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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交流与互动——民族考古与文物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作者:文博系 发布时间:2017-04-12 浏览(1150)

    4月8日至9日,由我院考古文博系主办的第三届“交流与互动——民族考古与文物学术研讨会”在学校文华楼西区二层报告厅召开,共有来自全国各个高校、研究所和博物馆近90名专家学者和领导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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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拉开,致辞嘉宾就用简短的语言道出了本次会议主题的内涵和意义。科研处处长吴小花教授、党委书记刘明新教授分别代表校、院欢迎与会嘉宾,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员葛承雍教授和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岩所长则代表参会学者感谢举办方搭建的交流平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王建新教授指出会议主题包含了用民族学的方法研究考古学和用考古材料研究民族史两方面内涵;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以“何以中国,因有边疆”这样的对子来说明边疆地区与中原的交流与互动在促进中华文明诞生的作用,并以此强调会议主题所涉及的边疆和民族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性;中国文物报社曹兵武研究员指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边疆与民族考古的重要性,并提出民族地区考古不仅作为研究空间或对象,更应该把“民族考古”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来发展;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哈比布所长则代表边疆和民族地区考古工作者表达了借助此次会议与各地学者进行交流与学习的愿望;主持人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主任肖小勇教授总结嘉宾的致辞,指出会议不仅有揭示中原与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等问题的学术意义,甚至存在着推动民族团结与融合等现实意义。
      学术汇报一开始,关于北方、西南、海上几个不同方向的“丝绸之路”的思考与研究便为会议讨论布下了偌大的空间范畴。首先是葛承雍教授带来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他指出草原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简单的线或带,而是一个网络;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具体线路、驿站的分布,还要吸纳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从世界视野看待草原丝绸之路,并由此申论文化交流是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四川博物馆侯世新研究员以三星堆等考古遗存论证蜀道或西南丝绸之路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之悠久,道出巴蜀作为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和文化传播的中转站和桥头堡的作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王元林先生虽未能出席会议,但其提供的论文摘要指出柬埔寨地区的吴哥一带是海上丝绸之路一条重要支线和经贸文化往来的重要节点。
      接下来的演讲则开始关注各个方向的边疆民族地区乃至边疆以外地区具体的考古、历史与文物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贾丛江研究员从文献中梳理了西汉时期“西域”的概念,认为《汉书》中的“西域”仅指塔里木盆地,不包括乌孙地区和东天山东部草原,反映了西汉前期重视的是定居居民而非游牧民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物研究员详细介绍了阿富汗黄金之丘遗址各个墓葬的出土遗物,从中识别出来自中国、北方草原、希腊、波斯和贵霜等地区的文化因素,以之作为反映多元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个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文瑛研究员介绍了小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塔里木盆地)、年代(公元前3千-2千纪)和突出的文化因素(草篓、彩陶、压印刻划纹陶和染织服饰),并划分出克里雅-小河和古墓沟-咸水泉两大类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中心韩建业教授指出北疆地区在世界三大文化圈(北方、西亚和东亚)交汇位置,并分期、分区介绍了该地区铜石并用时代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和青铜时代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天山北路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卡拉苏克等文化的文化内涵。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文锁教授发现西域鄯善王国的印信系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刻有汉字的“汉印系统”,另一类是多为图形形式的“西域式”,前者以“司禾府印”为代表,后者则以尼雅遗址出土的各式印为代表;他还指出,整合印章形制、图案分类研究和遗址出土的佉卢文释读工作,将能复原当时印信的使用情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繁文老师通过对比秦汉时期岭南和岭北地区饮食食材和器具的异同,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探讨岭南和内地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子奇博士以吉林省安图县宝马城遗址揭示的建筑遗迹和遗物入手,解释了《营造法式》所记载的垒脊瓦及其做法等问题。
      第一天学术汇报的最后一波由几位中青年科技考古学者带来,他们的研究空间同样围绕边疆和民族地区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志鹏副研究员带来了他关于中国早期游牧经济起源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尤其强调动物考古学对于细化和深化游牧经济研究的作用,如利用动物死亡年龄结构、组合等探讨游牧经济到底是吃肉模式(“吃本金”)还是吃乳模式(“吃利息”),以及通过观察动物骨骼痕迹考察游牧人群骑马放牧和以牛拉车等行为。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与人类学系胡耀武教授研究新疆史前遗址出土骨骼的稳定同位素,从微观层面探寻东亚人群往西迁徙和粟作农业向西传播的历史现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对甘肃东部早期秦与西戎文化的青铜器、铁器等金属文化进行合金成分和制作工艺分析,呈现这些金属器制作技术多样性,反映了西方和北方游牧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为探讨秦文化的兴起提供一定的科学证据。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任萌博士从新疆吉尔赞喀勒遗址(2600-2400BP)出土的木制火坛内壁烧灼物中检测出大麻成分物—大麻酚,由此推测拜火教人群利用燃烧大麻麻醉和致幻这一宗教仪式的存在。同为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的蒋洪恩教授则对新疆更大范围多个早期铁器时代墓地出土的大麻进行分析,据加依墓地出土的保存根系的完整大麻认定这些大麻应为本地采集/栽培,结合其它墓地出土磨碎的大麻推断当时人群主要采用熏烟的方式利用大麻,并有宗教和治病两大用途。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唐自华副研究员介绍了化学考古学在人群迁徙研究的作用和优势(可以细化到个体水平),并对前述的吉尔赞喀勒墓地出土的羊骨和34个人骨个体进行锶(Sr)同位素比例的检测,发现10个个体的87Sr/86Sr值落在当地平均范围之外,暗示这些个体可能是外来迁入个体;此外,他还将这些个体回放到墓地情景,探讨外来个体与是否随葬火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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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的第二天初始,由7位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年轻学者为我们带来西藏地区最新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成果。夏格旺堆介绍了藏东南波密县的阿岗绒墓地2016-2017年抢救性发掘情况,共清理13座墓葬,主要为青石石板墓,出土了陶器、铜器和铁渣,年代在2700-1800BP。罗布扎西呈现了2016年7-8月在西藏山南市乃东县结萨墓地发掘结果,共有石棺墓10座和2座疑似的圆丘封土墓,年代测定在2345-2145BP。赤列次仁则为我们介绍了山南市贡嘎县斯麦墓地发掘成果,包括3座佛塔遗址、1座房屋基址和9座擦擦洞遗址,他据出土的擦擦风格推断,这些遗存可能与阿底侠大师在11世纪左右在卫藏地区传法布道相关。拉姆次仁简要介绍了西藏地区出土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原则、理念及其流程。格桑央金展示了西藏日喀则地区曲德寺和卓玛拉康建筑的修复和保护过程。扎西曲珍则在对山南琼结县坚耶寺进行维修勘察的基础上,对寺庙建筑格局、特征、演变和壁画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最后图旦次郎带来了其在昌都市有近百年历史的东坝古民宅的保护维修前期勘察测绘工作成果。
      紧随西藏考古与文物保护专题之后,会议议题由一个相对集中的点或区域再次扩散,从东北、西北到西南,再环绕到广西地区,串联起大部分边疆和民族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飞峰助理研究员分别分析了三燕和高句丽地区佛教和莲花纹瓦当出现时间,认为莲花纹瓦当的出现与佛教传入有关;他还提出高句丽的佛教是由后秦僧人昙始在东晋太元末年(AD390-396)传入,以及三燕地区莲花纹瓦当早于高句丽并影响后者等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盈博士和董新林研究员详细汇报了2011-2016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发掘与研究收获,包括确认宫城、宫城与皇城中轴线、宫城内一、二号建筑基址以及西山坡遗址为佛寺建筑(以往认为是宫殿)等结论,另外还揭示了该遗址从辽时期的都城到金代地方城的转变以及城市布局的变化(如宫城废弃了)。宁夏岩画研究中心李彤研究员详细介绍的宁夏地区建立科学、完整的岩画档案资料的方法、工作流程以及案例。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任萌老师巧妙地利用岩画的打破关系、风化程度以及技法等方法对新疆巴里坤八墙子岩画进行分期研究,并将划分出来的三期岩画风格特征与考古遗址出土的彩陶、实物等资料进行对比,确定每一期的年代和文化归属。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袁凯铮老师通过对现在西藏拉萨和昌都地区藏族铜佛像生产作坊进行实地考察,总结出砂型、失蜡和锻造等铸造方法以及每一种方法所对应的铜像类型,并考察了其中的技艺传承和工匠分层现象,对我们思考和理解历史遗物背后的历史有启示意义。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的蒙长旺馆员从文献梳理出汉晋六朝的俚人信息,而后提出广西发现的铜鼓以及最近调查与试掘的相关遗址(平南六陈-桂平罗秀冶铁遗址、梧州后背山冶铁遗址和北流铜石岭冶铜遗址)可能与俚人相关,并从几何印纹陶这一文化因素推断俚人的祖先可能是来自先秦南方沿海越人。
      会议的最后两场讨论重点不再限于边疆和民族地区,而是在空间上逐渐向内地辐射和收缩、议题上更加多样化。首先是四位年轻学者带来的围绕夏商周考古展开的研究成果。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的徐昭峰老师根据筒腹鬲、卜骨和彩绘纹样等文化因素出发,提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商文化的来源之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战伟和李彦峰先生对陕西发现的黄陵寨头河墓地和清涧辛庄墓地两类文化面貌迥异的文化遗存进行分析,认为前者应为戎人遗存,后者应为狄人遗存。山西大学陈小三副教授对韩城梁代村M27的铜器进行细致的观察,发现其中一组铜器(尊、角、卣、簋和觚)在细节形制和纹饰上与一般的传世品有异,应为仿制品。厦门大学历史系张闻捷老师巧妙地绕开有争议的“唯越十有九年”的释读,从尺寸、铭文排列、音律组合入手,推断者汈编钟由两组器物组成,并根据考古发现了解到这种组合是战国早期之后才流行的,由此确定“唯越十有九年”只能指代越王翳十九年(393BC),而不是春秋晚期的勾践十九年(478BC);他还提出越国乐钟制度可能存在“二分现象”,即王室使用仿楚青铜钟,普通贵族使用青瓷或硬陶钟。
      紧接着上述商周考古专题的是,安徽大学历史系张爱冰教授通过细读《夏鼐日记》勾勒出1950-1985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指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有若干特点,如主张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法中带有民族学的影子以及坚持不懈地研究古代社会、原始社会、古史分期等重大课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刘尊志教授以考古出土遗迹和实物入手,探讨秦汉时期居住建筑的装饰现象,认为这些装饰兼顾实用和美化作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倪润安副教授对北魏平城地区墓葬出土的灰枕进行分型研究,划分出A型元宝形、B型长方形和C型椭圆形以及梳理各型流行的时空范畴,并根据北魏平城地区这三型灰枕的均匀分布和比例均衡等现象,透视北魏早期的礼制整合和民族融合等历史事件,指出后者是北魏得以与南朝文化持久抗衡的原因。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刘连香副教授对出土的532件北魏墓志进行时空分布研究,发现诸多现象,如最早北魏墓志是迁洛以后才出现的,使用者主要是汉人和或王朝中汉化较深人群,随着汉化程度不断加深,墓志数量逐渐递增;北魏末年数量最多,且多为男性,估计与该时期的政治动乱相关;墓志数量以洛阳为中心,向周围地区递减,形成多重同心扇形层级结构。
      学术汇报的最后一位由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肖小勇教授完成。肖教授带来的是以智能导览的AR眼睛系统为例的文保科技研发项目的实践经验,指出考古与文博专业人员在开发此类产品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再一次把会议的话题拉回了现实。
      除了做学术汇报的嘉宾以外,另有不少主持人和点评学者也为本次会议呈现了精彩的发言。他们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韦正教授、刘绪教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王建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梅田教授、刘未副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文锁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戴成萍副教授、袁凯铮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郭物研究员和常怀颖副研究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葛承雍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张长虹副研究员、新疆社会科学院贾丛江研究员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先世研究员等。
      会议闭幕之际,由德高望重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做总结发言。刘教授指出,虽然进行学术汇报的嘉宾大部分都是中青年学者,但是基本上所有的研究都是从具体材料出发的,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他进而说道,如果年轻学者继续扎扎实实从材料出发做研究,天道酬勤,总有一天无论是个人事业还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都会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样看似平淡却语重心长的总结和感悟,虽然是基于本次会议的学术汇报提出的,但是其指导意义超越了会议、甚至是考古学本身。(文/陈伟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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