尹默,还有一些过去历届总理、副总理、部长、总长,那样一些有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的老先生,都是长胡子的,年纪都在70、80、90、100的,毛主席那时候是非常敬老的,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一机构。这一机构在文革的时候停止活动,后来由于人大、政协等相关机构的相继成立,这个机构的作用也不大了,所以在社会上根本不知道国务院还有中央文史馆,还有参事室。近来温总理又重新将这两个组织加以完善,新聘请了一批学者进入中央文史馆,中央文史馆的馆员也依然是50位。我是2007年加入的,2008年是王蒙先生,2009年,2010年也新添了几位老先生,有任继愈先生,有饶宗颐先生,今年又加入了汤一介先生、戴彝先生。中央文史馆的馆员负责向国家提一些战略性的建议,它比政协更为厉害就在于中央文史馆的提案在当天晚上就能出现在总理的桌子上,总理能够立即做出重要的批示。所以现在它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高级的参谋机构,出主意的机构,提批评的机构,提建议的机构。大部分是社科、文史方面的。温总理说如果他遇到科学方面的事问科学院,问到工程方面的事问工程院,遇到文史方面的事问文史馆。我在近几年里提的若干的建议,有很多建议都得到了中央的批示。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课题,就是去年我自己开始调查的一个北京的东西,

大家知道北京是六朝古都,作为首都已经有800年的历史,在这之前重要的古都有西安、开封、洛阳、南京。北京是800年前开始成为首都,历经辽、金、元、明、清、中华民国。北京在作为首都的800年历史中留下了很多文物,我对其中的一类文物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那就是我在北京9座清代皇家园林发现了15块巨大的皇帝的石碑,清代皇帝的石碑非常有趣,是四方的,一般的石碑是矩形的,而清代皇帝的石碑是方形的,而且非常巨大,是由整块石头制作的。每面大概有1.2米—1.5米,甚至还有2米的,每一面都是四方的,看上去有3、4米高,用四种文字刻上去。大概清朝的时候不认为中国由56个民族,他们当时认为中国只有4个民族最重要,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所以皇帝每一篇重要的论文、每一首诗歌、每一项重要的指示用四种文字刻在一块石头上,每一面刻一种文字。我当时非常惊讶于距离西藏这么远的北京竟有如此之多的刻有西藏文的石碑,于是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发现15块这样的石碑。在这15块石碑中有6块石碑内容是涉藏的,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信息。这些石碑起码有250年的历史,跟西藏有关系并且是位于北京,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石碑包含了巨大的现实意义。在仔细考察之后发现这些石碑的内容极为重要。下面我为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我在香山游览区靠近里面,一般游人不大去的地方,有一座非常大的庙的遗址,这座庙叫做昭庙。完全是一片废墟,是被英法联军烧的。大家都知道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但是不知道同时烧了香山、颐和园、玉泉山,三山五园基本都烧了,这件事大概不是老北京人是不知道的,因为火烧圆明园太有名了。就这样昭庙成为了一片废墟,在这片废墟中,就矗立着一块刚才提到的那种巨大的石碑,叫做昭庙六韵,上面刻有六句诗文,是乾隆皇帝所作。虽然其他几个文种我不了解,但是根据汉文还是知道上面到底写了什么。我发现在这座碑的周围有非常好的柱基,说明这座碑曾经是有御碑亭的,不过已经被烧掉了。碑亭虽然烧掉了,但石头是烧不掉的。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它屹立在那里,内容依然十分清晰。我发现上面的内容十分的重要,大家都知道乾隆爱写诗,光是香山一个地方就写过1000多首,这座碑上的诗就是其中一首。乾隆的祖父是康熙皇帝,康熙在位61年,虽然乾隆继位时已经不是少年,但是他在即位60年后宣布退位,传位于皇子,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想超越他的祖父,这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乾隆是比较长寿的,总共活到了83岁,他在建造昭庙的时候已经70岁了。这个时候西藏的宗教领袖有两位,前藏是达赖,后藏是班禅。乾隆70高龄的时候,后藏的领袖是六世班禅,前藏当时是八世达赖,但是八世达赖年纪还小,这个小活佛当时只有8岁,所以小活佛就拜后藏的六世班禅为师,所以实际上整个西藏的领袖是后藏的六世班禅。当时这位六世班禅与中央政权的关系非常好,他反对英国干涉西藏的内政,是一个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上书给乾隆皇帝请求在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时候到北京为乾隆祝寿。乾隆接到奏折之后十分的高兴,马上下旨批准。于是六世班禅带了3000人走了一年零一个月到达北京,这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乾隆为班禅建了两座庙,一座在承德,一座在北京。大家知道承德是北京的陪都,夏天皇帝一定要到承德去办公,而不是到颐和园和圆明园。现在承德距离北京车程2.5小时,当时要走上七天七夜,这实际上是种拉练,故意让他的军队、大臣们受罪,风餐露宿到承德去,到那里去训练自己的部队、打猎。所以在那个地方建了非常好的皇宫叫避暑山庄,这是康熙皇帝做的,在避暑山庄外面建了非常多的喇嘛庙。我看资料每个皇帝夏天在承德住4个月,其他的时间有6个月住圆明园,真正住在紫禁城的时间只有1个多月。乾隆皇帝预计六世班禅到的时候是夏天,他自己可能在承德,所以在承德为他建了一座非常好的喇嘛庙,另外在北京香山也建造一座非常好的喇嘛庙,这座庙就是香山的昭庙。同时修安定门外的黄寺。当时黄寺分东黄寺,西黄寺,其实从明朝开始安定门外就有东黄寺、西黄寺,面积极大,住了上千的喇嘛。乾隆就下旨在西黄寺建房子,让六世班禅在北京的时候住在那里,同时到香山昭庙里面避暑。除此之外,乾隆非常雄才大略,用一年零六个月学习了藏语,目的是班禅到北京之后乾隆用藏语与他对话,这对于西藏领袖来说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等六世达赖到达北京之后,乾隆对他待若上宾,是乾隆七十大寿的主宾,请他带领其他的贵宾演讲、主持各种仪式等等,待他非常友好,当然六世班禅也非常高兴。

下面接着说昭庙,这座昭庙非常的漂亮,是纯藏式的建筑,回字形的结构,周围是一圈三层的房子,在中间建一个大殿也是三层的,大殿的顶是四坡的金顶,用黄金一万五千两建造,太阳照上去金碧辉煌。他带着六世班禅开光并招待他住下休息,并请六世班禅行开光之礼。乾隆皇帝在高兴之余写了一首诗,就是昭庙六韵。把这首诗用四种文字刻在了一块很大的石碑上,朝南的是汉文,朝北边的满文,朝东边的是蒙古文,朝西边的是西藏文。乾隆写诗很有趣,他怕别人看不懂还做了很多的注解,注解的字刻得比较小,原诗的字比较大,所以既有大字也有小字,还可以看注解。乾隆选择的这块石头肯定也是特别好的,经历风吹日晒差不多250多年,期间又经历了英法联军的破环,依旧完好无缺。特别是其内容,尤为重要,最后两句诗是这样的,“雪山和震旦,一列普修迦”,“雪山”指西藏,“震旦”指中国,“一列”就是统一在一块,“普修”就是在一块云彩下被庇荫、被保护,“迦”就是合好的意思。旁边的注解内容就是乾隆非常感谢六世班禅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为他祝寿,因此在承德为他建一座庙,在香山为他建一座庙,以显示中华之兴黄教也。这些内容我觉得太重要了,重要之处就在于以下方面。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年奥运会火炬传递的事件,当火炬传到德国,许多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到过西藏的德国年轻人冲进队伍里面抢奥运火炬,破坏北京奥运会的举行,他们还喊口号,打旗帜,口号和旗帜的内容是主张西藏独立,为此中国同胞大为光火,火炬传递也变得很难往下进行了。更糟的是由于德国青年的带头,法国的青年,英国的青年也都参与其中,使局面变得非常为难。其实这也有办法解决,比如将昭庙重新修好,让类似于德国青年的那些无知的人们到这里来看一看,他们就会知道在很早以前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的领袖就与中央政权的领导亲如兄弟。因此,昭庙的这块石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在少数的藏独、疆独分子闹事以后,中央采取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严厉的军事镇压,第二个办法就是拼命的“给钱”,即发展经济,提高民生。但是有一部分西藏同胞更愿意维持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拒绝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中央采取的这两个办法虽然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那便是民心难收。在这么大的冲突之后,它的余震很厉害,失去的民心很难回来,总有一部分人心里不舒服。所以政府不停的发社论,不停的作报告,不停地举办学习班,不停地举办培训班,就是为了做思想工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要让他们亲眼看看这些石碑,他们就会明白独立这样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这才是置心的办法。这样刻有藏文的石碑北京有15块,其中有6块内容与西藏有关。其中有一块内容非常重要,它就位于雍和宫。雍和宫是北京城现存的最大的喇嘛庙,是雍正皇帝登基之前住的官邸,后来他当皇帝之后这里就成为了所谓的潜龙邸不能作其他用途,于是被改造成了喇嘛庙,叫雍和宫。进入雍和宫的第二进就有一个巨大的御碑亭,里面就有前面提到的那种巨大的石碑,是四方的。这个碑很大很高,北边刻的是汉文,南边刻的是满文,东西两面分别刻的是蒙古文和西藏文。我看到北面的汉文密密麻麻的刻的是一大篇论文,正文1000多字,加上注解大概有3000多字,另外三面用相应文字翻译后刻上的。汉文的题目叫《喇嘛说》,就是讲喇嘛教的历史、喇嘛教的起源、喇嘛教的作用、喇嘛教的一切。这是康熙皇帝的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与西藏有关的,其中他老人家泄漏了天机,说他爷爷康熙皇帝用喇嘛教平定了蒙古诸部,我所说的“泄漏天机”就是指这一内容。在过去中国的北方,就是现在长城以北的地区居住的都是少数民族。北方的少数民族都非常强悍,在中国历史上与中原王朝多有冲突,其实这实际反映的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冲突,最明显的就是明朝时期。现如今出了市区往北边走,像是昌平、怀柔,密云,延庆这些不太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大量的长城,而且长城不只一道,而是很多道,全部是明朝的,与修长城的秦始皇没有半点关系。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明朝最大的敌人是蒙古人,蒙古不断地进犯北京,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俘虏了明朝的皇帝明英宗。

道理很简单,元朝时是蒙古人族统治中国,建都北京,蒙古族统治的年份不长,主要因为民族政策不好,压迫汉人,于是在一百多年后被一个安徽的农民给推翻了,这个农民就是朱元璋。他率领军队推翻了元朝,建立的明王朝,都城在南京。他率两员大将常遇春、徐达北上一路攻打到北京,而元朝末代皇帝退回蒙古,没有消灭蒙古的有生力量,而蒙古回过头来又不断地骚扰明王朝。明朝第三任皇帝明成祖朱棣即位建都北京后,蒙古人更是不断侵犯边境,可以说整个明王朝都是在和蒙古人对抗。这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清代进关的皇帝是顺治皇帝,接下来就是康熙皇帝,他身在北京感觉到“腹背受敌”,“腹”——汉人,“背”——蒙古人。但康熙认为汉族不足为惧,因为汉族文明高度发达,但打仗不行。所以康熙皇帝发明了一个很好的政策,“统一战线”,把汉人,特别是上层的汉人团结的非常好。所以对清朝来说,“腹敌”基本已不存在了,关键在于“背后”的蒙古族,他们与满族同为少数民族,同样强悍、同样骑马、同样射箭、同样打游击的民族,非常厉害,是心头大患。当时蒙古族分成三个部,内蒙、外蒙和新疆,当时新疆维吾尔人的势力并不大,几乎都是蒙古人说的算,而且非常强悍,强悍到了南下打青海、打西藏,把西藏王的势力推翻自己成为西藏王。为彻底解决掉这一心腹大患,康熙皇帝想到了非常绝妙的一招,让西藏著名的活佛将西藏的喇嘛教即藏传佛教传播到蒙古三个部(内蒙、外蒙、新疆),传给蒙古的普通民众信奉。在此之前,蒙古的普通民众信奉的基本上是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多神崇拜的宗教,藏传佛教只在蒙古族上层之间传播,而一般平民不信。康熙皇帝把黄教格鲁派传到蒙古,非常有效。因为假如家里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就得当喇嘛;假如家里有两个儿子,那么其中有一个儿子就必须得去当喇嘛。当喇嘛就不能结婚,不结婚就不能生子,有生力量锐减,特别是蒙古部队就这样不费一兵一镞就消灭了。所以乾隆泄漏了天机,即“康熙用喇嘛教平定了蒙古诸部”。大家知道外蒙古独立很早,十月革命之后外蒙跟着就独立了,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因为同样是共产党执政,所以只好承认它的独立,当时外蒙古只有40万人,这意味着基本没什么人,更不要提军队了,这就是康熙帝这一政策的成果。康熙皇帝的画像很瘦,但是他身体极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活着的儿子二十多,活着的公主四十多。康熙帝将自己的公主都嫁给蒙古王爷,与蒙古族联姻成为一家人,就这两个做法,就与蒙古族的关系亲如兄弟,北方的危机完全解决了。

关于西藏领袖接班人的问题在雍和宫的碑上也有所记载,达赖班禅是不准结婚的,那么他们就没有子嗣,但是他们有另外一项制度,就是转世灵童制度。乾隆皇帝在石碑中写到他认为转世灵童完全是迷信,他并不相信,但是他尊重他们的习俗。即便如此,乾隆皇帝还是要对转世灵童制度进行改革。因为当时的西藏有许多贵族,他们找到一个转世童并把他扶植成达赖或班禅,当灵童长大后就服从于这个贵族的家族的利益,这非常的不公平。乾隆皇帝采取的改革措施就是金瓶掣签,当老喇嘛圆寂后,按照他面朝的方向去寻找在其圆寂那天出生的男孩子。这样的孩子可能还不只一个,将他们聚集到一起,在金质的瓶子里放上签子让他们抽取,并由中央派的驻藏大臣进行监督,抽取结果报由中央批准。这里还讲到了很多西藏方面的事,比如对待西藏上层社会的人奖惩分明,对于违法乱纪的人,就地正法,格杀勿论,但是如果你对我好,我加倍对你好等等。所以那块碑是非常重要的。

六世班禅在北京活动了大概两个月,由夏天到夏末,乾隆皇帝非常好心的建议班禅种牛痘,北京当时有非常严重的天花,天花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艾滋和SARS。康熙皇帝小的时候也得过天花,但是他非常的幸运没有死,他被隔离在福佑寺里,当时他才6岁。但是康熙皇帝很棒的地方在于他跟传教士学会了种牛痘这种预防天花的方法,因为当时西方传教士大量地涌入中国,而且向康熙皇帝传授当时已经兴起的现代科学,其中包括医学、解剖学等等。康熙皇帝在位时向大臣及普通百姓推广这一方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乾隆皇帝因此建议六世班禅也种牛痘以预防天花,但是六世班禅没有接受,于是在两个月后圆寂在北京,就是因为天花。乾隆皇帝非常着急,曾三次到西皇寺亲自看望他,送皮袄,画画作诗等祈祷他早日康复。同时乾隆皇帝也害怕极了,六世班禅不远万里来到北京为他祝寿最后却圆寂于此,无法向西藏民众交代。于是乾隆皇帝在他圆寂后又三次到这里悼念他,并下了很多道旨指导处理后事,并且派儿子大臣护送班禅的遗体回西藏。然后又在西黄寺为他修建了特别漂亮的衣冠冢,这个衣冠冢是印度式的五塔形式。中间是一座大塔,周边是四座小塔,全部修建在台座上。五塔是随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因此中国有为数不少的五塔,北京大概有四座,最大的在动物园后面的五塔寺,现在改名为首都石刻博物馆,香山有座碧云寺,里面有座五塔,还有一座在玉泉山,远远的就能望见,再就是西黄寺这座六世班禅的衣冠冢。虽然六世班禅的这座五塔衣冠冢最小,但是这座五塔是世界上最好的五塔,因为是皇帝亲自下命令建造,用的是高贵原料,精彩的设计,精湛的技术建造的,现在并不开放。这座五塔异常精美,五塔中间是由八幅画组成的连环画,内容是佛祖一生的八个阶段,每幅大概有两米长左右,但不太高,有一百多个人物,每个人物的头有乒乓球那么大,但是非常精细。这也许就是清静化成塔,同时也是我们民族间和睦的象征,一个美丽的故事。在这座塔前面有两块碑,是乾隆皇帝画给他的画,刻在了碑上,还有诗,用四种文字刻在碑上。

在北海的后面,北海北岸有两样著名的东西,五龙亭和九龙壁,一般人都会知道。其实在北岸一共有五个皇帝的喇嘛庙,一般人可能只知道那里有很多古建筑,但是却并不知道那确切是什么。五个皇帝的喇嘛庙说明清朝的皇帝根本不发展汉佛教,就发展喇嘛教,所以在皇家园林里全部都建的是喇嘛庙。其中有一个庙,禅菩寺,禅菩寺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大的琉璃阁南边,九龙壁北边有一个七佛塔,不对外开放。六世班禅送给乾隆皇帝一个七佛图,六世班禅圆寂后,乾隆皇帝将这七佛图拿出来却看不懂,他身边也没有能够看懂的人。后来有一个统帅蒙古军队喇嘛教的活佛,叫章嘉活佛,乾隆向他请教,他告诉乾隆这七佛图绘的是印度的七个佛,释迦摩尼佛是第七个的佛,在他之前还有六个佛比他大,并告诉他出于什么经典,于是乾隆命人选了七块特别好的石头,将七佛图以阴文刻于其上,再加上一块说明何为七佛的碑,围城一个八角状的塔,这最后一块碑将这七个佛的父亲,母亲,什么种族,什么地方,他的孩子,大弟子,二弟子等等。由于这个七佛塔比较矮,容易受到破坏,所以作为国家高级的艺术品目前并不对外开放,他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都是非常巨大的。

北海的后面有三个门是开着的,东边的是北海幼儿园,中间的是静心斋,是北海的园中园,西边的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七佛塔和琉璃阁都在文物研究所的院里。这15块碑文中还有其他的内容,我曾经写过很长的文章。文章写完后曾经给替他学者朗诵过。其中有一位我的挚友,罗哲文先生。罗哲文先生是我国第一任文物研究所所长,现在是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也是中国文物协会名誉会长,他听完我对这15块石碑的描述后说,原来他虽然知道这15块石碑的存在,但是并不知道这15块石碑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讲这个事情是说看东西要从特定角度去切入、去认识它们的价值。由此我得到启示,开始考察这些废墟的原貌,发现他们全部是藏式建筑。这让我非常惊讶,也非常兴奋。想不到在距离西藏如此之远的北京,在皇家园林中竟然有如此之多的藏式建筑。当中最大的一处是颐和园后山,那里一片废墟,这是因为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颐和园之后慈禧没有地方避暑,慈禧想要重修圆明园,无奈由于资金不够,只能作罢。于是慈禧决定重修小一点的颐和园,修建需要大量的财产,加上这个时候的中国由于要支付巨大赔款,国库根本无力承担,最后出现了历史上留了很著名的故事就是她挪用了练海军的钱修了颐和园。但是修了前山没修后山,后山从东到西全部是藏式建筑,而这些藏式建筑就是乾隆时期建的皇家喇嘛庙。藏式建筑有较多特点,表明上看跟汉式建筑差不多,但是有特点,第一个它的窗户是梯形的,而且根本打不开,另外房脊上立有小塔,一三五不等,有的房子是做成藏式的碉堡,顶是平的,有一个小的女儿墙。第二个是西藏的塔,藏式的塔上面是一圈圈的法轮,下面是覆钵。现在颐和园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北京有六个,颐和园、天坛、故宫、八达岭、十三陵、周口店。

我将调查结果写成了两篇文章分别是关于北京的藏式建筑和15块涉藏的石碑,这两篇文章在七五事件期间全文刊发在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上,题目为《见证亲密》,胡锦涛总书记在看过该文章后批示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和市长郭金龙认真研究舒乙先生关于如何保护利用这些珍贵的文物的建议。有关领导在充分认真的调研后,下拨了大量的经费修葺这些建筑,保护这些伟大的石碑。目前,无论是北海还是香山昭庙,还是北海北岸,这些北京的藏式建筑都在紧张的施工修复当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北京就将出现一大批精彩之至的藏式建筑。随后我又先后两次去往承德,又发现了大概20块石碑,其中有大量的涉藏的、涉疆的、涉蒙的石碑,有很多内容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具有巨大的文物价值,同时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于是又写了一篇文章,建议承德找准自己的文化定位。以前承德基本仿效南方扬州、常州、苏州等地的规划模式,但取得的效果并不好。我建议承德应当定位在中华民族团结和谐的象征这一点上。目前看来,避暑山庄具有的文物意义较大,但是外八庙则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它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团结的象征。所谓外八庙就是在北京之外的承德,围绕着避暑山庄建立的八个庙, 这八座庙中有克隆前藏的布达拉宫、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新疆伊犁的最大的喇嘛庙——安远庙(又叫伊犁庙)、天坛祈年殿,还有为六世班禅建的行宫,意义极为重大。这些庙内的壁画、佛像等等至今保存的都比较完好,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好的修缮和保护,已经有些残破。,应当好好修缮。另外承德应做出新的规划,将北京、承德、北戴河连成一个铁三角,通高速、铁路、建机场,将承德变成是开全国统战会议、民族团结会议,劳动模范表彰会、教师休养的圣地,而且要成为国际首脑会议的会展中心。我的这些建议上报到中央后,国家财政部长当天就批示六亿给承德用于历史建筑及文物的保护。最后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善于发现北京及周边有价值文物,从统一战线、民族团结、宗教发展等角度挖掘其背后的深刻意义,为国家做出有意义的事。

提问和回答:

提问(潘守永):我想老北京城不仅应该包括古代的,也应该包括清末向现代过渡这个时期的一些建筑,以我们学校为例,目前大概有10座建筑被保留下来,这个建筑也是由梁思成先生特别设计的,现在由于种种压力保护很困难,是不是能请舒乙先生再写一篇文章;另外一点是关于民族关系的,在这方面诚如您所讲的清代有乾隆皇帝,新中国时期也有毛主席先后十六次接见我校师生代表,那么在当代从中央的角度应该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

:这位老师提出的问题非常好,从我们刚才讲到的石碑等例子中可以看出来历史上有作为英明的皇帝都在民族团结上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让我想起了毛主席和其他当时的国家领导曾经碰到老舍先生并与其交谈,老舍很惊讶这些领导人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知识,他们对于满族的了解甚至超过老舍先生这位满族人。当时毛主席曾提到他最崇拜的人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原因有两点,其一,现代中国的版图是康熙皇帝奠定的;其二康熙皇帝对待民族关系的方法为统一战线思想提供了启发。毛主席还曾经说满族是中华民族中很优秀的一支民族,并向老舍先生讲了很多清朝皇帝的事情。这些主要来源于外国传教士的回忆录,因此在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上,第一代的领导人往往具有高屋建瓴的眼光,这方面现代领导人应当好好的学习。其中民院在这方面应当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向领导人提出建议、忠告、有积极意义的想法等等,这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向前发展,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团结、兴旺发达。我想这是民族大学很重要的作用和责任。

(录音/整理:张琦)

 

本期主编:龚方  陆海琴  罗红波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