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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1期学术通讯

作者:学院(党委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5-03-07 浏览(2671)

学术论坛

科技考古的新进展

王昌燧

肖小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持人)

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科技考古第一人——王昌燧老师,王老师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教授、学科带头人并多次获得过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各种基金的支持,是中国科技考古研究方向的首席科学家。王老师现在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有动物考古、陶瓷生物考古。听王老师的讲座我们可以从很高的视点来看中国科技考古领域中的新的思潮,新的观点和视野。我们现在欢迎王老师给我们开讲。

王昌燧(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讲人)

我想首先介绍一下科技考古学,很多人会觉得怪怪的有了考古学,为什么还要有科技考古学?我曾经给科技考古学下过定义,就是利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方法和理论,来探讨古代的实物遗存,从中攫取丰富的潜信息。所谓的潜信息,就是人类肉眼无法直接看到的信息。再结合考古学和其他科学的办法,去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定义来看,科技考古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是一样的,只是方法上有所不同。现在看来两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考古学本身就是利用各种方法来研究古代社会。只不过是因为考古学放在了文科,在国际上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总体上是偏向文科的。随着科学的进步,考古学各个领域都要用到科技的办法,科技考古学前辈说过科技考古学在考古学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能得到应用。既然科技考古学在作为一个学科看,中国的环境决定的不能成为一个学科就很难培养学科,也就很难在学术界立足,所以我们要探讨一下它的研究方法。我曾经考虑过这样一个方法,我们要探索古代社会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就像解一个方程,这个方程是一个多解方程。仅仅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解答的话,很可能是无解方程,但是如果把考古资料很好的应用,就有可能得到唯一解。这个方法很抽象不好理解,我举一个具体例子,比如农业考古就很红火,研究的是驯化动物的起源。我曾经有一个文科学生提出一个观点,研究驯化动物起源一般人都说很简单,有动物考古学,这一点社科院很不错,可以很好的区分驯化动物和野生动物,但是如果当你看到不一样,驯化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开始驯化之初怎么去研究,如果我利用自然科学来做,也做不出来嘛。我们文科的同学提出的方法就有效,可以用亲子鉴定方法比较简单,如果发现有祖孙三代关系,就是驯化的结果。这思路很好,但是做起来有困难。我从另一个方面是已经做成功的,就是利用食谱来做,驯化动物与野生动物在人的食谱不一样。驯化动物的食谱与人是有联系,而野生动物是没有联系的。我们现在要学会怎么充分有效的利用考古资料,我们现在总体利用不够。现在科技考古和考古学家合作,往往停留在考古学家提供样品,我们分析,然后得出结论,最后联合发表。我非常希望考古学家提出异议,和科技考古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讨论,总会寻找到一个共同认可的结论,这才可能是真正的科技考古。否则还只是停留在自然科技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谈不到密切的合作。我们重视的是用科技考古解决考古学中的问题,而国外利用考古学方法本身,这个我们不详细讲。

讲到考古学,第一重要的是年代学,不知道年代,一切都无从谈起。有人讲遗物都是在时空之间的,除了时间还有空间。我原先是比较早做地域考古,也就是原料的产地来源。后来环境考古起来了,大家越来越重视,我就比较郁闷。后来我发现没有必要郁闷,现在考古空间都很清楚,甚至高度都清楚,GIS技术应用的非常广泛。年代必须用自然科学方法去分析,可惜我是不做年代学的,现在想做,才刚刚开始做。年代学近些年有一些进展,第一个就是所谓系列样品数据的统计处理,正是利用这种方法才解决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这个日期。它主要是强调单靠一个样品做,可能误差很大;但是如果知道一个样品序列,并且在有限的时间段里面,利用这样的方法再用树木年轮校正误差就会小得多,在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重要进展就是自然层含碳物质的碳十四测年,这个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好,只能说才刚刚开始,在农业考古的时候至关重要,下一个就是光释光测年,可以弥补碳十四的不足,国际上始终认为它的精度超过碳十四,但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碳十四有树木年轮校正。这个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时代可以测的更久远些。下一个是表面释光,这个可以做石器表面的释光,我们可以用来做玉器测年。后来发现不行,释光样品是不能见光的,我觉得这个方法好但是没有实用价值。过了两年我发现这个方法有用,因为我们发掘的时候是一层一层发掘,发现了石器玉器,可以把它反面包起来,照样可以测年。其他测年方法比较有名的就是铝铍法,做了周口店的测年,把它提前到了76万年,这个方法越来越完善了,将来可能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好方法。

我们下面讲陶瓷考古,这个我做的比较多,也比较熟悉。李家治先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一书对陶瓷考古做了很好的梳理,勾画了一个很好的框架,是陶瓷考古的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我和李先生合作五年,在合作过程发现了一些基本的问题。首先是古陶瓷定义问题,大家讨论了半天发现定义不清。因为原有定义没有从根本的物理化学过程中去定义,为此我给了陶瓷一个定义,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陶器烧制的过程中,首先是吸附水的失却,接下去是结晶水的失却,最后是400℃以上结构水失却。结构水原来不是水,是硅酸盐结构打破以后氢和氧结合构成的水,这种水一旦失却是一个不可逆的反应。这个反应到600700结束。所以我认为陶器是烧成温度600以上的器皿。对古人而言他们是不了解这个概念的,我们可以放宽这个概念,因为400以下还是土,而400以上对古人来说就是陶器。

对于瓷器就更加复杂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最近才理出头绪。原先青瓷的定义是李家治先生测了浙江上虞的样品,发现其烧成温度达到了1310℃,铁的含量只有1.64﹪。我觉得不能通过测试一个数据来定义,至少应该测试一个工艺来定义。以前的工艺水平比较低,现在的工艺水平高了,高表现在了哪里。他说以前水平低,现在高了100。我发现现在确实高了100,但是再查下去就发现了问题,上虞的居然是整个历史上的最高点。元明清也没有这么高,拿一个最高点来定义青瓷,逻辑上是不通的。但是这样一个定义,陶瓷科学界直到现在都是认可。所以很多东西仔细推敲,还是有问题的。我们重新给青瓷下一个定义,一共有三个方面:一必须是高岭土;二必须有高温釉;三是温度1150以上,这个可以商榷。因为1100是釉形成的温度,而且西方古代达不到这个温度。他们前些年讨论玻璃的温度,通过检测杂质判断其形成温度,他们说有12001300,我认为到不了,只有 1100。如果有1200那么瓷器可能就出来了,为什么出不来,不是没有原料,就是没有高温。更重要的是你们知道西方的铁器比我们早得多,但是他们一直是块炼铁,只有熟铁,没有生铁。而我们生铁技术与熟铁技术几乎是同时的,要领先世界1400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所以我把烧成温度定义在1150还是可以商榷的。

第二个是低温陶器生成温度,这个工作似乎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谈的。我们通过烧成温度去判断古代的制作工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数据。包括对于一些陶范,也同样适用。这个方法提出的很早,做一个标本样品放到热膨胀仪去测膨胀系数。当温度没有达到原来的烧成温度的时候是一个线性膨胀的过程,一旦达到了这个温度里面的气孔继续收缩,这种收缩在线性膨胀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收缩效率,就会形成一个拐点。这个拐点的温度就是原始烧成温度。这个方法既简单又准确。但是低温陶器是测不到烧成温度的,测到的只是玻璃转化物。我直到去年才检索到这样一种方法,而国外1969年就提出了,所以我们的检索工作要加强。早知道了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至少以前很多人做了低温的数据都是错误的。我们尽管无法测出烧成温度,但是发现它有记忆功能,我们通过多次加热 ,可以发现烧成温度区间。现在发现东胡林烧成温度很低,也就500左右。最近我又一个新的观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陶瓷起源的说法很多,现在基本观点是有了定居生活以后陶器才发明出来。古代陶器对人的生活影响很大,没有陶器喝水就会很困难。但有了陶器就方便很多了,我认为陶器一旦发明出来,就绝对不会灭绝。但是在1989年的时候,在science上有篇文章,捷克有个遗址发现了2400028000年的陶器,我当时没有细看,觉得是不可能的。2400010000多年全世界没有发现过陶器。陶器那么重要,是不会中断的。我当时就想当然小孩玩泥人,一场森林大火烧成了陶器。但是我仔细阅读了以后,我发现自己的观点错了。首先这是一个遗址群,后来我又咨询了剑桥大学的学者。这个遗址至关重要,首先它是早期人追逐猛犸象的必经之路,其次现代人向北进的第一步,所以确实很重要,从1924年到现在,国际上很多著名的机构都在那里发掘。所有测试的数据年代都是24000年到26000年之间,所以年代数据不容怀疑。那里发现的陶制品,绝大多数是小弹丸有1万多件,而且有发现了两个陶窑,窑里还有陶制品,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最后这是一个季节性遗址,而不是长期居住的遗址。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打猎用的遗址,这个事实摆在这里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从事研究工作首先要动脑子,有思路,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一旦要下结论,必须要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所以陶器起源应该有新的想法。

下一个我想讲一下原始瓷的产地。原来大家认为主要是在中国南方,北方没有。北方即使有,也是从南方传来的,在中国南方烧制的。这个事情我在开始考虑的时候去了一次江西,取了一下样品,结果发现前人讲的值得商榷。唯有河南考古所原所长安金槐坚持北方也产原始瓷,其中有一个道理北方不仅发现了大量原始瓷。对于北方风格的是属于南方定做的 。但是烧流的就说不过去,最终大家说到最后北方就没有了。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吴城商代早期的原始瓷质量很差,釉掉的差不多了;但是北方的原始瓷质量却很好,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探讨。我觉得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要做岩相分析,但是岩相分析太费劲,没人愿意做。岩相分析得出南方不含大颗粒岩石,但是北方不仅含而且尺寸不一样。这表明北方可能是夹砂的,南方是泥质的瓷器。做了力度分析北方是有曲度的,南方是平缓的。这表明力度是突变的,再加上瓷釉也不一样,这几个结果出来,至少从科技上讲,北方是独立起源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思路上的问题,学历史的很清楚,南北朝之前中心还在北方。北方制瓷水平那么差是说不过去的。

另一个就是青瓷和白瓷关系。关于青瓷和白瓷也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认为是两个体系,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是一脉相承的,两者有承继关系。我和李家治先生合作的时候,我提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南方青瓷和北方白瓷,南方的青瓷从商代开始到南北朝将近2000年,但是没有出现水平更高的白瓷。水平更高的白瓷恰恰是在没有烧瓷基础的北方出现的,这从逻辑上是不通的。李先生给我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是原料问题,南方是产瓷土的,含铁量高只能烧青瓷,北方含铁量低,是高岭土,只能烧白瓷。第二个是青瓷是一元配方,高岭土它不含溶剂和碱土金属,单独烧在古代烧不成,必须要配长石和石英是三元配方 ,这和一元配方不是一个起源是两个体系,所以北方白瓷出来不奇怪。我专门学了很长时间的矿物学,我发现高岭土主要在热带和亚热带分布。而且我们国家唯一以地方命名的,就是高岭土,地点在景德镇。另一个方面是概念上的问题,高岭石是一个矿物名,高岭土是混合物,高岭石化学式里面确实不含碱金属,但是我们做原料的是土,里面同时含石英和长石。你们看李先生的书里会发现里面有足够量的溶剂在里面。所以后来我带了学生,专门找了高岭土烧瓷器,烧的非常好。这样一来我找了两张图,一个是白瓷,一个是青瓷,从中看出似乎白瓷更青一点,青瓷更白一些。这里面至少反映了一点,当时北方青瓷质量非常好,已经接近了白瓷了。其实当时北方的青瓷水平非常高,高于南方,于是白瓷应运而生,没有那么复杂。这样看来我们以前的陶瓷发展史是把北方的瓷器发展一笔勾销了,所以我觉得应该重视这个区域这个时间段的发展,所以从原始瓷到白瓷北方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过程。

这是我学生做的官窑青花瓷的科技鉴定。青花瓷可以分为白釉部分、浅色部分和深色部分。其中浅色部分是从景德镇取的168片标准样品,做了瓷胎中的铝硅比和铁钛比,可以把清代和元明分开。铝硅比随着铝的含量越来越高,因为高岭土的含量越来越高。但是铁钛比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律,我没有找到答案。然后做了一个浅色区的铁锰比,可以区分成三段,但是这三段我只能说清楚早段是苏麻离青,这些外来的钴料,中后段我还是说不清楚。我记得上个世纪末科技界和文物界共同分析了一批元青花认为是真品,所测数据的依据就是铁锰比,测出来以后是低锰高铁。按照文献记载这些全是元青花,所以认为是真品。你们看看这张图,最低的地方锰都是低的,所以笼统的讲就全是元青花了。但是早期的铁锰比都是零点零几,元大都的都是,而那两件接近一,这样显然是赝品。

下面介绍一下冶金考古学,我们最近发了一篇是关于冶金起源的文章。冶金起源历来是两种观点,一种是西来说,这种说法在国际上占有统治地位,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国发现的早期金属,绝大多数在甘肃青海地区,而且含有西亚的文化因素。这些年来国际上热衷于探讨丝绸之路,他们热衷的不是我们张骞通西域的沙漠丝绸之路,而是草原丝绸之路。在一个大的理念下,中国的东西都是西方传来的。最近我们做了砷铜的研究,从甘肃一直到中原,时间也越来越晚,为什么不是本土说呢,而且我们要通过具体的研究,用事实来说话。尽管甘青地区有相当一部分早期金属,但是时代上还是比姜寨黄铜要晚。这个事情我们是从铁器想起的。中国的铁器因为有高温技术,一旦有了块炼铁,马上就有浇铸铁。那么对青铜会不会也有一个块炼过程呢?我国是我们是黄铜而西方是砷铜,因为除了铜以外另外一种元素在古代是得不到的。单质锌一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冶炼出来的,砷要到中世纪才冶炼出来的,可能会早,但是早不过汉代。这样我们想到人认识金属,会有一个过程。最早显然是天然的东西,比如说自然铜、天然金、陨铁。由于天然形成,人对金属有了认识,后来由于偶然机会,固态环境下使用热煅法得到了金属。最后为什么青铜流行了,因为三种金属,都可以单独得到,都可以放在火里浇铸。后来我们就做模拟实验,我们做的是在锌的熔点之下形成的黄铜,我们做的是没有液态过程的。然后我们把做出来的黄铜和姜寨的黄铜进行对比,发现熔融的黄铜中间锌的分布是均匀,而姜寨的黄铜中锌的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我们做的没有液态过程的黄铜也是不均匀的。姜寨黄铜和西方的砷铜差不多,但却完全是不同的体系,我们就应该是独立起源的。至于到了后来的4000多年,我们双向都有影响,目前我们只是没有研究研究我们的技术怎么影响西方的,而西方人对他们怎么研究我们研究的很透。直到最近才有一些变化,2009年的时候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和我的学生在science上发了一篇关于小米的文章,他们认为中国的小米到达欧洲时间比西亚的小麦到中国的时间要早,也就是中国的文化影响西方是很早的,两大文化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用这样的视角去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可能会得出比较好的结论。

铸造工艺的研究我们只做了探索,这个工作才刚刚开始。从二里头到商代早期基本上是整体铸造的。纹饰基本上以压缩的纹饰为主,是在泥范上面压塑的纹饰,反映在青铜上就是凸出来。从商代中期到西周晚期,这个时候是有铸接工艺出现了,在纹饰上既有压缩,也有贴泥条。反映在青铜器上就是三层花,既有凸出来的也有凹进去的。到了东周以后基本上就是分体铸造了。纹饰上的特点就是出现了纹饰膜,时代性很强。青铜器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铸造地和矿料来源的问题。铸造地的来源以前没有人做过,因为无法通过科技分析去知道它的铸造地。我们和考古学家合作以后慢慢发现,原来青铜器发掘的时候大多数都是损坏的,损坏的青铜器在它的耳朵和足里面往往有泥芯。泥芯很好鉴别,因为墓葬的土都是浮土,而泥芯经过烧结很结实。于是我们就可以通过探索泥芯来研究青铜器的铸造产地。如果单从青铜器本身的铅同位素去研究其产地的话,会因为铅的来源不清楚而很难分清,通过泥芯来分析产地就会解决这一问题。有意思的是九连墩的战国墓,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从纹饰风格上来看很可能是北方来的,我们做了泥芯分析发现,从土壤成分上来看是典型的北方;后来我们又做了植硅体分析,结果反映的是北方的干冷气候。铸造探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如果将来有可能的话我们把殷墟、侯马的泥芯数据做一个数据库,或许对研究它的产地非常重要。

过去对青铜器矿料产地的研究可能没办法,但是现在有办法。首先我们把微量元素分析方法又捡起来了。但这不是原来的分析,我们拿亲铜、亲硫这些元素来分析,因为亲铜、亲硫元素在冶炼过程中主要是跑掉金属中去,这么一分析我们可以把铜陵和铜绿山的区分开来。最近一段时间铜同位素和锡同位素,特别是锡同位素最近一段时间文章很多,成果也很多,但是我们国内目前还没人做。这种分析很可能对青铜器矿料来源有新的结果。

下面讲生物考古,我2004年到北京后的方向不再是陶瓷考古,而是生物考古、农业考古、环境考古,虽然我们环境考古没有做起来,但是生物考古、农业考古这些年发展得很快。为什么选这两个方向?首先这两个方向很可能是今后十年之内的发展热点,现在要在国际杂志上再发表一些陶瓷冶金文章很累。都挤在那两个口年轻人申请资金都很难,申请不到资金,年轻人再有本事,职称也提不上去。所以把方向定在这里是至关重要的。对年轻人而言,不管在哪里工作,你都要认真考虑怎么能发展起来。现在很多人讲科学研究要兴趣第一,我觉得不是,兴趣很重要,但是是在能够发展前提下的兴趣。

生物考古大概有几个方面,首先是古代DNA的分析,这个方法到现在还不是非常成熟,原则上说要和考古学家密切结合。我个人觉得吉林大学做的很扎实,一是做了很多工作,二是做的工作都是可检验性的,而不是基于要做影响很大的工作。美国的赛凯教授发明的PCR技术反映使得很短的片段可以一下子扩充十的六次方倍,这使得测序成为可能。古代DNA容易污染,虽然现在关于现代人的污染已经很容易区分了,但是残留的污染却难以区分。现在有一种方法叫Realtime-PCR技术,这个技术可以区分古代污染,但是这个试验方法可能还要完善,国际上还有很多看法,法国人研究的比较多。人类起源问题是现在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前两年对于丹尼索沃人和尼安德特人的认识有了一些改变,以前认为尼安德特人都灭绝了,现在发现他和现代人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主要原因就是Y染色体的介入,Y染色体很难取,主要是保存得不好。把Y染色体和线粒体染色体相结合,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结果。中国人起源我们在做田园洞人,田园洞人能不能证明中国人也是非洲起源,我不太相信,看结果怎么样。

第二部分是古代人类食谱,食谱是生物考古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碳同位素可以区分碳三类植物和碳四类植物,主要是他们光合作用的曲线不同,另外一个是氮十五的不同。这个反映了海生和陆生的主要食物结构。所以通过这些分析,大致可以分析出主要的食物结构,因为古人的食物结构反映了古人的生产方式。今天我们做这个就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的食品结构太复杂,而古人比较简单,可以反映生存方式。如果把古代DNA分析和食谱分析结合或许可以勾画出人是怎么走出山洞是怎么定居,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分析对象主要是人骨,人骨主要是有机骨胶原和羟磷灰石,欧洲人主要不做羟磷灰石,不做羟磷灰石的原因是认为羟磷灰石污染太大,而美国人比较喜欢做。我个人觉得羟磷灰石需要关心,但是首先需要鉴别,看看羟磷灰石是不是污染严重,而影响结论。用食谱可以分析动物驯化,最早做的是猪的驯化,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做,只不过是测了数据以后,发现与人有关的全是家猪,最近又做了一系列这样的工作,发现这个方法是有效的。我们做了后李的牛,发现8000多年前后李的牛是驯化的。泉户村我们做了家猫,这个文章很快要出来;陶寺的工作我们发现了牛羊都是驯化的,但是驯化方式不一样,羊吃的自然东西多,放养得的比较多。同时我们还做了拓拔鲜卑的生育模式的变化,这里面有几个新的要考虑的问题。一个是硫同位素,这个可以很好的区分海生食物和陆生食物,但是这个工作到现在没有很好的被验证。我们曾经做了英国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统计不清楚,而且数量不大,我觉得这个工作应该在中国来做,可以选择若干个遗址,来分析检验。下一个是锶同位素,这个是老外提出来的,基于这么一个基础,牙齿的锶同位素是不变的,骨骼的锶同位素是变化的。如果分析一个个体的牙齿和骨骼的画,如果不一样,就可以区分这个人是否是外来的。做这个工作要非常注意一点,锶同位素本身是随着岩石走的,不同地域是不一样的,要结合不同的地理情况来看。

下一个是残留物分析,这也是生物考古的一个大类。首先是蛋白质分析,蛋白质不同,各种氨基酸的含量也不同;敦煌的苏伯民先生等,探讨过克孜尔石窟壁画胶结材料,用液相色谱分析不同氨基酸的含量,比较古代样品与现代牛皮胶、桃胶和蛋清的氨基酸组成,推断其胶结材料为动物胶。杨益民先生做了小河墓地随葬品中间的开菲尔粒;开始我也不懂,后来我知道了这是一种藏药,相当于一种保健品,早期在高加索地区流行的,认为是真主赐予他们的宝贝,但是小河墓地的开菲儿粒的时间更早,而且用途是把牛奶发酵成牛酒的。

另外就是脂类分析,脂类分析主要是从陶器内壁中间去提取一些东西。陶器为多孔材料,使用过程中,能从储存或加工的食物中吸附相当数量的脂类分子。陶器器壁孔隙小,保护脂类分子免于微生物的侵蚀,由于疏水性,脂类分子不易流失,可长期保存,成为残留物分析的主要对象。根据脂肪酸含量,推断残留物来源大类,如16烷酸和18烷酸的含量比值,较低指示动物来源,较高指示植物来源。饲养实验表明,反刍动物和非反刍动物,其动物脂肪和乳脂,其软脂酸的δ13C值不同,根据软脂酸的δ13C值散点图,可区分反刍和非反刍动物;英国的学者,通过陶器残留物的脂肪酸分析,结合动物考古学证据,证明英国在新石器农业传入之际,养牛不仅为获取肉食,牛奶已成为饮食的一部分。下一个是炭化物分析,同样也是使用陶器,陶器是加工、储藏食物的主要器具,残余食物长期埋藏后,形成炭化残留物。在炭化过程中,碳、氮同位素不发生分馏,碳、氮同位素分析,可判断古代菜肴信息。美国的学者,分析在约公元600年的北美安大略湖南、北岸不同遗址中的陶器炭化物,结果表明,主要来自碳三类植物、食草动物的肉和淡水鱼类。

农业考古学,这些年非常热门,我们做的工作不是在农业考古的主流里面。农业考古有些基本概念还是要搞清楚的,栽培植物起源和农业起源,不是一个概念。什么事农业起源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前年在剑桥做了很短的一个报告,是讲农业起源的,我也不是做这个,所以只能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对于中国北方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东西的,中国北方的背景植物是碳三类,吃的小米是碳四类的。所以我把从80年代末至今所有分析的数据拿来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了仰韶时期绝对是农业了,因为从食谱看人主要吃的全是碳四类的东西。但是再往前什么时候是农业,我觉得现在还说不清楚。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是怎么研究人口,第二是怎么研究耕种面积,第三个是研究当时土壤的种类是什么。如果这三个基本弄清楚,可以初步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当时的先民通过耕种所得食物占他食物的比例是多少,这就好办了。如果有了这个数据,如果占百分之二十就是农业起源了,只要大家有了具体的约定俗成的数据,就可以确定什么时候农业起源了。但是这个方法研究南方就没有办法了,还得另辟蹊径。我们又顺便做了一个工作很有意思,就是关于石磨盘、石磨棒的工作。这个数据非常有意思,统计一下就会发现7000年以后,石磨盘、石磨棒突然少了,这时候恰恰是农业起源了,而且这些石磨盘和石磨棒基本都在北方。通过研究发现是采集时期的加工粒果的,与农业无关。你们要注意利用统计数据,这样原来不清楚的东西可能一下子变得清楚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粳稻籼稻祖先的是否相同,这些现在都在争论之中。但是我的学生做的是植硅体的三维图像重建。为什么想做这个工作呢?原来碳化颗粒的观测工作非常劳累,因为植硅体在悬浮液中,只能靠拍桌子,让它跳到合适的位置就拍照。我觉得应该利用现代技术,用三维图像重建技术,以后观测就方便了。国外有一种带布景马达的显微镜,因为具有高精深,布景马达每走一步都可以拍照,最后由计算机合成,重建三维影像。

我想今后农业起源和传播要有几个方面去努力,一个是文化层的研究和自然层的研究要结合起来,我以前对我们的考古学家有一个点评,以前我们的考古学家有三个不足,现在是两个不足。第一个不足是外语不足,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第二个不足是只关心中国考古,不关心世界考古,第三个不足就是眼睛只看文化层,不看自然层,知道环境考古进来了,开始关心了,但是只有环境考古的人感兴趣。但是很多东西,尤其是农业考古,只能在自然层中解决。当我们一迈入自然层,首先的测年问题,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到现在都不够成熟。 另外一个就是形态的变化,比如在稻米上,大家还是认可的,野生和驯化的大米是有区别,但是还不够,我觉得今后还有会有明显的变化。此外就是碳屑的分析,这个有很多人感兴趣,有很多人做的都很不错,碳屑的分析,古代文献上讲刀耕火种,大家基本是认可的。栽培植物的起源过程。刀耕我觉得还是找不出痕迹,但是火种还是有的。这些结合起来至少可以看到栽培植物的起源过程,我们再结合考古学中的结论,或许将来对农业的演变可以比较清楚。另外一个就是大遗址和聚落结合的问题,我记得原先做文明探源中间二里头小麦的问题,现在发现周边都有那么就没问题了。如果发现周边没有,就有可能是进贡来的。所以聚落分析和大遗址结构之间的关系同样是非常重要,考古学是一个整体,有时候一个片面可以得出结论的,更多的时候要综合考虑才能得出比较好的结论。今后的多学科协作是至关重要,不仅仅是科技方法,其他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都要用到考古工作中去。多学科协作是大势所趋,如何协作的好,这里面有一个主动性的问题,往往是双方都主动,才会协作的很好,所以要找到共同的兴奋点,很好的协作,不要图大,图出成功,由小变大,才会越走越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肖小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持人)

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做了内容丰富生动的讲座,考古学形成了传统考古学的传统,使得考古学很多的结论和认识是基于经验和想象,我们得出了很多考古学的认识或者结论。我们回过头去反思传统的经验或者是常识性的认识,是否是真实的科学的,我想我们需要其他手段去检测。科技考古恰好可以提供很好的方法来验证。这也是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目前的前沿的介绍,对与我和在座的同学来说是一个科普。在民大文博考古这一块,我们也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比如说我们的办学的特点是什么,要形成自己的特点就很重要。很多人提出我们要发展民族考古学、民族博物馆学、民族文化遗产学、民族文物学,这些都是我们的特点。考古形成了特点之后,就有可能形成我们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有可能成为局限,因为有了民族二字,所以就业就失去了优势。另外我们也有局限,我们现在老师很少,要进老师,我们就需要明确的目标,这个专业要有长远的规划,如果把摊子铺开都去发展,我们和北大竞争,是否争得过,如果发展像王老师这样的科技考古,但是永远也赶不上王老师,但是我们还是要进人,不能把自己局限在民族考古学。科技考古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使得传统考古中很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我想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是王老师来一次不容易,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赶紧问王老师。现在把时间交给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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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彼得大帝民族学与人类学博物馆馆长访问我院

学生办公室

2012年3月22——28日,俄罗斯彼得大帝民族学与人类学博物馆馆长CHISTOV YURY(尤里?契斯托夫)、副馆长REZVAN EFIM(耶费姆?列兹万)及东方部主任ALIMOV IGOR(蔼力谟夫)一行三人,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进行博物馆学、民族学学术交流活动。彼得大帝民族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始建于1714年,现隶属于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科研力量雄厚,藏品丰富,收藏各国文物约175万件,其中中国文物近4万件,数量仅次于俄罗斯本国藏品,是世界顶尖级的博物馆之一。访问期间,双方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会议室就该馆与我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未来合作进行会谈,初步达成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博物馆和俄罗斯彼得大帝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之间教育、科研与学术交流的合作意向,为下一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宋敏、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丁宏、副院长戴成萍、民族博物馆馆长宋才发等人参加会谈。宋敏副校长代表学校向三位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我校及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作了简要介绍,强调民族学是我校的特色学科,指出我校民族学、博物馆学及民族博物馆建设的未来发展方向。

契斯托夫馆长介绍了俄罗斯彼得大帝民族学与人类学博物馆的基本情况,着重介绍该馆近年来与我国相关机构开展合作科研的情况,并表达了希望与我校共同开展民族学、博物馆学调查研究,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同时表示欢迎我校民族博物馆到彼得大帝博物馆举办展览的愿望。契斯托夫馆长和列兹万副馆长还在我院分别就“彼得大帝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历史与现代”、“‘公议’视角下的伊斯兰世界”主题,做了精彩的报告。契斯托夫较详细介绍了彼得大帝博物馆的历史发展、研究机构、陈列设计和藏品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设想等情况。列兹万以影视人类学的理念,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伊斯兰世界和谐的理念。

 


内地化与一体化:清代藩部的长期发展趋势研究

张永江

苏发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持人)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老师给我们演讲。张老师是国内外著名的清史专家,在清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国内外的清史学界享有很高的荣誉。张老师有一本书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同学都读过,就是《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这本书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今天我们也很高兴请到我们民社院边疆研究专家吴楚克教授做评议。我们长话短说,下面我们欢迎张教授给我们做讲座。

张永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讲人)

今天之所以跟大家做这次交流,我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我自己的研究是做清代边疆民族史的,过去是做蒙古史出身的,跟民族学、人类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在现在学科交叉已经蔚成风气的背景之下,我希望能够把自己过去研究的一些看法和大家交流,同时也希望从大家的提问里面获得灵感。今天这个话题,讲的是清代藩部发展的长期趋势研究,其实就这一个问题来讲,已经是十几年前的研究了。我的这一本小书是出版自十年以前,2001年,大概是年末的时候,当时我在日本学习。一眨眼已经十年过去了,所以我想这本书一定有很多问题,但是就个人来讲,我对清代藩部研究的基本看法没有新的变化,我现在仍然在关注边疆民族地区在有清一代三百年它的发展的轨迹,意图能有一个总体性的、规律性的认识。但是惭愧的是最近十年来虽然也做些工作,但没有发表完整的作品,都是些片段的文章。如果找客观的理由,我也有得讲。从2003年以来,我投入了国家的清史工程项目,确实牵扯了我很大精力,但是个人懒惰那由个人负责。清代藩部总体的这个情况来进行研究是一个大的问题,可以说上下几百年、纵横几百万平方公里,这样一个广阔的时空,涉及的问题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想就一些结论性的东西来向大家做一些介绍。有一两个话题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还没有做很充分的研究,就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做一些交流。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问题大概有这么几个:一个是什么是藩部,第二个是清代对藩部的管理体制,第三个大问题就是清代藩部和直省,就是行省的关系,第四个大问题是清代藩部总体发展趋势的一个观察,我自己的一个印象、一个结论,就是内地化与一体化,第五个大问题就是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叫整合与重塑—新的民族国家之路。

那么先回到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讲一下什么是藩部,首先是定义的问题,藩部是清代才有的概念,清代以前我们没有见过这个地域性的、或带有政治性色彩的定义。那为什么清代会出现藩部呢?这就跟清代的国家构造有关系,有关清代藩部的定义学术界过去也有很多,我在书里面也专门有一节是辨析它这个含义,我引了很多学者的看法,他们虽然大体上都承认这个清代关于边疆地区民族这样一个笼统性的定义。但是我们知道清代边疆地区很广阔,涉及到民族部落众多,并不是所有边疆民族地区都是藩部,所以说这个定义有辨析的余地。我给它的定义是清代理藩院所属的,与清廷建立有封藩关系的边疆民族部落,这里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它要归理藩院管辖,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和清朝朝廷建立有封藩关系—分封的关系;第三个它是边疆民族的一个部落。那么这个跟定义相关联的还有很多,比方说这个经常混在一起使用的,如外藩、藩附、藩属这样等等很多相近的概念。他们之间其实是有一定区别的,藩部我们来这样界定它的定义它具有政治的、地理的、边疆的和民族的多重内涵。它跟外藩部落的区别是清代外藩既讲外藩属国,也讲外藩部落,这外藩的含义要大于它。藩属是藩部和属国的一个合称,也是包括这么两个部分,所以藩部定义要小于外藩和藩属的概念。这样说来一些位于边疆地区的部落但是没有和清朝建立封藩关系的,比如说东北满通古斯语族的一些部落,那就不能称为藩部。虽然他在边疆,他也是少数民族部落,也归理藩院管理,但是没有跟清朝建立起封藩关系,也就是说清朝没有给他爵位,这样不能算是藩部。这是有关定义,我先简单界定一下。

第二个我认为藩部这个概念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对稳定性。不能认为清朝藩部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它的基础是跟清廷建立的封藩关系,一旦这种关系变化或者解除,当然它藩部的身份也就失去了,它藩部的地位也就消失了。从这个关系来讲,藩部是变化的。从清朝入关以前,已经加入的,像土默特、喀喇沁这样的部落作为藩部来处理,一直到最后加入藩部行列的,1717年从俄罗斯伏尔加河万里归来的土尔扈特部落--这是最后一个藩部。所以这个经历了一百年多的时间,很长。

第三点就是张亚辉老师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土司是不是藩部?那么我的答案是:土司不是藩部。为什么呢?还是根据前面的定义来讲,土司虽然在边疆地区,但它不具有其他的要求,他跟清朝没有受封的关系,另外一个,土司的管理也不归理藩院。现在谈清代理藩院的职能,有的说理藩院兼管土司,但是我查阅清代最权威的《大清会典事例》--这是治国的大法,法规的继承—那么它这里面理藩院部分提到土司只有三处,其中有实际意义的只有一处,讲元代朝觐的班次:说“元旦朝贺,蒙古各部落、回子、伯克、土司等,令为一班”。这是极特殊的一个情况,因为从朝班的角度来讲,朝觐有喇嘛的、王公的年班,新疆伯克的年班,但是没有土司的年班,它极特殊的情况,它赶到年节这个时候才会有,而且只限乾隆时期。其他地方有两处提到都是讲土司与藩部的边界。有一处讲西藏所属土司,内五旗这种部落,因为清代西藏土司基本上以喇嘛来管理,喇嘛是西藏藏族土司的一个代表。还有一个从清朝国家机关的分工来讲,土司基本上归六部所管辖,理藩院基本上不关联土司。当然土司跟藩部王公有一点是相似的,它在改流之前是世袭的,两者相同。

第二大问题是清代藩部的管理体制。清代藩部因为分布范围很少,涉及到很多民族,如果以今天我们“民族”的定义来界定的话,它涉及到很多的民族或部落。因此,清朝在确定管理这些民族或部族的政治体制方面,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来组织这样一个体制。我想先把藩部分一下类型,清朝的藩部以部落为单位的话,以数量来说有几十个上百个,有的很小有的很大,像西藏算是一个部落,但也有的非常小,小到只有一个佐领、两个佐领的小部落。清代藩部的类型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叫直辖藩部,是从中央管理视角来看的,理藩院直接管理;第二类叫兼辖藩部,理藩院兼管的;第三类称为名义藩部。下面我具体的做一下解释,直辖藩部是清朝藩部系统的基干和主体,它包括内外札萨克蒙古各部落—在清代部落虽沿袭传统,但旗、盟是它的主要单位,内蒙古24部49旗,外蒙古多少个部落的说法不一,从旗的角度来看,到清末的时候有150个旗—第二个部分就是回部的两个札萨克--回部就是清代关于新疆的一个定义—回部不仅仅是维吾尔族,按照现在的民族划分也包括一些其他的民族在里面,但主要是维吾尔族。清代维吾尔族分为两个部分管理,一个部分是南疆,分为七个回城,北疆一个回城,但是进入到直辖藩部系统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哈密,一个是吐鲁番。这两个部落在清代是设札萨克旗的,按照蒙古体制管理,虽然他们也都是维吾尔族,跟南疆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清朝看来,他们从历史渊源上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其实在哈密当地人也还在把过去的哈密回王叫做“蒙古王”,这就是元代遗留下来的,他是察合台的后裔,尽管到明代中后期各种各样的变故,在血统正统上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就是西藏,西藏在清代是作为一个大部落来管辖的。直辖藩部有它一系列特征,我做了一下归纳。这些直辖藩部都是采取和平方式归附到清廷加入藩部里面的,第二个是归理藩院直接管辖的,享有比较大的自治权力,第三个是它的上层,即这些部落的部落长、部落贵族是兼有官吏和封臣两种身份,他既是一个领地的王公,同时也是清朝的一个官吏。第二个就是兼辖藩部,简单说就是没有自治权的游牧部落,按照清朝的概念叫内属部落,所以这个内属可以作为跟外藩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所谓“内属”就是由清朝直接管理的。刚才讲的直辖藩部是从理藩院角度来说的,我这个角度是清朝直接在当地设官管理,比起理藩院管理更加直接。这些内属部落有很多,比方说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布特哈打牲部落(这个包括一群,如达斡尔、鄂伦春、索伦、毕拉尔)、巴尔虎、札哈沁、乌梁海、达木 、明阿特、额鲁特、哈萨克以及南疆的回城,这些部落有些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民族含义来覆盖,他在清代是部族,如果一定说哪个部族是哪个民族,也不符合清代的实际情况。他们有自己的特征,详细的因为时间问题就不讲了。第三类为名义藩部,它在特征上是介于藩部和属国两种共同体之间的,这样的有两个,一个是哈萨克(哈萨克在清代晚期分为两部,一部分为卡伦之内的哈萨克,这就是今天我们境内的哈萨克族,一部分为卡伦之外的哈萨克,大部分为哈萨克赛罕的大帐、小帐、中帐,这就是今天的哈萨克共和国,是外国),另外一个是布鲁特,今天的柯尔克孜,在境外的就是吉尔吉斯斯坦。在清代他们跟清朝的关系兼有藩部跟属国的特征,但又不好完全归到藩部或属国中,所以称其为名义藩部。概念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是为了描述这样的现象暂且使用着。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藩部管理的体制。首先我们从中央视角来看,从朝廷的视角来看,管理藩部有两个系统,一个叫理藩院(清代叫六部二院八衙门,这是常规的类似于我们部级单位,直属内阁的),理藩院虽然排位在后面,但是它在体制、级别上一点也不弱;另外一个系统是将军都统大臣系统。理藩院系统我个人觉得它靠两个系统来维持和管理,一个是驿站和军台系统,四通八达的驿站系统,有管站的员外郎,管台的次郎是很高级的官员,每一个台站都有很严格的规制。另外一个系统是法规,靠理藩院发布各种各样的皇帝钦令的像《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这样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藩部的管理。将军都统大臣系统有点类似直省的督抚,但是督抚是受牵制的。督抚下面有藩、臬、道 ,很多人能够牵制他,即便是总督也不敢为所欲为。但是在边疆地区它是军政合一的,有的叫将军,如乌里雅苏台将军、绥远城将军;有的叫都统,像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乌鲁木齐都统;有的叫大臣,比方说库伦办事大臣、青海办理回部蒙古番子事务大臣 ,这个系统的特点是直接深入到管理地区内部,跟理藩院不太一样,理藩院是长距离的管理。将军都统大臣系统有十个基本上平行的分地管辖控制,边疆地区很大,但是经过十个系统一分割后也就没那么大了。但是西藏除外,驻藏大臣的管辖范围很大。这些大臣互相之间是有一定的配合和制约的,比方说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他们之间,论级别不差上下,但是伊犁将军节制南疆、北疆各官,清朝特别给他这样的权力以牵制。所以它的总体特点就是一个子系统和小型化。这是藩部从中央角度来管理的情况。

第三个问题我们换一下视角从地方看藩部管理。大概我把各个藩部地区的行政模式归纳为四种类型,其中占地最广、涉及部落最多的就是札萨克盟旗模式,内蒙古有6盟49旗,外蒙古有4盟86旗,此外还有青海的、新疆的一些盟旗,有一些不设盟,像阿拉善、额济纳这样的特殊的情况,一旗就是一部落。大部分都是有盟有旗的管理形式。盟旗里面也很复杂,比方说清朝专有一类是喇嘛旗,内蒙古有一个,青海有一个,外蒙古有五个,一共七个喇嘛旗。总之,札萨克盟旗模式基本上是一个当地享有比较高自治权的模式。比方说札萨克之长是由当地民族贵族出任,没有特殊的重大的过失,是可以享有终身制的,从任官的角度来讲。第二个类型就是八旗模式,比方说内属部落,就是刚才讲的兼辖藩部,基本上都采取八旗模式进行管理,像察哈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左右两翼、布特哈八旗、达木八旗,它具体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设都统,有的设佐领,大小也不一样,但它的组织原则和结构基本上按照清朝的满蒙汉八旗-正规的八旗系统模式来组织的。第三种类型叫回疆模式,就是回疆的八个回城特殊的管理办法。南疆有七个回城,除了参赞大臣和办事大臣—清朝直接派员在这里镇守以外,具体的民政事务要任用当地的所谓的伯克,但是伯克不一定都是贵族。所以这个伯克相对于蒙古王公他的地位差很多,伯克也很少能够获得爵位。清朝给他们的待遇更像是一个官员,所以回疆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但最特殊的就是西藏模式,西藏模式几经变化,我个人看法分为三期,最早清朝起初在西藏建立札萨克的模式,也分封了藏族的王公,但是后来因为叛乱,如康济鼐、颇罗鼐的事件,还有后来颇罗鼐的儿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之乱,这些事件使得清朝动摇了这个想法。所以中间的一个时期曾经力图把这个权力交给宗教领袖,恢复他传统的政教合一的模式,但是这样一个情况也会出现操纵宗教领袖走向连任,最终清朝选定的是一种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制和清朝派驻的驻藏大臣相结合的(模式),而且要驻兵,另外还设立一批属官来管理。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藩部管理,要特别注意的是清朝采取的是政教相维同时又政教分离的,这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其实是反映了事物的两个方面。所谓政教相维是清朝遵照藩部地区既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如全民信教的传统,所以在蒙古、西藏全力提倡黄教。这有很多事情,大批寺院,建立高级的活佛转世系统等。这是跟清朝的政治制度配合起来进行的,但是另外一个特点是清朝对于某一个藩部的具体地区又采取了政教分离的体制。即便像西藏这样,很多权力也被强制剥离出来,由噶伦政府来实施。在蒙古地区也有很多具体规定:如札萨克的儿子可以出家去当喇嘛,但是一旦出家后就不能再回到原来的体系中。这样就能防止地方政教结合而导致难以控制,如最早出现这种情况的是外蒙古汗国。

第三大方面我想讲一下清朝藩部和直省的关系。清朝藩部和直省的关系清代人是清楚的,但是现代我们有些人比较陌生。有这样一种说法:藩部和本部(我认为是外国人最早提出的这种看法,西方人也包括日本人,如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就讲了这个问题。民国时代也有一些学者受这个影响,采用这个说法),但是在清朝的文书、法规里面,你找不到藩部和本部相对应地词汇,清代只有直省和藩部这样的说法和结构,这是清朝行政帝国构造的一个表现。从整体来看,清帝国的版图就是由这两块组成。一块是长城以内的十八行省,这个行省的概念(数量)也是不断增加,到清末增加到二十三省;长城以外就是所谓的藩部。直省和本部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有本有藩隐含着的含义就是边疆地区不是清帝国本来的部分,进一步发挥的话就是“满蒙非中国论”了。矢野仁一就是主张这个,他的根据就是本部和藩部的对比,藩部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在清朝的时候很在意这个,看不到“本部”和藩部的对立,也没有“本部”的说法。这样的一个由藩部和直省构成的一个构造,清朝给它的功能和定位是不同的。过去我们老是讲清廷定义东北和蒙古是自己军事上的后备基地,还有说法是为了防备有朝一日在关内失去政权后退会老家,这可能更多是后人一种解读。从清朝多尔衮的时候,就断绝了很多贵族重回东北老家的想法,全部迁入关内。历史上经常有这种情况:先进来后退出去,但在清朝不存在这个问题。那对它们的定位功能差异在什么地方呢?藩部地区是清朝的兵源,军事资源的供给地;而内地直省则是这个国家的赋税、财政供给地。这是大方面来说,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功能。直省和藩部的关系相对清朝朝廷来讲,我个人认为它都是国家主权管辖下的部分,它只是统治方式不一样。有这样的区别一方面是基于历史传统,它毕竟继承的是明朝的政治遗产,在制度上不得不沿袭明朝;另外一个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从权力分配、政治统治来看,藩部地区政治体制体现的是分权体制,是政治学的一种理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清廷和藩部的关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分权制,一种是集权制。分权制是以分封的形式封王建藩,授予采邑--有土地、人民、赋税,都归封臣掌管;封臣对于君主有朝觐等各种各样的义务。直省和清廷的关系是集权的关系。直省的长官是代行中央授予的职责,所以有的人称之为代理制度,就是地方长官代表皇帝来管理地方,这个权力皇帝可以随时收回。但是分封制度就不一样了,它是授予的,法律和传统上固定下来的东西。也有学者把这种分权体制成为合伙体制,比较通俗,易于理解—就是跟皇帝是合伙的,你封我,我来替你管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自己有相当大的自主性。但是从整体的中国政治发展历史来看,明清是大一统的中央专制集权发展的高峰。这样一个主流趋势势必会给分权的藩部体制形成矛盾。因为在常态之下,皇帝把权力分掉了其权力就少了。权力的分配是一个观察的视角。另外一个从藩部和行省之间平行的角度来观察,我个人认为它们是一个区隔后互动的关系。所谓区隔,即清朝对边疆施行一系列的隔离政策,比方说新疆的回汉隔离政策,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封禁。这个以往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是清朝制度和政策层面上规定下来的东西,在实际的社会运行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观察它的实践的效果。例如对于蒙地的封禁,我个人认为它从来没有完全实施过,它总是有例外,总是有口子。所以这个一方面静态上看,从制度上、政策上看,边疆地区确实跟内地隔离开了,这是因为区隔的原因,但是如果你深入到历史实际去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这个到清末看得非常清楚,因为藩部地区大大地缩小了。从经济联系上来看,全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网络系统,甚至有了地区的经济中心,有了互补的关系。从粮食角度的观点来讲,过去是内地赈济边疆,在某些时期是边疆回流到内地,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从这个角度我们应该多注意,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清朝后期的突然转向问题。如果没有前面的铺垫和基础,互动关系是不可能的。

第四个大问题是有清一代,藩部地区发展趋势的观察。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非常准备,我的总的一个观点是内地化、一体化。所谓内地化还是从藩部这个视角,藩部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具备内地的形态,向内地靠拢;所谓一体化,从清朝管理藩部、直省的制度出发,藩部体制越来越缩小,行省呈现压倒性的趋势。总体眼光来看,整个清末国家看,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内地化、一体化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怎样证明这样的趋势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作介绍:

第一个方面是清朝对原有的各个部族原有的制度(旧制度)改造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内地化倾向。举例说:在一般的社会制度方面,可以看一下户口登记制度。以蒙古为例,蒙古16岁以上人口要进行比丁(核实人丁),三年一次。进入蒙地的汉族,施行保甲制度,完全跟内地一样。从仓储制度看,边疆游牧地带本来是没有仓储制度的,但从康熙朝以后,康熙强令各地蒙古王公设立仓储,并派人教其种地。据统计,到乾隆的时候仓储的规模就达到44万石之多。另外还有赈济和养赡制度、旌表制度(节妇、烈妇等,这本是本地长期形成的社会控制的手段,但在乾隆年间推行到伊犁地区)等,此外还有印票制度(即现在许可证制度)、路引制度、出境登记制度等也跟内地密切相关。政治制度方面,清朝对王公贵族既给予爵位,同时又赋予官员身份,给他很多限制。如征赋税是有限额的,不能超越。札萨克是世袭的,但底下属官按照官员对待,不能世袭,必须报清朝政府审批,而且可以从平民里面选取官员。比如说台吉,台吉本是蒙古特有的贵族头衔,如博尔济吉特氏,黄金家族的后裔才有资格称台吉。但是清朝将这些人分为四等,一等台吉比照一品官,最低四等台吉比照四品官,四品官在内地就是知府(相当于现在地区的首长),但在内蒙四等台吉多不胜数。此外还有俸禄制度,官缺制度,官员的兼补、迁转,任官、任期回避制度(特别新疆的伯克是有任期的)等这些都是从内地引进的制度。在基层社会控制方面,比方说基层社会的十家、十户长、门牌,另外还有捐输(如你捐了多少马可以换个什么头衔,还可以累积,这在内地经常使用的一种制度)、刑罚制度(向内地靠拢,有州县后,藩部的人犯要交给州县的官来审理,蒙古王公不服,但由于不精通律例,自己无法单独审案,最后还要交给州县官员来审理)、经济制度(最显著的内地化倾向是在回疆,回疆虽然早期施行藩部制度,但在1881年便设立行省。但即便是在藩部存在的时期,仍有其特殊的赋税制度,有田赋、杂赋、税收,这跟内地相似,并纳入国家户部管理)。第四个是军事制度方面,扎萨克旗既是行政组织,也是军事组织,但是其内部组织结构完全参照八旗制度,即参领、佐领、骁骑校、拨什库这套体系。外壳跟蒙古原有的和硕非常相像,但内部被置换成八旗制度。内属的理藩院兼辖部落更是内地八旗的一种推广和发展。

第二个方面清朝设官收藩部原有的权力,这个权力主要指军政权等重要权力。清朝力图使其主体一元化,从军政权开始到司法权、民政权等逐渐将其直接控制在州县体系下。从方式上来看,是通过新设官员转移权力开始的。从地域上来说,先从外札萨克蒙古地区,然后到西藏,然后到内札萨克蒙古地区的这样一个趋向。

第三个方面是行政建制的内地化。其典型特征是清朝在藩部地区设立了很多州县。州县并不是一开始就设立的,而是设立的一个过渡性的机构—厅,厅是内地府的派出单位,厅原本是临时性的,清朝慢慢将其升格为县、州,具备一定州县后设府,最后设道,逐渐将其地域内地化。第一个厅是康熙四十年设立的热河厅,到清末时已有几十个厅。从地域上看,和清初版图比较,州县(不归蒙古管辖)归直隶省、山西省,甚至归东北管辖,呈现出一个在行政建制上的内地化、州县化的趋势。除此之外,藩部地区的社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单一的游牧世界出现了成片的农耕经济带,新疆原有的绿洲和西藏的高原农业得到了扩大和提高,相应的民族格局也发生了变化。这样的一个内地化趋势并不平衡,大体上新疆和内蒙古地区发展最快,外蒙、青海和西藏发展相对缓慢。但到清末设省,基本上已经呈现雏形。至清末,热察绥三个地区已变成了特别区(都统特别区),到北洋政府时沿袭了一段时间,到中华民国1928年马上全部设省。

最后一个大问题是边疆民族地区和内地关系的一个展望。这里提及的是新的民族国家之路。如果从历史的整体视野来看,族群和国家的关系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民族-国家的模式,最典型的是美国。美国承认其各个部族、族裔的文化特点,但是不予以其政治上的特殊身份。美国这种模式叫做熔炉模式,所有进入美国的人只能认同美国公民,不能认同其他身份,法律上也不予以承认。另外一个就是多民族国家,这里面政治结构又呈现出不同特点,有联邦制、邦联制等。邦联制最典型的就是前苏联模式。跟美国民族-国家模式相比较,不能说哪一种模式,但从世界潮流来看,民族-国家是一个主流所趋。可能部分少数民族同胞不认可,但从世界发展潮流来看,我们又不得不重视这样一个问题。这里面涉及到认同的问题,每个人有不同层次的认同,有自我认同、社区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这些认同是否相互干扰?在座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更清楚这些。那么怎样使这样的关系顺畅发展下去呢?我个人认为,在现今历史条件下,应该全力塑造公民身份的整体性认同。我们需要加强公民意识、国民意识,弱化其他的认同。这是个人的展望,也是自己的一个想法,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苏发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持人)

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讲演。实际上我们国家今天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跟我们历史上的发展有关系。就自己学习过程来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前后历经268年,也是一个较长的时代,之所以这么成功其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施行了一套行之有效、因地制宜的民族和边疆政策。通过张老师今天的演讲,我们就更加清晰了。按照我们的常规,我们先请吴楚克教授做一个评议,再跟张老师提问讨论。

吴楚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评议人)

非常感谢能够借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这样的问题。张永江老师大家比较熟悉,他和我同事很多年了。我这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边疆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这是研究中国边疆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也就是说汉族王朝和民族王朝的边疆政策是不同的,所以他对清代藩部的研究对于我们民族学、人类学角度而言有很多启发和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以传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与元朝、清朝相比。藩部研究是民族王朝的边疆政策的中的重大变化,我们应该注意。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内藩和外藩在历史上的不同影响。演讲里提到内藩和外藩的差别,我个人感觉,民国时期我们在处理内藩和外藩问题上出现了重大问题,这种错误导致后来北部、西南地区的很多问题。如国土的丢失,这不是我们的东西(从清政府来看),和汉族王朝的看法不同,放弃起来比较容易。近代边疆的问题是由不同的对待关系造成的。如果仔细审视内藩和外藩的关系,是与中央王朝的五服关系相关。清朝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住中原,它的立场是不同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民族和族群的现代含义问题。前段时间我和马戎老师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大争论,甚至引起了批判。我在《环球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对于族群的看法和马戎老师有相似的看法。马老师比喻的非常好,我认为有些族群应该识别为民族,有些就不该被识别为一个民族,就该是一个族群。我们今天说的“民族”的含义,就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更多指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的那样的一类族群,是具有统治权力的群体。民族发展到近代,到工业革命以后,这些民族,对于那些比较初级、没有建立国家而被其他强大、已经工业化的民族所征服的就叫做nation,而不称自己为nation。也就是说今天有些民族可以称为民族,有些确实没有达到民族的这个资格,用一个不恰当的词就是“亚民族”。但如果全部都说成是族群,在我们国家也不适应,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个问题现在变得非常敏感,因为现在需要反思“民族认同”,有些民族就不该认同为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族群,由此才引发出一些问题。不应该认同为民族的族群被认同为一个民族,今天谈到这个问题就非常敏感,会遭到认同者和被认同者双方的反对。此外那些族群正在想方设法从文化、意识上确立自身是一个不可怀疑的民族。所以刚才张老师讲的正好可以反思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核心的问题。民族自决已经被历史抛弃,具体到今天哪个国家是靠民族自决,靠投票成立的呢?我们需要从实际情况来看待具体问题。

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是民族身份和民族优惠政策的认定,我觉得这个是当前中国民族问题引起公众不满的一个问题。我们带着对国家的责任心去思考问题,因为民族政策和民族自治地区是相结合的,如果我们这种观点来自官方,我们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呢?这个不是趋同与趋异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边疆研究的历史观。张永江教授的《清代藩部研究》应该上升为边疆研究问题的历史观。那什么才是边疆问题,就是边界的扩大和缩小。什么情况下扩张,什么情况下缩小?这里面带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观。中国近代史学家认为近代史是个阴影,所以边疆研究的历史很多时候不是冷静的历史研究对象,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节。所以俄罗斯人讲:你们总说我们是亲密战略伙伴,但你们的教科书依然讲我们侵占你们的领土,下一代如何再构建良好的关系呢?而除了雅克萨战役,后来的所有的领土都是靠谈判得来的。所以我们也能说人随地迁也能导致民族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通过张永江老师的演讲,从这四个方面得到启发、得到回应,从何理解近代边疆的一些情况,谢谢大家。

苏发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持人)

非常感谢吴楚克老师从四个方面对张永江老师的演讲做的评议。这里面提出了一个族群的话题,有时间我们将会组织专门系列研讨会。这里面吴老师的说法可能也有不少问题,我们国家在五六十年代进行了“民族识别”,现在说有的民族可以称为民族,有的民族称为族群,那这个谁来定这个标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关于民族优惠政策的争论也很大,一个国家总会有一个主流民族、主流文化,人口较少的民族怎么办呢?

我们回到张教授的演讲上来,通过演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清代在国家治理上有一套特别完整的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内地十八行省、过长城后的札萨克、甘青地区的土司制度、藩部系统等,这个张教授介绍的很详细了。关于藩部的定义,张教授写过一篇很精彩的文章,今天的简单介绍让我很受启发。我这里有几个问题想和张教授探讨一下。

第一个就是关于藩部的三种类型,但这里面还有一种关系,我们怎么解释西藏和南部的不丹、哲孟雄等的关系,怎么解释?不丹、锡金按照今天的说法也就是西藏的属国,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个?

第二个问题是直辖藩部里面西藏有驻藏大臣、噶厦政府,怎么理解这之间的关系呢?清朝治理边疆中有一个政教相维和政教分离,那我们如何理解1959年以前的西藏地方政权?1959年前我们普遍认为西藏是政教合一的政体,但从张教授的说法看是政教相维,甚至努力实现政教分离,这个与传统看法如何调解呢?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驻藏大臣和理藩院在西藏的不同作用呢?

再者,我同意张教授对于清代边疆制度的内地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清朝的边疆政策、民族政策的成功在于承认边疆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制度的差异性。既得到当地人的支持,还获得良好的统治效果。在谈这个内地化、一体化过程中,儒家有多大影响呢?

张永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讲人)

感谢吴教授和苏教授的评议和提出的问题。我不是说有精华的问题不讲,因为时间短、牵扯问题太多,好多地方无法展开,好在很多同学阅读了书。我针对性挑了几点,很多问题就放弃了。如刚才苏老师提到的问题,西藏周围的哲孟雄、不丹,这是藏传佛教文化圈的系统,在书中我提及是藩部之藩,这个需要看到这类地区在进入清朝藩部之前独立的政治共同体。西藏从1642年起就建立了和硕特汗盟,整合了青海和西藏蒙藏两种力量而形成的地方政权。这个政权有其自己的势力范围,有其藏传佛教的中心和边缘,就有其自己的藩部,甚至很大,如廓尔喀。准噶尔汗部(日本称为准噶尔帝国)也是如此,它有它的势力范围、藩属,有一些进入了清朝势力范围。由于准噶尔汗部丧失了中心的身份,它的从属者也就相应改变,一部分成为了清朝的属国。我在这里没有讲到,在书里有过讨论。

第二是政教相维的问题,政教相维是说从整体统治上看,清朝抓住了两个中心:一个是西藏宗教的权威,这是精神力量的发源地;另一个是蒙古的兵力,主要是骑兵。抓住了这两头,蒙藏之间就可以联系在一起。这个从俺答汗一直到固始汗,一直都是这个思维。清朝巧妙抓住了这个关键,从理藩院的政策就可以看出。对待西藏是以藏传佛教为中心,对待蒙古是以蒙古贵族为中心。这就是政教相维。但如果具体到一个西藏或蒙古的部落,《理藩院则例》中对喇嘛有很多限制,它想切断他跟世俗的联系。西藏的情况比较复杂,清朝尝试多种统治方式,有一阶段试图加强达赖喇嘛和班禅的活佛系统的权力,前提是制约原来分封的珠尔墨特这些人的势力。从清朝角度讲,西藏达赖喇嘛的权力如不受制约,包括下面的噶厦政府也无法控制。以理藩院的职责来讲,在前期对西藏的工作是其重点,在后期却过度依赖于驻藏大臣,放弃了自己之前的责任。驻藏大臣随着清朝整体的衰落,入选驻藏大臣的官员素质都是较低的,像耆善,这样糊涂的人根本无法履行正常职责。他们还受贿,同西藏当地的活佛、噶厦的关系都比较紧张。又因为这些驻藏大臣不通藏文,没有直接沟通的渠道,如果不译成汉文根本无法交流。故而后期清朝的驻藏大臣对西藏是失控的,以至于英军打到拉萨后都找不到驻藏大臣,他自己逃跑了。这样代表国家的高级官员素质如此,如何管理好西藏地区。

关于儒教问题我这里没有展开。儒教是清朝治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我和清史所的同事们有不一样的看法。关于清代的宗藩,我认为是继承了上代的宗藩的制度和观念。但是清史所的同事反对说这可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可以争论。我最近在做一个清朝礼治的研究,通过分析清朝礼部的规定,发现它吸纳了很多的资源,这里面有很多内核是儒家传统,也有一些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内化其中。总体来讲,从政治智慧和统治技巧来看清朝是成功的。在边疆内地化、一体化的进程中它不是大张旗鼓的,它总是借助各种机缘悄悄改变的,不知不觉中已经水到渠成了。这通过清末“新政”的推行也可以得到验证,这个激进的政策遭到了很大的反弹,加速了边疆的分离运动,是一种逆流。因为时间关系,这方面我没有展开。

张亚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张永江老师这个研究对我当时做博士后出站的报告启发特别大。所以我开始在民大教书的时候说这本书是我们做民族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史学和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特别大的区别是:史学在制度史上是极端细致的,而我们靠民族志起家的往往缺乏带有历史深度的对制度史的感觉。今天看到的现象我们实际上无法弄清楚其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张永江老师对于边疆制度史的宏观眼光我是非常钦佩的。我想请教一下:刚才您强调藩部和直省的区别,藩部是军事的,直省是经济的。藩部之“藩”和藩镇之“藩”是不是一个“藩”?因为在清初时期顾炎武等人都曾写过大量文章讨论藩镇问题,检讨第二次失天下是如何造成的,当时提出对宋的批评:“孤秦陋宋”,批评“孤秦”是因为专制,而批评“陋宋”的一个原因是宋代初期借鉴唐代安史之乱的教训,取消藩镇,把边疆弄成一个宽阔的无人带,任游牧民族驰骋。明代在北部边疆是屯军的,使军事力量单调化,避免藩镇的综合实力过度强大。我的问题就是您刚才讲边疆有一个内地化、一体化的进程,这种军事的职能与作为藩镇的军事职能该怎么处理?是要像明代那样在边界上重新走上动乱局势吗?前段时间在西南开会的时候,因扎吉老师激动地指出,中央不应该再把新疆当做一个战略屏障,直到今天新疆除了是一个民族聚居区外,还是一个战略屏障。而且从唐代以来就有个传统在战略屏障内部居住的是少数民族的人口,那如果您主张边疆的一个内地化、一体化的进程,那么藩镇之“藩”该怎么理解?

第二个问题,关于西藏的宗教问题,西藏实际上在军事实力上并不是非常强大的区域,如在历史上我看到所谓的大规模战役也就几百人的战役。像这样一个地方它可能向整个边疆,尤其是蒙藏地区提供知识分子。边疆其实也是一个知识的来源,这个来源怎么在您说一体化的过程中如何保存?

张永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讲人)

所谓藩镇之藩,是唐代范阳、平卢节度使之类的制度,如果说它跟藩部之“藩”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分权,即享有专断的权力。如果在一个区域内不受控制,那它事实上就是一种“藩”。这个是我们后来给定义的“藩”,当时的皇帝并没有称其为“藩”。在清代的时期,藩部是具有合理性,跟清廷建立正式的封藩关系。汉人也有这样情况,如清初四藩“吴耿尚孔”,这是清朝封其为王,给予其权力,如果清朝削藩,那么就丧失其权力。

西藏的情况,西藏历史上不能说过去没有武力。唐代的时候,吐蕃兵临长安,到灞桥边,唐太宗很紧张,才有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亲之类。但在唐朝以后,在我个人来看,由于宗教原因,全民信教,武力下降,不断向外来势力寻找护法。这从明代可以很好的看出来,各个教派积极主动寻求护法的力量。另外一方面就更加专一、集中往外输出知识。所谓“信”是信仰,还不仅仅是知识,知识是其一部分。虽然其输出知识分子有限,但输出的知识--藏传佛教的信仰很多。蒙古由于受到藏传佛教影响,清代时期蒙藏文化有合流的趋势。另外一个方面,在某些地区,满蒙文化有合流的趋势。汉文化当然也对其有不同的影响,需要具体的研究。举例来说:归化城土默特(呼和浩特)是典型的一个草原城市,但从雍正年间的地方志可以看到:在土默特丹津都统建立了孔庙、关帝庙等汉族系统的东西,这里面可能涉及到移民带来的信仰变化。像这样的情况在新疆等其他地区也有,但清政府起到的作用不大,只是在当地立城,设立官署。具体的还需要进一步做研究,这里就不多说了。

祁进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亚辉老师来了之后,就一直给我们推荐《清代藩部研究》这本书,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土司制度为什么不是藩部?因为在西北和西南土司制度比较盛行,在我老家青海、甘肃土司制度从明初就开始设定,清初继续沿用。为什么清朝施行藩部和土司并用的制度呢?从管理体制而言有什么区别呢?另外,在甘青地区,除了土司制度和藩部,还有僧官制,您又是怎么看待呢?

张永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讲人)

我先说土司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它来自不同的传统。清朝的藩部,从清入关前,在皇太极天聪时期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机构,国内游辽东地区的汉人,满洲的旗人,一部分蒙古人被编入八旗,进入八旗系统,另一部分整个部落来降的,这些蒙古人无法编旗,因为规模太大。这些部落也有属民,编入旗内怎么办呢?旗是一种军政的,而不是世袭的制度,容易与传统发生冲突。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便另创了一个制度--自统其部落,也参加军事行动,但清廷不再改造其内部情况,这就是所谓最早的藩部。当然还有属国,如朝鲜--通过征服的形式,却不能把它弄过来,只能沿袭明朝的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关外的传统。土司是元明清传下来的,元代开始设立土司,到明清一直继承着这东西。元明各朝都没有类似理藩院的机构,有的人把元的宣恩院比于理藩院,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明朝只有礼部,没有专门负责管理藩部的机构。再一个,更深层的,纳入藩部的塞外系统的部落,都是在历史上建过国,有过自己的国家,这是一个历史背景。而西南的部族比较分散、小,在清廷看来不构成威胁,没有给予那么高的待遇。清朝朝觐的部族中没有土司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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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非洲研究和文献中心(SARDC)代表团访问我校 

严立华

3月19日至20日,南部非洲研究和文献中心(Southern Africa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re, SARDC)代表团一行应邀来我校访问交流。代表团一行走访了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对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历史传承和办学特色进行了初步了解。

19号下午,我校与SARDC代表团举办了学术交流会。会议由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教研室主任施琳教授主持,宋敏副校长在交流会上介绍了我校的发展历程和学术特色与优势,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中心包智明主任介绍了中心的创建缘由、近期开展的学术活动及中心今后的发展方向。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中心副主任张海洋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国际合作处处长何克勇、副处长张瑛等参加了会议。

南部非洲研究和文献中心(SARDC)成立于1985年,是一个区域性知识资源中心和独立研究机构中心,由前线国组织(the Front Line States)倡导,创始赞助人是坦桑尼亚建国后的第一任总统姆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Mwalimu Julius Nyerere)。该中心致力开展多方位的信息资料分析和研究,基于地区成果和区域优先的原则,充分利用来自非洲和南部非洲地区本土的可靠数据资料。在主权与平等、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一体化区域政策实施的研究,加快南部非洲地区的发展进程。

此次访问民大的SARDC代表团主要成员有团长安德森·什康伽,现任南部非洲研究和文献中心(SARDC)理事会成员、非洲大学高级研究顾问,SARDC执行主任菲利斯·约翰逊(Phyllis Johnson)女士,SARDC项目部主任、副执行经理、理事会秘书长穆尼茨·玛德库法姆巴(MUNETSI MADAKUFAMBA),津巴布韦开放大学出版部门主任、津巴布韦国立科技大学兼职讲师恩黛兹妮·艾仁妮·恩雅马库拉(NDAIZIENYIIRENE NYAMAKURA)以及SARDC下属的南部非洲中非关系政策战略研究所成员、津巴布韦中国毕业生协会成员,尼维勒·穆茨凡瓦(NEVILLE MUTSVANGWA)。在交流会上,他们分别介绍自己所属的机构与研究领域,内容十分丰富。此外,双方就中非高等教育发展、学术交流与出版,合作研究以及校际互访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双方取得了多方面的共识。会上宋敏副校长代表学校向代表团成员赠送纪念品,并且接受了SARDC方面具有非洲特色的回赠。


最后的行吟者

刘湘晨

主讲人简介:

刘湘晨,山东肥城人。1975—1978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1973年赴新疆博乐插队。1978年后历任新疆乌鲁木齐市某中学、新疆财经学院教师,《新疆青年》杂志社编辑,新疆电视台电视导演,高级记者。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独唱》、《太阳之下》、《太阳部落》、《留给你的高原》、《寻找大鹏鸟之地》等六部,共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200余万字。有《帕米尔传说》等三部电视散文获星光杯二等奖。

刘湘晨探险家、作家、摄影家、影视导演、文化学者多种身份于一身,常年游走在中国地理的最边缘,透过镜头记录中国珍贵的少数民族地理与文化资源,探讨各种地域文化的迥异与共生共融,挖掘作品内涵的深度和世界意义。新疆电视台纪录片导演,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23位“十年特殊贡献奖”获得者之一,香港《阳光卫视》曾为其安排为期4个半月的个人作品专题展播。其作品《太阳部族》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4年。

2005年,继伊拉克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木卡姆申报成功之后,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又被列入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名录,23位国际评委全票通过。这项申报能够胜出,刘湘晨导演兼摄像与编辑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申报片被认为居功至伟。

电视从业业绩及主要电视作品自 1998 年始,以所有电视作品在中国央视播出和年年获得全国电视奖项而在业内享有声誉,以帕米尔高原和阿里高原的边地特色被受众所关注; 香港《阳光卫视》以持续四个半月、复播又四个半月为其安排个人作品专题展播,为中国享有此声誉仅有的两人之一; 其纪录片代表作《太阳部族》开创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在国际主流媒体播出的先例,先后在中国央视、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播出,尤以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四年而获得广泛的国际声誉;纪录片《山玉》提名第九届上海“白玉兰”国际电视节并由新西兰 nhnz 公司代理在世界同步发行; 承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片《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获二十一位国际评委全票通过,是维吾尔木卡姆最终入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名录最重要的影像媒介; 纪录片《海拔 5300 米的古那》》提名第十三届上海“白玉兰”国际电视节 纪录片《新藏线上》荣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持人

今天《最后的行吟者》这部影片把我们带回了一个人类学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何以为人这个问题上。今天我们在谈人的问题上,已经走得太远了。什么是人,这个片子让我感觉到得是,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感觉到现世的不完美,来憧憬、来完善一个另外的世界;现实中有很多的不完美,花要凋谢、人要死亡,每个人都要死、每个人都有他的痛楚,然后我们来想象一个完美的世界。想象一个完美的世界在我看来说是没有错的,是一个神圣的一个词儿,这就是所谓的宗教。宗教的神圣性从何而来、神圣感由何而生,现在的讨论很多,怎么来理解死亡,怎么在不得不死亡中间找到一种永生、超越,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这是我说的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在现实中、在这个尘世中、在世俗中怎么来找到神圣、找到超越,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可能就比较复杂。我在这个影片中注意到这样几个话题。第一个,我看到首先第一方,这个片子的好处是一方面看到神圣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也有试图来进入商业大潮。阿希克的主唱进行了商业化的努力,但是他没有成功。他给歌厅唱歌的那些歌词和他们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唱的歌叫什么、叫石榴一样的容颜,后来他又回到他宗教的主题上来,我注意到这样一个反差,而且我注意到他们在谈到那人要走、回家,对于女人的看法,对于女性、男人和女性的关系在这中间有表达,表达成一个有钱和没钱这样的关系,但是相反的是他们在评议真主、在表达神的时候他同样是拿女人来表达他们,神的妙曼的身材、神的美丽、神的容颜还是离不开一个女人,你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让我们想到很多,这个神的意义由何而生,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他们表达方式,他们的这种神圣性来自于那里?来自于我是你们的奴仆,我是你的奴仆,那这种奴仆性为什么在这这儿获得了神圣,我是你的奴仆,那个时候为什么、怎么获得了神圣,我想他和现实生活中有一种反差,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是神,可能现代性的一个表达就是说神不是其它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人,我们的这种主体性,可能恰恰是他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猖狂在神,我牺牲了我的这种猖狂,我获得了我是你的奴仆,这样获得一种神圣性。在吟唱的歌词里面可能有这样的对比,总之,这个片子它的力量在于帮我们把我们带回来想一些根本的问题、来想一些我们平时所没有想的问题,我很谢谢你的这个讲演。

苏发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首先非常感谢刘先生这个片子,我看了很震撼,刘先生有自己的镜头,记录了许多很细的东西。无论是刘先生,还是我们做民族研究的,如果要真实的拍摄当地的文化或是当代的民族精神,我觉得还是要懂当地的语言,懂了语言就可以掌握当地民族文化的一些精华,在这里我希望刘先生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拍这个片子的一个话语与背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理解要更深入。

刘湘晨主讲人

第一个我要抱歉就是说,我刚才特意站了后边看了,字幕很小,因为一般的电视就是七米的距离,没想到给我的是一个两百人的大棚,那么这个字幕就小了,但以后专门做适合两百人这个大场看的字幕,把这个字幕加很大才行,不然这样会影响大家的观赏。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因为我对新疆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新疆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独特的地方,我的文章、书写了很多,虽然政府没给我奖金、没封我代言人,但到哪我都在讲。大家都知道青藏高原是世界的极点,被称做第三极,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到了新疆只有几百米;但另外一个点你得特别注意就是青藏高原最低点是海拔一千两百米的墨脱,但我们新疆的最低点还得往下走一直到负海拔一百五十米的吐鲁番艾丁湖,这样的话海波垂直直线新疆是百千多米,比青藏高原多一千多米,所以这时候我们去说谁是世界的极点这还不好说。

另外一个情况在全世界非常少见,你见不到这样一个构成,最高最低、最冷最热,中国的寒极和热极都在新疆,最荒凉的地方塔克拉玛干极值的降水量只有十毫升,蒸发量高达三千两百毫升、两千五百毫升以上,但这种内陆一条条大河,在那么荒凉的地方会有漂亮的草甸,就这么反差巨大的因素同时凝聚在这样一个点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受命之成,有理由成为一个需要我们一再解读的地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各个民族依据不同的海拨高度分布,植被也是依据不同的海拔高度分布,我见过海拔六千米以上还有菊科的植物,在下面你能见到大丽菊,但上面你能见到像指甲盖这么小的菊科,各个菊花的科型、叶片的分布、色彩都不一样;你们也知道新疆的羊肉在不同的海拔的肉感、毛的质感都不一样。我们的传统高原民族现在说的就是柯尔克孜和塔吉克这两大高原民族,他们最高到五千多米,再往下一点就是哈萨克,再往下一点应该是蒙古族,最低的在盆地,在两大盆地之间的主要是维吾尔族,大概是这样的分布。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你都要仔细琢磨,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帽子,为什么头巾这样戴都是有道理的,都跟地缘有直接的关系。塔吉克的帽子翻下来之后就可以护着耳朵,前面的帽角围着一个毛巾就是咋们的墨镜可以防止雪盲,就这些东西、这些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海拔高度、春天不足有关。中国的西部几个省区大部分的是单元文化,像西藏、内蒙、青海都是相对的以一个民族或一两个民族为中心。虽然云南也有很多少数民族,跟新疆进行比较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海拔高度悬殊非常小,都种糯米、都差不多吃糯米,这就不像新疆最高最低悬殊的五千多米近六千米,所以我觉得新疆这样一个地方构成了特殊的文化,它本身就是多元的,而这个多元不是今天形成的,自有人类生存到今天,新疆就是这样的,永远也改变不了,因为这个地理分布永远也改变不了。所以为什么要拍像类似于阿希克这样的片子,我的想法就是给每个海拔带的民族,找到他们这个民族最重要的传达他们心灵的方式,通过那个心灵的通道进入他们的世界、进入他们的心灵。

对维吾尔族来说,一个荒漠环围的绿洲,一个一个链状的绿岛,这些孤岛,如果对新疆的地理没有足够的认识,你不可能理解维吾尔为什么有木卡姆,大家说穆斯林,新疆的大部分民族都是穆斯林,但只有维吾尔这支穆斯林选择了木卡姆,为什么呢?所以这个阿希克,就是木卡姆非常重要的民间方式,这样的话就是我要找到这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特色、文化特质、文化特型,那么木卡姆是维吾尔最突出的精神特征,所以找到这个形式就进入了维吾尔的心灵。我拍完这个片子之后感觉比较透爽,原因就是我找到了了解这个民族、进入这个民族心灵的通道,对他们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呈现。大家都知道伊斯兰教一千多年了,索菲作为一个明确的流派也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伊斯兰教最早的介入还是这些苏菲们,让国王们、让苏德曼们介绍的,但他们的历史可能是非常长的,在这么长的历史之间王朝更迭,但阿希克没有变,他们一直持续到今天,所以大家今天理应说你看不下去没有办法,但如果你看下去你稍微能懂一点,你应该知道这七百年来他们内心是一个隐秘的世界,是对外不开放的世界,第一次通过影像的手段向世人徐徐打开,我们曾看到这么丰富的内容。

第二个我需要讲的是他们和木卡姆的关系。我在1992年和2003年给联合国做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的世贸片,因为这个题源我就把天山两边的木卡姆的区域全部找了一遍。庄先生是诗人,我看了很多给我们组织的文工团的演出,我就看着瞌睡,没有感动、我寻找那个感动在哪里,后来我到了喀什。喀什在疏勒县,第一次见到了剃头匠阿拉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阿希克,他一出现就好像穿着一个破衣服、破帽子,来了之后就好像裤裆里面夹着一个玉米棒子似的,走路也很小心。看那形象就很猥琐,没太注意他们,但一唱起木卡姆之后,他那个头就越发大汗淋漓,那种陶醉就是那种迷醉的状态,是在其它歌者身上看不到的。再有一个就是他把那个扎衣扎起来之后,原来那些人是一盘散沙,很快就会找到节奏,队伍找整齐、音调全准了、节奏也对了,那天我录得特别成功。所以就是看到这个人之后我想我有一天一定要把阿希克拍下来,这是我跟他们结的缘,后来在木卡姆的角度来梳理阿希克和木卡姆的关系,木卡姆后来我们做了一个文本的叙述。整个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一直到中亚,都是木卡姆的区域。所以在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申报联合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前面已经有四个木卡姆了:乌兹别克木卡姆,阿尔巴尼亚木卡姆,像阿拉伯世界都有木卡姆了,伊拉克、伊朗这都有木卡姆,包括中亚乌兹别克这些都有木卡姆。那么新疆木卡姆的特点当时叫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就找了它是作为丝绸之路这个口道、文化沉淀的一个奇葩。再一个它演唱形式不一样,其中重点分析了阿希克,那么木卡姆大概的情况一般分作不管唱多长时间它每一支每一契木卡姆一般唱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这个叫大曲,在汉代的时候,已经在汉殿府里面找到很多大曲,苏乐曲、高昌曲,这都是西朔地区的。第二部分是巴斯坦,巴斯坦的部分基本上讲的都是民间故事,叙述性的。第三部分是群众性的聚会,是欢迎性、捧场的性质,大家都一块跳,它一般有群众大家欢聚的内容。另外他本身就是最著名的阿希克的宗师,中世纪苏菲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我要特别推荐第三部分要全读出来,这部分内容一般有经久流传的民歌、对真主的祈颂。它相当于中国古代《诗经》“风”“雅”“颂”里面的 “风”,最能表达民间的情绪和心境,而这部分的演唱者是谁呢,就是阿希克人。所以就知道这部分最生动的内容就是阿希克,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令我特别感动的就是维吾尔的木卡姆他们和心里面的距离和我们汉族听歌、听京剧的距离完全不一样。我们的谱曲、京剧需要使劲儿保护、投很多钱、办很多学习班勉强支撑,你稍不使劲、几年没人管它就生存不下去,木卡姆不一样,木卡姆就是维吾尔族的现实生活本身。所以你看我们这里边的这些音乐、要仔细看这些场景非常感人,那些上来跳舞的孩子们、那些老人都是互不相闻的人,他们在哪儿笑、他们为每句话的幽默、诗意感动,表示一种理解。这就是他们和木卡姆的距离。所以我后来就从我的感受出发,木卡姆对维吾尔人来几乎就相当于言谈举止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一种表达,才导致这种情形和现象。汉族人让他来唱个歌儿,有时候会说我今儿嗓子不行、我今儿感冒了,有各种理由,到我们新疆、我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这些民族没这些现象,八十岁的老爷爷、几十岁的小孩子说唱就唱,因为它不是一种表演方式、它更多是一种表达方式,他向你表达他的心境、表达他对你的理解、表达他对你的盛情,这是一种表达。之所以今天木卡姆成为维吾尔族生活必要的自然的组成部分的原因,就是他们是表达而不是表演。这就是为什么木卡姆从古到今一直流传下来的那种道路。其实在伊尔羌汗国的时候木卡姆就经过宫廷的整理,有一个美妙的故事是说阿曼尼沙汗天生是一个诗人、嫁给一个国王,后来由她领导木卡姆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这个版本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版本。但这个动机和木卡姆的真正表达民间情绪动机差距特别大。那个木卡姆越来越来走向表演,有舞台的要求、服装的华丽与艳蕾,有职业的演员,而这支木卡姆人人都是木卡姆大师,没有会唱不会跳之说,张口就会唱,这就是所特有的心灵的距离。

还有一个原因是,新疆这块土地尽管经过很多的变化,但它基本的生态没有发生变化,就是绿洲、孤岛,绿洲孤岛作为孤岛的存在,周边大片的荒漠,在这样一个地方还是比较适合用诗歌来表达,反而不适应用什么电子文本、论文来表达。所以他们用演唱这种方式,那些木卡姆的大师们、阿希克的大师们这见面太高级了,一会儿放了一个月的葡萄,可能放了一两个星期的干馕,往那里一瓣,大家来一介绍,你是谁我是谁、我什么情况你什么情况、怎么唱就是一段木卡姆。而且特别感动,今天你仔细听一听,今天的字幕好多朋友今天后面都看不清,你要看看这阿希克的歌里面,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经久流传的民歌,最早一两百年的。有的是贤达的哲言、警句,有的就是中世纪苏菲大师们他们的诗章,包括他们一代代大师流传下来的诗歌,所以那些没有任何文化的人、乞丐吟唱的是用扎喀儿文写成的如此华丽的文本,你非常吃惊,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状况。

我不知道回答问题了没有,下面再讲讲阿希克的情况。我拍这个片子前前后后持续了五年,在这中间和很多阿希克人交了朋友,这阿希克的众神比较自化,但是在这个片子里,研究苏菲的朋友们,你们会可以看到苏菲的哲学思想非常清楚的呈现,譬如他的死亡观念、火欲观念、报应观念,在这宗教的多样的构成,比如像对火的崇拜等等这些都有呈现。我实地考察见过的阿希克有这么几类供大家参考。经典的阿希克一般来说有几个标志,一个就是一定上的马杂,一个是要打扎瓦伊。阿希克还有一个特点是有两类人,一类有相对固定的居所,另一类人特别的流浪,没有固定居所。两类阿希克对女性的态度不一样,像这里面有个叫阿希克大师,他就说这个要管住自己的嘴、要管住自己的生殖器,这样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神圣的阿希克,这是一支。但是也有不断的换女人,这个也是他并有的一种方式。阿希克从1949年解放以后就慢慢的不一样了,如果他再像原来那样随便游走,他生存就有问题,这导致现在的阿希克有铁匠阿希克、剃头匠阿希克、掘墓人阿希克、谢伊赫阿希克、小买卖人阿希克各种各样的构成。现在的第二类阿希克跟文本的描述也不太一样,有的文本描述认为阿希克是苏菲的某一个阶段,但事实上我看了他们有两个经典的苏菲,一个的特点就是冬天在沙地上挖一个大洞,然后赤身裸体、常年的赤身裸体的,也不穿衣服,随便披一个东西、头发常年不洗,侧面看有点像图像中的耶稣,这种人,他不打扎瓦伊、也不吟唱,但是他显然有算命、看病的本事。我看到一个老苏菲,不唱、不打扎瓦伊,用脚镣手铐把自己锁起来,也是长头发,但是他一家人都是跟着他,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儿媳妇都跟着他,他一天就是抽麻烟,然后就是天天在哪儿呆着。所以阿希克既有行为非常严谨的,也确实有放荡的形态,这是我见的一类。

另外的大部分的属于这种阿希克,他完全的苏菲哲学的承载不多,但选择了这种方式。因为苏菲在宗教史上的发展前后对社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特别在新疆,照理说他的哲学观念非常打动人,他就要求你对真主这种赤诚,放弃一切世俗的享受,要求你全部听从,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哲学观念,这对社会生产力、市场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度对新疆两百年的生活造成很多的影响,所以其他的穆斯林不太接受苏菲,到现在在民间老百姓家请客也不太请阿希克来做客,但是他本身的这种情况,除了内容之外,构成就是这样的。

我自己走过的地方大部分是逊尼派的,但是只有莎车、塔吉克族是什叶派的,所以他们的清真寺叫哈妮卡。这个阿希克两边都参加,所以我有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这儿的阿希克、苏菲、包括我们的木卡姆、包括我们穆斯林的信仰,在新疆的一个基本的现实是,找不到哪一个民族是纯正的民族,它都有一个混合、逐渐融合的过程,也找不到那一个宗教是纯粹的宗教、单纯的宗教,它们也是逐渐融合、变迁的过程。到了今天,在我们新疆,包括维吾尔一直是萨满的精神、萨满的心境和真主归一的这两个哲学观念是互相对应的。因为萨满讲万物有灵,以众神为灵,我认为萨满的那个年代是人类最好的年代,每一个神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一个物种、每一个植物、每一个动物、每一块石头他都有神性。虽然说新疆是祖国最大的地方,但真正人类可居住点是非常有限的,大部分是高山、荒漠、戈壁,所以不了解这点地理现实,那就不了解为什么萨满的情节一直流传到今天,到了现在在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的种种仪式你能看到很多佛教、很多萨满教的影响。它构成两个相辅相成的整体的两个定点,这就形成了自己的建制。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啊,大概提供这些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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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克教授参加第五届东盟国家民族问题国际学术会议

学生办公室

2011年12月28日至31日,由老挝民族研究院承办的第五届东盟国际民族问题国际学术会议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越南、老挝、缅甸、中国等代表团共51人。   

此次会议有三个议题:一个是东盟国家少数民族问题;一个是东盟国家民族文化差异和发展问题;一个是跨区域经贸往来和安全问题。吴楚克教授就“中国西南边疆开发与东盟国家关系”进行了大会发言,提交的论文由会议组织翻译成英文供与会者研讨。会议共收到31篇论文,有21人在大会作了发言。上一届会议是在越南河内举行。下一届计划在2013年由柬埔寨或者泰国承办。


私有财产运用中的组织权与政府介入

——政府与商会关系的一个案例分析

刘世定

包智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

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今天是我们民族大学的“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第十一讲,也是今年我们的第一讲。今天我们很荣幸请来了北大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刘世定老师,大家欢迎。刘老师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主要负责人,也曾经担任教育部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老师也是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工作时的同事,他比我大十几岁。他给我的印象是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关照。刘老师不仅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同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刘老师是社会学界名人,但他的前辈也许更有名。刘老师家在四川,祖辈是赫赫有名的刘文辉、刘文彩等人。刘老师是中国社会学界有关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社会学方面的权威专家,对于制度结构、运行和变迁以及企业经济运行等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下面,欢迎刘老师给我们做的关于政府和商会关系的讲演。

 

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民族大学讲演。我虽然比包老师大十几岁,但包老师却是我的先驱。当我到北大的时候,包老师已经是北大社会学所中国社会与发展中心的元老人物。我到北大之后,最初接触的几个老师中就有包老师。其实我很多的研究也和包老师在北大的研究有关系,包括今天要讲的主题——“私有产权运用中的组织权与政府介入”。在我到北大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和北大社会学所一起合作做关于乡镇企业方面的研究。当时我在社科院工作,北大方面就邀请我去北大,于是我就去了北大。今天这个题目也是对这段渊源的一个后续汇报。商会的研究是我沿着乡镇企业研究一路而来的,从早期乡镇企业发展,到乡镇企业的改制,再到改制后的私有企业研究,最后走向对其社会组织的研究。

今天的讲座是我长期观察的两个问题的交合。一方面,长期以来我特别关注产权的研究,特别是希望对产权社会学的研究。马克思·韦伯在其重要著作《经济与社会》认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核心就是产权问题。我希望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明白如何推进产权研究。另一个方面,也可以作为我以后长期对于社会组织发育的一个关怀。

 

一、引言

今天给大家做的汇报是想把两个关怀——对产权的理论以及实践关怀和社会学对社会组织的关怀,放在一起探索。我们发现,政府和企业的早期关系是政府推动企业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企分离,政府退出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让企业成为私有企业;与此同时,政府又积极推动企业主们组成商会,并派遣人员在其中担当重任,表示出积极渗透的姿态。一方面积极退出,另一方面又积极渗透,这两个行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在这里探讨的是政府渗透下的私人企业商会的组织格局是如何产生的?其内在因素是什么?又是怎样运行的呢?这样的内生机制和运行,如果从产权的界定和实施角度来看有何含义?这是一种中国化的问题。在欧洲,往往是社会组织的发育在政府组织之前,如在法国巴黎是先有商会后有政府商业经营者聚集后先出现了商会,后来政府才出现。在巴黎博物馆有一幅著名的画描画的是商会主席把钥匙交给政府首脑的场面,表现了权力的移交。这里还有一个笑话:政府组建后,在政府大厦和商会之间有一个地道,如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就与商会的领导协商处理。这种现象在西方比较常见,而在我国却恰恰相反。我国有强大的政府组织,但社会组织,包括商会组织的发展却比较弱,而且政府在推动其发展。今天讨论的主要是在我国国情下的特色现象。很难界定这种现象在我国具有多大的代表性,虽然我在浙江调查过的地方其政府渗透力量比较强,但现在对深圳商会正在做的调查中发现政府没有参与的也存在很多。我今天要谈及的是政府渗透型的商会研究。

二、研究视角

下面说一下我的研究视角:我的研究视角从产权角度出发的。在中国学术界,虽然企业的组建和运行被普遍认为是产权分析的一个基本领域,但是非企业性的社会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农民协会等)的组建和运行则鲜见有人将其放到产权视角下加以分析。

研究非企业性社会组织的学者多采用“分化整合”、“国家与社会”、“官民”关系等框架进行分析,其中有的间或地、若明若暗地涉及和产权有关的思想和内容,但并没有将产权作为基本分析工具。

我们试图在运用产权工具进行分析这个方面做一扩展。在我们看来,如果仅仅把产权研究的视野局限在企业的组建、运行以及市场行为的框架内,而放弃对产权在社会组织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建设中的关注,那么,不仅是产权研究的缺陷,而且对于理解社会变迁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联,也是存在不足的。比如说我国的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的发展对我国社会组织的发育、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缺乏统一角度进行观察,那么就存在着缺陷。

1、扩展的产权分析与组织权

    实际上,我们可以做一个扩展的产权分析。在这个分析当中,我试图想把产权这一工具不仅用在经济组织上,而且应用于社会组织的分析上,从产权角度看其含义如何。这方面的研究很早就有学者关注,当代产权经济学家的研究又有别于更早的产权经济学研究者,不仅在于他们将产权分析和交易成本分析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了更强有力的分析工具,而且在于他们据此将产权经济学分析扩展到更大的领域,即那些此前在研究传统上未被放在产权经济学视角下加以研究的领域。例如:科斯将所谓外部性和社会成本问题统一到产权分析中来,并具体分析了排污等环境问题;巴泽尔在《产权的经济分析》《国家理论》等书中,通过运用产权分析工具讨论了公共领域、排队、过度挑拣行为等;此外,德姆塞茨指出,有一些被处理为管制经济学的问题,如“市场准入”“市场障碍”等,其实应该属于产权经济学问题。所有这些分析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产权作为一个分析工具是可以被运用到原来直观观念中不属于产权范畴的分析中。不过,他们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到我们今天关心的非企业性的社会组织的组建和运行上去。 

2、产权经济学与产权社会学

我们的研究旨趣与产权经济学不同。产权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在给定的产权特征(公有的或私有的,完全的或不完全的,明晰的或模糊的)下会产生怎样的行为激励,在特定的产权结构下会产生怎样的资源配置绩效;而从社会学角度,我们关心的是:特定的产权特征和结构是在怎样的条件下,通过怎样的社会互动被界定出来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产权社会学的研究,与传统的产权经济学研究有差异。 

3、产权:得到社会认可的占有

我们将产权定义为行为主体得到社会认可的对经济资源的占有。这里所说的社会认可,指社会成员间对各自占有资源的相互认可。正如社会学家科尔曼曾指出的那样,权利存在于社会共识之中。如果没有共识,哪怕有法律规定,都不能成为产权。当然,这种认可不一定是由衷而不计利害的,在多数情况下是考虑到其他社会成员的反应而做出的,或者说是博弈的结果。没有得到其他社会成员认可的占有可能存在(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不是产权。

4、组织权

不论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其权利也要考虑社会的认可性。我们今天不准备全面讨论产权,我们想关心的是产权“树”中的一支社会成员的组织权,具体到下面的案例中是私有企业主的组织权。所谓社会成员的组织权,是指社会认可他们能够将其占有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用于组建组织、并借助稳定的组织结构采取集体行动。从产权角度看组织权,这个问题就没有产权经济学家观察到的那么简单。产权经济学家对“产权”定义是无需告诉他人而能自由行使的排他权力,但在研究我国产权问题的时候就困难重重有排他性却又不完全,自由行使却又受到很多限制。不仅在国内,国外的情况也非常复杂,不是理论学家设想的那么简单。我刚到北大对企业调查的时候就关注产权问题,通过研究中国产权形态,摸索出一个分析框架如何看待权力的排他性。就个人对经济资源的占有、获得社会认可的产权而言,并不意味着全方位的排他性占有。在今天的私有企业,政府的干预现象仍然存在。虽然法律上其具有独立性,但并不能完全排除政府的干涉。巴泽尔曾论述过社会组织和集体行动在保护社会成员的产权免遭掠夺特别是国家权力掠夺方面的作用,事实上,社会组织的组建和集体行动的采取本身就是产权现象。 

5、产权结构的复杂性

我们曾指出,个人对特定经济资源的占有获得社会认可即获得产权,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全方位排他地(即排除任何其他的主体对同一资源实施占有)、选择任意的方式来实施其占有。组织权的情况也是如此。社会成员获得了按某些方式来占有某些经济资源的权利,如将这些资源用于自己消费的权利、用于交换其他物品的权利等,并不意味着他们必定获得了组织权;他们获得了组建某类组织的权利,并不意味着获得组织其他类型组织的权利;他们获得了在某个范围运用某些资源行使的组织权,并不意味着其他行动者不能介入对这些资源的组织性占有。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一经确立,产权拥有者便具有全方位排他的、按照不受任何限制的方式来使用资源的权利,这只是某些产权研究者的极端假定。事实上,权利的边界是在社会成员的博弈中,随着博弈环境、博弈参与者各自占有资源的状况、他们的认知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 

6、国家的介入

产权的社会界定是一个多方力量介入的过程,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和间接的第三方都在其中发挥作用。在各种力量中,国家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不过,在不同类型的权利界定中,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国家力量,发挥作用的大小、机制、场合可能会有所不同。在组织权的界定中,国家的力量表现得特别突出。在本讲座中,我们将特别关注表现国家力量的政府—虽然只是基层政府—在组织权界定中的行为。 

7、组织权逐步释放过程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制度改革可以看作是国家逐渐向社会成员释放组织权的过程。改革前,中国大陆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组织权的高度国家垄断,计划经济不过是这种垄断的功能表现。社会成员即使有一些得到国家认可的私有财产,也不能用于组建企业,更不能用于组建其他社会组织。改革之后,变化最显著的是向社会成员逐渐释放企业组织权,这也经过了一个过程。允许私有经济发展比向社会成员逐渐释放企业组织权的时间要早,最早国家允许个体户发展,在80年代中期对信“资”信“社”问题进行了争论,实际上是允不允许组建企业组织。正是伴随着社会成员的组织权的获得,才有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有了乡镇企业的改制,有了私有企业的蓬勃发展。与向社会成员释放企业组织权的力度相比,政府在释放社会组织权方面更加谨慎,限制更多,释放速度更缓慢。八十年代末期,组建企业单位的审批程序已经取消,但直到今天,组建一个社会组织仍要经过上级主管单位的审批。目前,释放社会组织权的过程还在继续。下面的案例,就是发生在乡镇政府彻底释放了企业组织权,并有限度地释放社会组织权之际。 

三、商会组建中的组织权认可和商会的组织权特征

我们的案例资料来自我在苏南S镇(实际是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对乡镇企业产权结构的变革进行的连续调查,费老在《小城镇、大问题》中也专门讨论过盛泽镇的问题。 

这个案例背景第一个就是产权的改制。苏南模式最早是集体企业,政府有力量进行渗透,后来改制后大都为私有企业。这场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之前,企业经营者对企业资产的占有尽管对诸多主体已经形成排他性,但是对乡镇政府在企业中的占有行为,其排他性并未获得政府认可;改革意味着政府认可这种排他具有合法性,政府不再成为企业资产的占有者。政府在这些企业经营活动的范围内,放弃了组织权。但是,乡镇政府放弃在原乡镇企业中的组织权,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其所占有资源的组织权。推动商会的组建,就是对组织权的运用。

案例背景第二点是:在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的过程当中,S镇政府领导就在考虑推动私有企业主的组织—商会的建立问题。在2001年的调查中,据镇党委委员(后升任副书记)钱一明介绍,在1998年,即W市开始大力推进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的第二年,镇党委已经有了推动商会发展的考虑。此后,便开始有了镇党委和镇政府领导与重要的私人企业主之间的联络会议。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先后建立起四个商会:镇商会、广东商会、闽南商会和温州商会。这种联络会议,每个月举行几次,甚至成了非正式的定期活动。

组织权的认可途径

从上面有关“碰头会”的叙述反映出,组织权的认可可以通过一些非正式途径逐渐形成。这个“碰头会”本身有政府、企业共同参与,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式的认可,并没有认可其建立正式的组织,只是由政府来沟通和联络。但对于从事正规社会活动来说,组织权的正式认可是重要的。在W市的调查中可以看到,企业主的组织权得到政府的正式认可有三条路径,即:

1)通过直接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商会组织得到认可,如闽南商会;

2)通过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工商联实际上是一个准政府组织,而非单纯是企业家的组织,市和镇的工商联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这样就给予下面组织一定发展空间系统认可;

3)乡镇政府认可。 

在实际运行中有这三种方式,比我们仅仅从法律条文上即第一条路径,看到的情况复杂。

三条路径间的关系:这三条路径并非各不相关。市工商联的存在使民政部门对镇商会组织的建立网开一面,同时也不再承担审批和认可这类组织的责任;而市工商联虽然为镇商会提供了形式合法的架构,但它本身既无审批后者成立的权力,也无领导后者的权力。在这样的结构中,乡镇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成了乡镇中各商会获得正式身份的必要条件。乡镇政府的这种地位,虽然并不必然引导出渗透入商会的行为,但却提供了渗透产生的可能性。 

政府渗透在商会章程中的体现:我们要研究的是政府渗透型的商会,政府渗透有多种表现,首先体现在商会张承中。如在《S镇商会工作制度(讨论稿)》中就对镇商会做了如下规定:S镇镇商会接受S镇党委、政府、总公司的领导;协助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对会员的管理、教育。

不仅仅是镇商会,在温州商会和广东商会的章程中也都写明:本会以团体会员形式参加S镇商会,接受S镇商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因此,S镇商会的制度安排对这两个外地企业主商会也是同样有约束效力的。 

介入领导职务:另外一种渗透表现就是介入领导职务,如在镇商会、温州商会、广东商会中,都明确地有镇政府官员的介入。

S镇商会中,其会长由镇党委副书记兼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后担任镇长职务)担任,秘书长由镇党委统战委员担任。二人都是不经商会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的当然理事。在温州商会中,虽然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都由企业主担任,但是设置了两位名誉会长和一名顾问职务,它们分别由镇党委副书记(即镇商会会长)、镇人大主席和镇党委统战委员(即镇商会秘书长)担任。在广东商会中,也有两位名誉会长,分别由前任镇党委书记和现任镇党委书记担任,镇党委统战委员则担任了顾问。在闽南商会中,政府官员没有直接担任职务,但是商会聘请的一位S镇当地的私人企业主顾问,在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之前曾是一家乡镇集体企业的总经理,并且因为其成功的经营活动和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曾被任命为S镇农工商总公司副总经理。 

组织权特征:这些联系我们可以从组织权的角度进行解读:从任职和典章规定可以看到,镇政府在该镇的商会中拥有一定程度的组织权。从权利的排他性方位的角度看,企业主和政府的组织权互不排他。正因为此,从我们的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既不能把S镇的商会看作纯粹的企业主组织,也不能将其看作是政府一手操控的组织。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很多社会组织的状态。可见,即便是企业主们对政府获得了在企业组织方面的排他性组织权,也并不意味着他们获得了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排他性组织权。 

 

四、乡镇政府为什么需要商会?

乡镇政府为什么需要商会?乡镇政府为什么要渗透到商会工作中?有何意义所在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乡镇政府为什么需要商会组织进行一番研究。

(寻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方法)

政企分离之后,乡镇政府为何需要商会并积极渗透到商会工作中呢?在这期间有一个转折在乡镇集体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的情况下,乡镇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是帮助乡镇集体企业寻找信贷、财政(包括减免税)和社会关系资源。但是,在乡镇集体企业逐渐不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和乡镇政府的利益日益疏离的条件下;在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发生变化(特别是银行贷款不再接受乡镇政府的信用担保,而只能由贷款人自己进行抵押)的条件下,采用传统手段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便不再有效了。乡镇政府便只能需要寻找新的推动手段: 

网络引资:S镇政府的部分领导有一个说法“以商引商”,或网络引资,即企业主之间的关系网络对资金的流向有着重要作用,而商会是一种有利于建立、强化、扩展企业主之间关系网络的组织形式。所以政府积极推动商会发展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想通过商会的组建来扩大企业主之间的网络来吸引资金进入本地并促进本地经济发展。

那么影响领导具有这种敏锐思想的因素有哪些呢?从我们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看,镇领导意识到商会的作用,和以下因素有关:

(1)已经存在的商会的活动。四个商会之中最早的是闽南商会,成立与1996年,这与福建人的经商传统有直接的关系。闽南商会在镇政府推动商会组建之前已经有三年活动的历史。虽然因为会长离开盛泽镇回福建经营,商会活动的开展受到影响,但是商会的现实存在,毕竟提示了一种可能促进经济的活动的组织形式。 

(2)一些外地企业主把商会存在看作投资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据我理解,一个广东籍企业主(后为广东商会会长)陈守祥曾陪同S镇的党委书记朱荣生和统战委员钱一明一起回广东招商引资,一个曾经在S镇经商的广东商人向镇党委书记提出在S镇办一个广东商会以利于广东籍客商前来投资的建议。镇党委书记听到这个建议后认为很有道理,回S镇以后立即将建立广东商会的事情提上了日程。

(3)在我们对当地领导的访谈中,他们都提及到当地悠久的工商业历史传统和对商会的历史记忆。钱一明在访谈中讲到他个人的情况:“我对S镇的历史有兴趣,在这里工作了20年(82年参见工作,2001年39岁),又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对S镇的过去比较了解。S镇的商会在以前是很普遍的,经济生活通过商会,同业工会等在协调。”

综上所述,现实的需要、历史的记忆,加上招商过程中外地商人的提议等,这些因素都共同推动了政府通过商会来招商引资这一想法的产生。

(政府的首要关注:招商作用)

事实上,在组建商会方面S镇政府首先看中的是它在招商活动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着力推动商会组建的钱一明说:“政府经济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招商一是服务,其实服务也是为招商服务。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包括硬的和软的。商会在招商方面作的事情多一些,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主要通过会员企业(的介绍)。”党委副书记张涌庆在总结商会的作用时谈到,“各分会可以帮忙招商,提高知名度。”

企业主方面的人士也肯定商会在引入资金方面的作用。温州商会的副会长潘长风在访谈中说:“商会在招商引资方面配合政府和党委开展一些工作,希望对当地有所帮助。我本人介绍老乡来过。经常有人过来问问,虽然也算不上完全是介绍。不过没有我在这里,他们是不可能过来投资的。一共(带来)有1000多万美金,这是不可否认的。今年(2002)七月中旬,镇领导等去温州、柯桥等地,都是我们陪同过去的。招商是以商引商。到福建的话,是闽南经济促进会去,到广东就是广东商会去了。”每一个外地籍商会的头面人物都曾陪同镇政府官员回原住地去招过商。 

(政府和企业主的合作)

严格说来,如果良好的商会组织的存在被潜在投资者看作良好投资环境的一个条件,那么,商会的运行自动就构成了吸引资金流入的一种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虽然需要商会,但是并不需要和企业主及商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但是,政府的一些引资活动,如说服外地投资者到本地来投资,向他们介绍本地的情况等,的确需要已经进入的企业主和商会的合作。在S镇,镇政府利用商会在引资方面发挥作用,既包括了商会自动运行机制,也包括了企业主和政府合作的机制。

除了招商以外,乡镇政府还有一些事务也需要企业主的合作。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这些事务包括:

1)完成税收任务

虽然我们国家制订了在形式上看起来很完备的税法,税法规定了税种、税率等。但在实际情况中,尤其是在中国乡镇地区,并没有按照税法来征收税收,而是普遍实行一种“双重税制”,即一方面国家颁布了法定的税种、税率,并要求企业依法纳税;另一方面上级政府每年又向下级政府下达完成税收的任务,并以此作为考核政绩的指标之一。这里面包含很大的问题,如GDP的计算,在我们调查地,地方政府往往是根据下级完成其下达的税收任务情况来倒算GDP。这种扭曲的计算方法,使得整个数据的真实性成为很大的隐患。现实中,由于严格依法纳税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此,后一种制度约束事实上成为主导的、更硬的约束。

本来,国家有专门的接受垂直领导的税收机构,乡镇政府是不必也不应介入税收事务的。但是,由于税收任务的存在,乡镇政府就不能不考虑本地区税收任务的完成情况。因为税收监控水平低,所以,税收任务的完成需要企业的合作。在私人企业发展以后,S镇领导和有较大影响的企业主之间的联络会议的内容之一,便是通报税收任务并协商企业承担的数额。

2)部分公益事业 

乡镇建设中一些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公益事业,如道路、桥梁、学校等既可以由政府财政出资提供,也可以由私人提供。在许多乡镇,这类事业都借助了私人财力得以完成。这也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灰色财政做的是政府的事,却不是政府支出的钱。乡镇政府要做这些事,常常需要得到私人企业主的支持、合作。这个时候,商会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合作工具,同时也承担了沟通的桥梁。

(商会的桥梁作用) 

合作需要信息沟通,需要对对方行为的可预见性。稳定的组织架构,有利于这些条件的形成和持续。S镇党委副书记、镇商会会长张涌庆特别强调了商会在政府和企业主沟通中的桥梁作用:“商会的主要作用是充当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桥梁。政府有什么意图,可以通过商会传达下去。民营企业有什么要求,也可以通过商会传达上来。原来没有这个组织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这个渠道灌输下去。现在政府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商会一点点的灌输下去。有的企业对政府也不熟悉,也可以通过商会跟我们联系。” 

乡镇政府对企业主商会的需求,使之具有认可企业主组织权的倾向。当然,组建怎样结构的商会,有多种可能。这意味着,可能的博弈均衡结果并非是唯一的。 

五、企业主利用商会做什么?

如果仅仅是政府希望企业主组建商会,而企业主没有需求,那么商会还是组建和运行不起来。所以,我们需要考察企业主方面的情况。企业主利用商会做什么?从欧洲企业发展来看,企业主组建商会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保护其产权免受侵犯。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却并非如此。从调查搜集的情况看,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协作互惠:如很多温州商会、闽南商会的成员来到S镇后出现的各种困难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都是可以通过商会来处理的。 

2)获得与政府沟通的渠道:在调查企业时,很多企业主之前与政府无法沟通交流,但自从有了商会后,企业主就能够与政府沟通了。当然,这里面也会有很多让人不能乐观的情形出现,使得一些商会成员具有了相应的特权。 

3)获得具有象征意义的正式社会地位:在苏南、浙江等地,虽然私人经济有很大发展,但是在一定阶段其实很多私人企业主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商会组织成立后,他们便可以拥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正式社会地位,这是很多企业主所看重的一点。

4)融洽与经营所在地社会的关系:在我们调查的S镇,商会会开辟一片土地,帮助当地搞绿化;在逢年过节时商会会组织一些文艺活动;还有一些慈善事业的捐助等。企业主通过商会,而不是分散的个体,融洽了与当地社会的关系。

5)协助解决纠纷。

6)提高贸易谈判地位。在这里我们来了解一个案例:S镇是我国一个重要的纺织基地,从200111月开始,该地很多企业主开始更换纺织设配,并开始与日本的两家企业津田驹和丰田讨论购买喷气织机的问题。因为要想购买的厂家多,许多规模不大,且相互竞争,而日方俩家企业具有近乎卖方垄断地位,所以在价格问题上,S镇的厂家谈判地位很弱。这时,有的商会会员想到,如果通过商会把商人们组织起来联合购买织机,以商会的名义和日方谈判,将会大大提高谈判地位,获得更低的价格,这一想法获得许多企业主的支持。于是由镇商会副会长出面,以镇商会的名义组成商人代表谈判组,在谈判中成功地压低了价格。当然,日方也并未吃亏,通过薄利多销也获得了可观的利益收入。

(组织权的自然衍生和正式认可) 

从上面的叙述及案例中可以看到,在工商业活动聚集的地区,企业主们对商会有多方面的需求。它在商贸经营、社会活动、乃至日常生活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些需求使企业主们有激励使他们将占有资源的利用方式延展到社会组织上去,并在一定范围内相互认可这种倾向。也就是说,组织权会在他们之间产生。当然,这种权利不一定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如果将政府正式认可的权利称为正式权利,那么,在企业主之间产生而未得到政府认可的组织权是非正式的。 

六、政府为什么要渗透到商会中?

我们看到,乡镇政府需要商会以利于吸引资金进入以及与企业主的沟通合作,但是需要商会并不意味着要在组织上渗透商会。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政府允许商会自主发展,并在吸引资金进入和其他事务上与商会合作来获取合作收益的状态。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要渗透商会,如我现在在深圳调查看到深圳政府也在利用商会做很多事情,但并不意味着要渗透到商会中去。事实上,在S镇,一些政府官员也并不认为政府的渗透是一个理想的状态。那么,政府为什么会选择渗透进入商会呢? 

(思维惯性还是理性选择?) 

在和政府官员谈到政府和商会的关系时,常常会听到“引导”和“管理”这两个用语。我们在2002年调查期间,恰好碰到附近的M镇举行商会成立大会,S镇商会的几个负责人被邀请参加,我们也顺便做了一次参与观察。在会上,M镇党委书记讲到,企业改制以后要形成“政府领导商会,商会管理企业”的模式。从这些谈话中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尽管企业产权制度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企业进行“管理和引导”似乎始终是政府的既定理念、惯性思维。那么这种渗透是一种思维惯性,还是一种理性选择呢? 

当然,我们不排除以往管理模式的内化对乡镇政府领导思维方式的影响,不排除这样的思考方式中具有惯性的作用存在。但我们同时也了解到,乡镇政府领导对于参与还是不参与到商会组织中去是有过考虑的。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将诸如“管理”、“引导”这样的话语和理念,看作是一种选择的结果。这是乡镇政府领导在面对新的不确定性时的一种选择。 

(“搭便车”导致的组织供给不足与精英替代:一种解释

钱一明对乡镇政府的参与渗透提供了一个积极的解释:“为什么这样?考虑到商会是新生事物,刚成立。如果由下面的企业家来担任的话,运转不一定容易。这种安排是过渡性的,将来还是会由企业家来担任。另一个考虑是,私人企业刚刚起步,老板很多,但是真正能出头,能挑重担的有影响的还没有出现。当然我们的参与也有好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参与的话,那么现阶段的商会可能就是名存实亡。当然也可能是我们多余的担心,但事实就是这样。民营企业刚刚起步,也许企业在管理上可能有所专长,但是社会组织能力可能比较差。”

在上述钱书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分离出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由于在企业主中存在搭便车逻辑,因而导致商会组织供给不足;第二层是由于企业主中社会精英短缺,因而由政府实施替代。我们可以借助博弈论模型来对这一解释做更精确的讨论。

根据S镇政府官员提供的解释,企业主的“社会组织能力可能比较差”,如果政府不参与,商会就可能“名存实亡”。也就是说,企业主中缺乏社会精英,如果不由政府来扮演社会精英的角色,作为企业主之间的公共物品的商会就无法提供出来。他们之间的博弈,就仍然会遵照“搭便车”的逻辑进行。

这个解释在逻辑上成立,但是逻辑模型是否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要有赖于模型中的基本假设和现实是否相符。这里的假设是:在组建商会和商会功能的发挥上,政府精英的收益函数和潜在的企业主精英的收益函数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得他们之间可以进行顺利的替代:当企业主精英缺乏的时候,可以由政府精英来替代;当有了企业主精英的时候,政府精英便不必参与商会组织,或者退出商会组织。这个假设的现实性如何?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我们应当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只要在企业主中具有有能力把商会组织起来的精英人物,政府精英就会退出商会组织。然而我们在调查中观察到的情况是:有能力组织和领导商会活动的企业主精英已经存在了,但是政府精英并未退出;当我们向乡镇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们问及如果出现有高度威信和能力的企业主精英,情况将如何时,他们甚至表示如果果真如此,这未必是好事。由此看来,上述假设在抽象逻辑上虽然成立,但其假设前提有问题,所以其和现实是有距离的。我们有必要对乡镇政府行为做进一步讨论。

(政治控制目标)

上面关于乡镇政府对商会的需要等讨论,是在乡镇政府把经济发展作为其目标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个前提是现实的,但并不完全。在中国当前的制度框架和迅速社会变迁的社会条件下,乡镇政府除了经济发展目标外,还有另一个基本目标,即保持地方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其内容不仅包括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等方面,而且包括是否存在挑战领导地位的政治事件、政治性组织等。这一目标的实现状况,同样影响着上级政府对乡镇政府领导的政绩评价。乡镇政府是在上述的经济和政治二元目标下行动的。或者说,乡镇政府官员的收益函数中,经济发展和地方政治状况是两个基本变量。

(二元目标和政府行为特征)

正是在二元目标下,乡镇政府在商会问题上产生了这样的行为特征:一方面,积极推动商会的发展,尽量使其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避免它发展成为政府无法控制的、独立的力量。由于商会是一个新生事物,又是有可能成长成一股强大力量的组织,因此在完全不参与的情况下究竟会出现怎样的后果,乡镇政府感觉面临着较高的风险。而有限度地参与和渗透,则风险较小。所以,对乡镇政府来说,推动商会组建并有限度地渗透,是一个或许不是最好但并不坏的理性选择。

这样,乡镇政府一方面认可企业主在商会上的组织权,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企业主的组织权具有对政府的排他性。通过乡镇政府对商会的组织渗透,对企业主的组织权给予了限制。 

事实上,我们看到政府目前对很多社会组织都处于这样的一种摸索状态之中。

七、企业主何以能够接受政府渗透?

我们已经讨论了乡镇政府为什么要渗透商会这个问题。进一步的问题是乡镇政府为什么能够渗入商会?当然,一个回答是,作为乡镇社会中最有权力的乡镇政府,有力量渗透进商会这样的组织。但我们认为这样的回答是肤浅的。如果政府渗入而企业主退出,或导致商会休克,那么这种渗入是失败的,无意义的。这和乡镇政府利用商会来发展地方经济的目标相悖。因此,乡镇政府为什么能够渗入商会,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为什么企业主能够接受政府的渗透?企业主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两种情况:

1)政府渗入后,企业主在商会中的收益下降,但仍大于退出成本,这时,企业主会继续保留商会。这有点类似垄断模型中的搭配销售即政府垄断商会组建权,你要组建,就必须同时接受我的渗透。

2)政府渗入后,给企业主带来收益增量。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地位提升带来两种收益:直接收益是社会声望;间接收益是更多的发展机会。

的确,政府渗透以后,企业主得到了很多好处,这是中国目前社会组织发育中的一个很重要特点。在S镇,我们主要调查的是商会的重要成员,包括会长和副会长、理事等,他们是和政府渗透行为利益最相关的人。从调查得到的情况看,许多企业主的感觉是,有政府参与的商会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我们认为,这种感受在改制刚刚完成,私人企业主的地位刚刚得到肯定的条件下,是可信的。 

(政府对部分企业主的再组织化) 

S镇,更突出的是:政府对部分企业主的再组织化。在处理和商会中的企业主核心人物的关系方面,一个做法是努力使他们进入政协组织中。在调查中,笔者得知,三个外来业主商会的会长及闽南经济促进会的林连升,镇商会的副会长盛东临,镇商会的理事施智观,都是W市政协委员。通过把商会中的核心企业主纳入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组织,是对他们的一种再组织化。同时,也给他们的社会能量的释放,提供了一条可控渠道。我在深圳的商会调查中也发现了这一点,虽然深圳的商会木有像W市那样直接渗透,但其重要的商会领导都被纳入到各级人大、政协组织当中,从全国政协、到深圳市政协、区政协和区人大等,有很大一部分企业主被纳入进这一体系之中。这也是另外一种政治控制的手段。

八、总结和讨论

下面我们将进行总结和讨论。首先,我们从产权角度分析了有政府渗入的商会组织。这里的核心概念是组织权。通过案例分析揭示出,在企业中获得了排他性组织权的企业主在非企业的社会组织中却不能因此获得同样的排他性组织权。这不仅说明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组织权的不完整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产权的不完整性,而且也说明,企业中的组织权和非企业社会组织中的组织权的社会界定过程存在差异。对这种差异进行研究,至少在当代中国是有意义的。 

通过政府渗透型商会在乡镇的一个案例,通过具体考察商会的组织特征以及政府何以需要商会、何以要渗透商会,企业主何以需要商会、何以接受政府渗透等问题,阐述了围绕商会组建的组织权的社会认可过程。我们并没有过多讨论组织权的社会认可过程的更一般性的道理,但案例内含的逻辑对一般道理的提炼也许会有一些帮助。 

在案例中,当政府认可企业主在商会上的组织权,同时对这种组织权施加限制,而企业主也认可政府在商会中的组织权的时候,在政府和企业主之间形成了博弈均衡。我们并未对这种均衡存在的社会条件特别是国家体制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对博弈参与者的收益影响进行更多和更深入的讨论。无疑,现存的均衡是有条件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均衡也会变化。如若进行变迁分析,对这些条件进行深入讨论将非常重要。如我们现在深圳所做的调查,就是对没有或没有看到直接渗透类型的商会的研究,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的行为又如何?

上面所述是一个案例分析,但我们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观察这个案例。这个更大的视野是这样一个假设:由于改革前的中国传统体制的核心是政府对组织权的高度垄断,因此,在当代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中,组织权的分配和界定是一个关键环节。这是我们的一个宏观视野,虽然我们讲述的只是一个案例的故事。

今天我的汇报就到此结束,主要是对于政府渗透型商会的研究。同时,我们也在做至少表面看起来政府没有渗透的商会的研究,我想从这种类型的比较当中,找到一些条件有利于我们对社会组织、社会建设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谢谢大家!

 

包智明(主持人)

首先感谢刘老师的汇报。刘老师从产权和组织权的角度介绍了他最新的研究,尤其是从组织权的角度,对政府如何渗透到商会中,以及商会运行过程中政府如何介入等问题进行分析,加上刘老师自身调查案例,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政府为什么需要商会?政府为什么要渗透到商会?企业主为什么能够接受政府的渗透?通过刘老师自己的调查案例,给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通过今天的讲座,我们学到了很多最新的有关产权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的观点。 

这里我有几点迷惑。刘老师开始特别强调产权,按照刘老师的说法,他的这项研究可以说是对扩展的产权分析。产权的视角是这项研究的重要视角,但在后面的案例介绍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组织权在商会的组建和运用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事实。直白地说就是政府如何渗透商会的组建?如何在商会的运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于产权在政府与商会的关系是如何体现?产权与组织权之间的关联在案例中又是如何体现的?我想先听一下刘老师的解释。

刘世定:

谢谢包老师的问题。我这篇文章写完后请社科院折晓叶老师看过,他说组织权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但这个研究刚刚开始,并不成熟。我的想法是:为什么是一个扩展的产权分析呢?在我们原来的产权分析,只是简单接受经济学家的观点,但他们关注的消费、使用、转让权这是他们关注的核心内容,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市场模式。但是我们要把产权分析进一步扩展,尤其是在中国的实践当中,当产权变革时,其实不简简单单是确认产权是公家还是私家的这一步比较容易,更重要的是产权究竟能够用来做什么。这里面不可忽视的一个就是组织权,是产权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回顾我们的改革,从产权角度看,实际上就是一个组织权逐渐释放的一个过程。原先组织权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所以从这意义上讲,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把组织权作为产权中重要组成部分来理解。如果没有组织权,如果我们仅仅有简单的使用、消费、转让等权力,那么我们的社会不过是一些小个体户的社会,我们不可能有真正企业的发展,不能有社会组织的发展。所以在产权分析中引入组织权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具体到这个案例,组织权引入进来之后,有两个可以介入分析的角度:一个是把组织权作为自变量,给定组织权并看其能够产生的后果;一个是把组织权看作是因变量,我们看这个组织权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力量互动下被逐渐认可下来的。我这里取的是后者探讨的是组织权如何羞答答地被政府、商会之间互相妥协、模糊、达成的那种博弈均衡的状态。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状态是怎样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我将其作为一个因变量来处理的。因为我想在产权问题上回到我前面的想法:经济学家更关心的是把产权作自变量处理,给定产权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他们认为:明晰的产权可以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不明晰的产权使资源得到不合理配置。但中国今天面临的任务是正在变迁中的产权,那么是哪些力量在推动其如何变迁呢?所以,我这里说其是一个产权社会学的问题,当然这里肯定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意向大致是这个意思。

提问和回答:

问题一:刘老师您好,听了您的讲演后,我有两个问题。在我国,政府类似去控制企业,企业面对这种类型控制时的反应是认可。中国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也是以非常低调的姿态出现。企业是否会积极回应政府并寻求其帮助来获得对资源的控制、分配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在社团研究中有两个重要方面:自主性和行动力。刘老师所讲的产权是自主性方面还是行动力方面?抑或是两者的结合呢? 

答:我这个案例是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看政府和企业主的需要分别是什么。的确,我在这里面没有涉及大背景。我相信这个背景一定会影响到企业主和政府的行为。不论企业也好,政府也好,都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制度安排在约束他们的行动,实际上他们是在大背景下的夹缝中寻求他们的发展。

第二个问题说究竟是他们的自主性还是其行动力。我想,这个和产权分析是两套不同的分析架构,但之间又存在联系。因为权力问题本身就有自主性,而且权力本身就是一个基力问题,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这里面即涉及到自主性,又涉及到行动力。企业主不缺乏资源,但是能否利用这些资源组建塔恩的组织呢?这是我要讨论的问题。企业主占有资源只是一种可能性,还必须被社会成员、组织、政府认可后,其资源才能够发展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产权问题既涉及到自主性,又涉及到行动力。

问题二:感谢刘老师的精彩演讲。您在政府为什么需要商会的时候,着重提及的是商会对于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又在政府为什么会渗入商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提及到经济利益问题,而只是提及到政府的控制方面呢?基层政府的控制目标与经济目标两者哪一个更重要呢?因为根据我自身的调查,我发现基层政府往往更看重经济利益。

答:我的论证逻辑是这样:政府需要商会,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招商引资(或网络引资)—经济的发展;第二个是希望商会更有利于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第三个是有利于地方税收的实现。所有这些,政府都可以放手让商会发展,而不通过渗透或控制商会的组织权来实现。因为商会能够自动招商引资,这个地方的商会得到蓬勃发展,自然会吸引其他的企业主前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无法解释政府为什么会渗透商会。如果仅仅从经济发展方面政府完全可以给予其一个宽松的空间,所以我想政府应该还有其他的目标。所以我把政府为什么需要商会和政府为什么渗透商会作为两个问题来考虑,因为这两个问题不在一个层次。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不能做普遍的推论。我认为这两个目标孰轻孰重可能有很不同的情况。这可能和政府成员的个人素质、所处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异。我们可以说这两个目标对政府都是存在,至于哪个目标更重要,哪个不重要,最好不要做简单的推论。很多时候这两个目标有替代关系,或是互补关系,不能简单论断哪个在先,哪个在后,需要视条件不同而不同。

问题三:刘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及到政府渗透商会的过程,政府是否存在私心呢?是否会通过一些渠道来谋取私利呢?我相信在现实中这种因素应该存在的。第二问题是:您在演讲中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案例,那么请问刘老师在做研究时是调查了很多地方然后取了这一个案例做典型,还是目前为止只做了这一个地方?我个人觉得取样的样本量有点少。

答:第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仅仅从这点不能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政府的私心是什么时候都存在的,在有无商会的地方、改制前后政府都存在私心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这解释不了政府需要去渗入商会的动力问题。我现在觉得政府以权谋私,这个动因可能被过度解释了。很多问题都包含着私利,但不足以解释各种形形色色的现象。我们要认识到政府私利的存在,也要看到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其是有利处的,如果其社会控制做得好,官员自身也可以晋升。在这一点上,是不存在疑虑的。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一个方法的问题。在对商会的研究中,目前为止我在江苏、浙江、河北、广东等地做过,这个案例是我研究比较深入的,可以来讨论一些道理。关于这个案例的代表性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代表性,当然这里绝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总体推论。毫无疑问,任何个案研究都不能做统计学意义上的推论,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我认为,不能对个案研究提出这种代表性要求。我参加过很多的论文答辩,很多老师在看到学生做案例时喜欢问其个案的代表性。我认为这个代表性是模糊概念,如果说是普遍性的道理是可行的,如果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则根本就是错误的,是老师的失误。那么,个案研究适合于做什么呢?比方说,有一个理论模型,是因果陈述的模型,通过案例研究对其提出补充、挑战或提出假设。我关心的是在商会当中是否存在组织权,以往的产权研究忽视组织,那么其研究是否完整?在社会组织当中,是否可以利用组织权进行透视、分析?我觉得这个案例可以做这样的陈述。在社会组织的组织权形成中,政府和企业主之间有各自的利益投射在其中,通过在一种非完全排他性状态下的互动中达到一种均衡。但这并没有推论到全中国的商会都是如此。个案研究到底能做什么?前些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问题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刚组织过一个关于定性研究方法的讨论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问题四:首先刘老师从产权出发,把产权的概念扩大,扩大到社会组织的组建,然后提出一个组织权作为产权的一种,并把其运用到分析政府与商会的关系中去。刘老师认为这是一个产权社会学的研究,与产权经济学不同。那么,如果我们不涉及产权的概念,而仅仅用相同的一个“组织权”的概念去分析政府与商会的关系,是否能够完全说明问题呢?为什么必须在产权的概念下来阐释组织权的问题呢?

答:就案例来讲,如果不用产权,只讲组织权的社会认可过程,对于这个案例的解释时完全可行的。引导我做这个案例的原因,是政府为什么退出了对企业组织的权力却不退出对社会组织的权力。在这里我想对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给予一个统一的理解。政府一方面在进行产权的改革,一方面却又在渗透。当然我潜在的学术野心更大一点,想把其放在一个更大的变迁背景产权变革下。产权变革是逐渐发生的,从交易权的释放,到企业组织权的释放,可能将来还会释放社会组织权、政治组织权等。我是想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成员掌握资源后,这个资源能够用来做什么。这是一个统一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有这一个视角。

问题五:感谢刘老师的精彩演讲。您讲到政府渗透到商会并成为其代表者,使其利益达到均衡状态。那么如果双方利益发生冲突,企业主能够自己主导自身的生产经营吗?企业主会听政府的指引吗?政府的控制力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答:从我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暂时的均衡,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均衡会一直保持下去。我也不是简单认为从这种均衡能够走向西方国家那样,商会完全独立并和政府之间形成特殊的关系。这种渗透的路径对未来的社会组织、政治走向产生怎样的后果还有待观察。我们不能对其进行简单的推论,认为两者会必然分开。产权分析中的每一项权力是一个个博弈过程来界定的,而不是确立权力后权力“树”便都有了不是像产权经济学家的理论那样。这种情况可能在其他国家发生过,或者是一个理想模型。现实中每一个权力都是一步步争取而来的,最后能够争取到哪一步,需要不断的观察。从纯粹逻辑上推理,很难得出结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至少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暂时还不能够实现。可能产生一些不好的结果,如政府和企业主之间的勾结。

包智明:

感谢刘老师精彩的讲座。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座是博士生课程“社会学前沿研究”的一部分。今天听了刘老师的讲座,我们的确感受到了社会学前沿的研究。刘老师今天不但给我们介绍了产权、组织权以及用这核心概念分析政府与商会之间关系的一个具体案例,而且通过回答同学们的问题也涉及到了我们平常研究中所遇到的困扰性问题。例如个案研究的意义。我在教社会学方法中每年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刘老师给大家进行解答是非常有益的。我们知道抽样统计和个案研究所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发现规律和统计趋势,另一个是解释现象的因果关系方面。今天通过刘老师介绍的案例,我们也能够更深刻了解个案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今天刘老师的讲座超过了规定的时间,刘老师非常辛苦,最后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刘老师的讲座。

 

(录音/整理:郑伟)


·综  述·

中国宗教多元与生态可持续性研讨会圆满召开

2012年3月6日至9日,由我校“985工程”国家级重点学科民族学建设项目支持,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德国马普宗教与族群多元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国宗教多元与生态可持续性研讨会”顺利召开。50多名中外学者参加了会议,29名学者按照7个专题发表了学术演讲。来自欧美的知名学者包括耶鲁大学森林和环境科学院的Mary Evelyn Tucker教授和John Grim教授、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Robert Weller 教授,德国马普研究所所长Peter van der Veer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医学人类学家Nancy CHEN、加拿大女王大学的Jams Miller等。参加会议的中方知名学者有原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现为北京大学人文科学院院长杜维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院长丁宏教授、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彭国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尕藏加研究员等。

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苏发祥教授和德国马普研究所Dan Smyer Yu教授共同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潘蛟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处长游斌教授等对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进行了精彩的评论。

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学术界掀起以文化、信仰与生态为主题的研究浪潮。由Mary Evelyn Tucker和John Grim个人或合编的宗教与生态的文集带动了更多跨学科的研究。2006年牛津大学出版了宗教与生态文集,由Mary Evelyn Tucker主编的《伊斯兰教与生态》、《道教与生态》、《佛教与生态》等学术著作代表了当代学者对宗教与生态的研究已提高到了跨学科、跨区域的高度。这次会议的主要宗旨是将宗教作为文化现象来研讨,其着眼点放在生态观领域。鉴于当下对宗教与生态的研究大多滞留于文本的研究和案头研究,故此次会议是将民族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并拓展对此领域的研究方法。借这次会议希望将北美学者能够更深地了解中国民族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新的成果,同时合编一部论文集来推动宗教生态学的发展。会议主要围绕宗教多元与生态环境、生态移民与可持续发展、现代背景下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与生态保护措施、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宗教信仰在当地社区中的作用等主题进行探讨,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比如现代化时期的食品安全问题、个人的健康问题、生态环境中摄入农药量,如何去维护自然,如何培养稀缺人才等深度问题。纵观此次会议,将其内容大致分三个方面:

1传统宗教的生态观,切合中国的文化多元。

从古至今中国就是一个多元宗教文化共存之地,有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而且在不同的区域存在不同的民间信仰。随着人类过度利用自然的反思,因应对生态资源保护的自觉,生态学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而自20世纪50年代后,生态学超出植物范围进入生态系统研究的思路之后,社会人的活动成为生态研究的一个部分。利用宗教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即是众多的生态保护路径中的一种。它以宗教的人观、自然观为基点,提出文化传统在保护生态资源中的认知与实践路径。在“中国古今的生态观和环境伦理”专题中,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杨圣敏教授的“从佛教的密宗到伊斯兰教的依善派—为什么神秘主义教派有较大影响”一文中,作者从环境、生计方式与宗教信仰和上对维吾尔族进行的调查和分析,得出神秘主义教派在维吾尔人中间,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而且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有较大的影响。伊斯兰教与佛教的一个区别在于,伊斯兰教不主张“出世”,它是一个重视“现世”的宗教。但依禅派与其他伊斯兰教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它轻视尘世的生活,宣扬重视“来世”。在这一点上,它更接近佛教的“出世”哲学。另外作者还认为,各种宗教都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可是神秘主义同神秘性不同,它是一种尤为特殊,强烈的精神文化传统。它更强调个人及人类的渺小与无能,更推崇神的伟大与万能,它追求的是尽量与所信仰的神的亲近甚至合一,以此来获得神的保护,摆脱心灵的恐怖。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郑筱筠以“试论南传佛教上座部佛教的生态文明”一文做了大会发言,从自然生态文明、社会生态文明和心灵生态文明三个层面来对南传佛教的生态文明体系进行探讨。另中国社科院陈霞博士的“道家生存观:道与物无际,人与自然互依”一文认为,在先秦道家那里,“道”是无所不覆、自生自化、永恒存在、派生万物的形而上学的宇宙本体。“物”是有形的、变化的、局部的、杂多的现象存在。“道”与“物”是先在和同在的统一。创生万物的“道”遍在于万物之中,没有替代物的自存性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物”一旦出现,便按照“自化”的生成原则取得相对于“道”的独立性和主体性。道家所主张的“无为”也正是希望维持“物”的这种相对独立,只有随万物的自然生长之势,才能不破坏“物”的固有之性。道家思想让人们成为自然界的观察者和定居者,顺应者和欣赏者,保护者和返璞归真的沉思者。

来自于美国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亚洲项目的艾周思教授以“‘天地之大德’:《易經》中的深度生态学”一文为主题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他将深度生态学作为一种哲学倾向,并且认为易經在若干层面上也具有这一倾向。最能体现易經世界观的,是杜維明(Tu Weiming)提出的名词“天人合一”(anthropocosmic),其中蕴含人与天(即自然)的平衡。这一名词保留了儒家的以人为本、人文主义风格,但并未达到以人类为中心的程度,也没有剔除人类利益,达到以生态或生物为中心的程度,因此他认为易經所谓人与自然的共同本质在于内在的创造力,更准确的说来,是指唯有人类才可完全实现的道德创造力。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所的何其敏教授以“适应?还是选择?-----对宗教文化生态的理解”一文做了精彩演讲,他认为在中国民族地区的宗教布局中,伴随层级的自然生态,也有立体的宗教文化,这种对应格局,体现了信仰文化的选择服从于生存条件的特质。宗教生态与自然生态对生物的“挑剔”和新生物“被动”适应不同的地方在于,人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和所创造的文化具有能动性,族群生存处境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层结构,决定了特定区域和某种宗教选择之间并不必然的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作者主要选择云南傈僳族选择基督教信仰的现象,阐述“多样化”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更是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选择。

2自然保护还是自然消费:藏族和蒙古族的传统生态宗教实践、国家和市场的复合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研究所研究员尕藏加教授的“民间信仰与生态环境----以藏区神山信仰与生态保护为例”,提出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条件,故维护生态环境是每个国家。地区或每个民族、个人的重要义务和责任。从广袤的青藏高原而言,这里的藏族居民大都信仰宗教,神山信仰是藏区普遍流行的一种传统信仰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信仰范围内,即异于自然崇拜,又别于图腾崇拜。它兼顾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因而蕴含神圣性的内在意境,又凸显世俗性的外在风格。神山信仰是一种以求现实社会和谐、家庭福祉个个人安康为目的的民间信仰文化,它具有村落文明朴实无华的魅力和草原文化坚忍不拔的生命力。藏族人通过神山信仰,不仅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有章可循的秩序,而且同生物界也构筑了一种平等、和睦的关系。故神山信仰无疑符合当今生态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建设现代生态文明的理念。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苏发祥教授的“论安多藏族牧民定居化模式及其特点”,以甘肃省玛曲县、青海省大武镇牧民定居点得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概要介绍了牧民定居点的基本实施情况,并通过不同的个案,探讨了甘、青牧民定居点的生存状况和基本特点。来自科罗拉多大学地理系的叶蓓教授向大家探讨了“对藏传佛教和环境保护具有竞争性的理解”。

3.都市中国的私人及公共空间引入自然和绿化生活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潘蛟教授以“珠江三角洲制造业中彝族的市场和组织”为主题进行讨论,他认为生产不是为了使用这个产品,为钱而生产的生产是贪得无厌的,造成今天的环境危机是与我们追求经济指标相关联的,前现代时期的生计经济是注重环境保护的,因为人的有限需求和自然之间没有张力,因此用前现代时期的意识形态来谈环境保护问题和环境危机是可行的,但是如今青海三江源地区出现黄河断流和水位下降等生态问题,使得黄河下流出现干旱等自然灾害,因此国家将青藏高原的牧民大量搬迁移民至城镇当中,改变他们的生计方式,禁止牧民放牧和住帐篷,对少数民族的商品经济进行改造。作者认为生态问题是生产方式和生活价值问题,今日少数民族的商品经济化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将其理解为前现代价值体系是不正确的,因此最后得出用市场手段解决生态问题是个死胡同。

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校园人类学系的Nancy CHEN教授的“元素联系:自我修养、生态和城市空间的重构”一文以“气功”对身心的健康和古老的树木能够激发能量和活力,维持生态的平衡。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的任国英教授以湖北神农架谷坪土家族民族乡动物与人争食的现象,从深生态学的基本理念出发,对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生态保护中也应该涵盖对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保护,避免“极端生物中心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杨筑慧教授以侗族糯稻种植及其文化运作探究一文向我们展示了侗族糯稻种植基本状况的基础上,试图对与之关联的文化事项进行阐述,进而在发展的人类学理论框架下,对发展理念、现代农业技术对环境、地方性知识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张亚辉副教授的“被献祭的水鬼-晋水流域的文化图式分析”围绕有关难老泉的历史和传说,力求揭示这一文化图示的结构。

为期四天的会议中,学者们围绕“中国古今的生态观和环境伦理”、“都市中国的私人及公共空间引入自然,绿化生活”、“水、植物、动物和生态保护”、“从比较的观点看神话,地方建造和生态实践”、“自然保护还是自然消费:藏族和蒙古族的传统生态宗教实践、国家和市场的复合关系”、“文化实践和生态持续性”等这些主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总的看来,此次会议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1、这次研讨会为学术界研讨和推进“中国多元宗教生态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祁进玉副教授以一篇“草原生态移民和文化适应性:黄河源头的应用人类学案例研究”从多学科角度对草原生态移民与文化适应做了详尽的阐述。包智明教授在谈到“在生态移民过程中生态市如何被遗忘的?-社会学视角下的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个案研究”中时,将生态移民过程当作一个社会过程来理解,然后呈现生态移民中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及地方民众之间的多元互助关系以生态移民政策带来的环境后果和社会经济后果;进而结合中国制度结构的特点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性的分析。通过以上研究发现,作者得出从中央到地方的生态治理脉络不仅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也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带来很多盲目性。以上这两篇论文掀起了大会的热烈好评,也更加的体现了此次研讨会所表达的主题思想。

2、研究成果大都基于扎实的田野工作。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等诸多多学科的一项基本研究方法,也是获取客观、真实研究资料和数据的主要途径。西北民族走廊有着与其他区域不同的复杂多样的地貌地形、多民族文化共生共存的现实,这就要求研究者深入田野,采集第一手的资料。从参与大会交流的论文来看,不论是对整个区域的整体研究,还是针对某一个地区的个案研究,无不建立在作者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

3、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元化。从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来看,学者们从历史、民族、经济、宗教、文化、建筑等多个视角对中国多元宗教与生态可持续性开展了深入的研究,涵盖了多个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方法。除了传统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外,还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如德国马普民族宗教多元研究所Dan smyer Yu教授的“安多藏区的地境艺术、家园构建及生态美学”就是采用生境美学和地景艺术、宗教研究的多种角度讨论了在藏人地景下的特殊地域和文化地景。这种土地主体性不可避免的与依赖于人类社会活动的集体主体性互相交织在一起。这种多学科和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为中国多元宗教与生态可持续性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可以说,目前国内关于此次主题的研究已初具规模。

会议期间学者们与我校部分研究生进行了互动,如来自葛底斯堡大学的司马黛兰教授在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作了“孔夫子在西藏”的精彩讲演,受到在场师生的好评。在研讨会期间还进行了影视人类学纪录片赏析活动。由Mary Evelyn Tucker和John Grim两位教授制作的“宇宙的历程”,讲述了人类在这个宇宙里的角色。通过对140亿年宇宙形成的过程与人类基因的变化及地球进化的过程勾连起来,两位生态哲学家把观众带入微妙的生命之网。由Dan smyer Yu教授导演的“怀抱”,通过聚焦藏族信仰系统的生态观,试图阐释人的社区、神灵、佛法和自然景观之间复杂、互惠的渗透关系。通过密宗修行者巴布扎西与班玛诺布父子两人的讲述,将人们带入他们的心灵家园,并展现了当地的生态风貌。此片也是郁丹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新世纪引进人才影视人类学项目成果”,是他在中央民族大学期间前往青海村落进行几年的田野调查而拍成的神山及其生态的纪录片。此外,参加此次学术会议的部分欧美学者都曾来过民大做讲座,比如Joseph ADLER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做过讲座,Nancy CHEN也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做访问学者。

总之,此次研讨会是首届专门针对“中国多元宗教与生态可持续性”召开的一次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这为当下中国在生态治理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会议时间短暂,但思想碰撞所产生的火花对每位与会者今后的研究工作必定会有深远影响。

 

曾吉卓玛: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期主编:龚方  陆海琴  罗红波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